夏之時（1887-1950）是個爺們，
24歲趕上辛亥革命，身為新軍排長，
他率領230多人的起義隊伍，
出生入死，對西南的獨立貢獻不菲。
在重慶，他成為蜀軍政府副都督，
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
但夏之時也是個直男癌，
他沒有說“女性的墮落導致整個國家的墮落”，
心底卻十分認同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
對女性的三從四德推崇備至。
他的前妻、本文的主人公董竹君（1900-1997），
最終用一場逃離，成就了一個世紀女性傳奇，
也對他的男權主義，啪啪打臉。
而所有的一切，
要從董竹君與夏之時的邂逅談起，
從另一場決定他們親密關係的逃離談起。
▲夏之時、董竹君合影
兩人相識，起於上海一家“長三堂子”（青樓）。
董竹君是堂子裡的清倌人，賣唱不賣身，
夏之時是時常光顧的“夏爺”，
此時，他追隨孫中山“二次革命”，
流連青樓是革命者的標配。
日久生情，情愫暗生，
夏之時迷戀董竹君冰雪聰慧，
並非一般青樓女子可比；
董竹君欣賞他有激情，有改變社會的魄力，
並深知自己需要找到他這樣的靠山，
才能跳出火坑。
董竹君出生在貧寒之家，
父親是黃包車伕，母親打零工，做粗活，
儘管這樣，父母還是讓她上了私塾。
直到父親重病，家計無法維持，
13歲的她，作價三百大洋，
被賣入了長三堂子。
夏之時希望為董竹君贖身，
然而，年僅14歲的董竹君拒絕了，
她提出要自己逃出來。
她這樣向戀人陳述她的理由：
“我又不是一件東西，
再說以後我和你做了夫妻，
你一旦不高興的時候，也許會說：
‘你有什麼稀奇呀！你是我花錢買來的！’
那是我受不了的……”
果然，她靠自己的力量逃離青樓，
出逃時，她捨去一切綾羅綢緞，
又把首飾通通取下，作揖道別。
此後，終其一生都不愛金玉珠寶。
結婚前，她提出三點要求：
一、不做小老婆；
二、要求夏之時送她去日本求學；
三、將來從日本讀書回來，兩人要組織一個好好的家庭。
夏之時的原配此時病故，
董竹君這才與夏結婚。
婚後，他們一同去了日本。
董竹君在東京女高師學習，
期間，生下了大女兒夏國瓊。
夏之時愛她，但愛得十分大男子主義，
把她當成私有財產一般的愛。
董竹君喜歡音樂，
傍晚在寓所聽到一陣尺八聲，
吹奏的是愛爾蘭民歌《夏天最後一朵玫瑰》。
聽得入神，她會臨窗遙望。
起初，夏之時跟著聆聽讚賞，
但很快就不高興了，把話說得很難聽，
懷疑年輕的妻子愛上吹尺八的男子。
1916年，夏之時奉命回國參加護國戰爭。
走前，這位辛亥革命元勳，
最不放心的是年僅16歲的妻子。
他急電在上海讀書的弟弟來東京，
理由是“陪嫂子讀書”，
實際上是進行人身監視。
最後，夏之時交給董竹君一把手槍，
一臉嚴肅地告訴她：
“如果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
就用它自裁！”
董竹君晚年在自傳中回憶這段經歷：
“我從窗前回過身來，正對著穿衣鏡，
鏡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雙目炯炯。
雪白、細嫩、紅潤的皮膚多麼美呀！
但你的神情又多麼煩悶不悅呀！
你的丈夫並非是理想中的那個多情溫柔的英雄，
而是一位嚴厲的師長。
‘君須憐我，我憐君！’”
▲董竹君
一年後，夏之時的父親病危，
董竹君只得放棄赴法國深造的計劃，
從日本回到四川合江——丈夫的老家，
開始舊式大家族的日常生活。
這期間，夏之時仕途失意，
加上四川時局混亂，民不聊生，
他決然退出了軍政界，做起寓公，
至死未再就任一官半職。
但夏之時把這種失意情緒帶到家裡，
賭博、酗酒、抽鴉片，
還時常用封建思想約束董竹君，
不許她拋頭露面，
只容她安安靜靜做個都督夫人。
偏偏董竹君從來不是籠子裡的金絲雀，
她未曾想過要做丈夫的寵物。
於是，在夏之時眼中，
董竹君至少揹負兩宗罪：
一是作為女人，卻有太多的商業天分。
董竹君自小對貧窮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如今即便生活安逸了，
她對經濟獨立仍有強烈的訴求，
推而廣之，她對女性和窮人天生有親近感。
她創辦了女子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
還私下資助進步人士，
這些都讓夏之時極其不滿。
二是作為妻子，她的育兒觀與丈夫大相徑庭。
夏之時要她生兒子，生兒子，生兒子，
而她連生了四個女兒，
最後才終於生了個兒子。
夏之時對四個女兒不管不顧，
甚至不願意讓她們去上學，
董竹君堅持要讓女兒們受到良好教育。
夏之時對她叫嚷：
“丈夫要你做什麼，你就該做什麼。”
董竹君並不服從，屢屢自問：
“我是妻子，還是牛馬？”
兩個人，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
一個與時俱進，吸納新思想，
永不停步；
另一個踏進封建的泥坑，越陷越深，
直至成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那種人。
有一次，兩人因為小事吵起來，
夏之時對著董竹君前胸狠狠踢了一腳，
還不解恨，又跑進廚房，
拿起菜刀，準備砍人。
這一刻，董竹君愈加堅信，
當年那個意氣風發、解救自己於火坑的英雄，
已經“死”了。
她提出離婚，夏之時不肯。
▲董竹君
1929年，董竹君帶著四個女兒，
開始了與夏之時的分居生活。
在上海，母女五人，幾度落魄不已。
後來，董竹君回憶說：
“現實的生活和處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
一條條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時每刻，
都向我的心肺、皮肉，
每條神經鑽刺著、抽打著。
一家老老少少卻張著口，
等著吃飯，穿衣，上學。
現實啊！迫得我走投無路，
重重的生活壓力使我喘不過氣來。”
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典當行，
當金當銀，
都不曾流淚，
等到連大女兒的大提琴都要當掉的時候，
她忍不住一陣陣的心痛。
這個未曾向命運妥協的女人，
遠沒有自己想象中那般坦蕩從容。
而她也不曾料到，
自己會再次成為貧窮的囚徒。
她東拼西湊，與人合股辦紗管廠，
生意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卻遭遇“一二八事變”，
廠房被日機炮彈擊中，成了廢墟。
正當她為恢復生產，多方奔走之時，
又因家中搜出抗日傳單而被捕，
出獄後，紗管廠只得宣佈倒閉。
她多次萌生自殺的念頭，
都因為不忍拋下四個女兒而放棄。
就這樣熬過了五年。
夏之時出現了，一見面就問：
“幾年不見，事業有什麼成就？”
沒有安慰，只有冷嘲熱諷。
董竹君感覺自尊受到極大的侮辱，
這次堅持要離婚，她說：
“當我為你而痛苦的時候，
總是想到當初人家鄙視我時你支持了我……
你認為的‘愛’，我再也接受不了。
情意不投，對事物的見解不同，
沒有共同語言，
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麼意思？
徒添痛苦罷了。
我已立定今後一生為國為民，
尤其為窮苦人民謀出路做些事情，
為四個孩子謀前途、幸福，
這就是今後我要走的道路！”
他們的婚姻，維持了20年，
還是走向了終點。
據說，他們1934年離婚的時候，
董竹君向夏之時提了兩個條件：
第一，不要斷絕孩子們的撫養費；
第二，如果我死了，請供四個孩子到大學畢業。
夏之時含淚應允，
但一轉臉就不認賬。
一個男人的蛻變，可以到這種程度。
董竹君無語。
▲董竹君在錦江川菜館前留影
人們說，董竹君這個女人，
命很硬。
她這一輩子，時常被厄運之魔籠罩，
也時常被幸運之神眷顧。
在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
她又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
一個是四川人李嵩高，
說在報上看到董竹君脫離大富之家的事蹟，
很受感動，
願意借2000元，給她經商。
董竹君接受了這筆雪中送炭的投資，
決定開一家川菜館。
“錦江小餐”在法租界華格臬路開業了，
董竹君為上海人重新定義了川菜。
無論是環境裝修、餐廳服務，還是菜色烹飪，
她都一改川菜館髒、亂、辣的問題，
一開張就迎來開門紅，口碑傳了出去。
最忙的時候，她親自下廚，
曾三天三夜不下灶臺。
她的另一個貴人是杜月笙。
董竹君後來說：
“我在經營的過程中，
一直是未把錦江作為僅僅是賺錢的企業，
而是把它當為高尚有意義的文化事業來努力的。”
她對餐廳的定位，
果然得到政商、黑白兩道的認同，
有頭臉的人物，最喜歡追求“文化品位”。
上海灘大亨杜月笙，就是餐廳的常客。
據說有一次用餐，等的時間太久了，
不耐煩的他要求董竹君擴充店鋪，
並幫她處理了房東、法工部的關係。
這樣，錦江小餐擴充為“錦江川菜館”，
躍居能容納300人左右的大餐廳。
1936年，她又增開了“錦江茶室”，
成為各界名流聚會、進步人士商討國事最常去的場所。
作為一個連續創業者，
董竹君終於品嚐到了成功的滋味。
當時的上海灘，
錦江的名氣如日中天，
董竹君則是人人稱羨的商業大亨。
有了資本，她可以實施更大的抱負，
與友人創辦女性進步雜誌，
承接印刷廠，印發愛國宣傳材料，
掩護中共地下黨員……
做出了許多血性男兒才能做出的事情。
貧窮曾像刀子一樣，
在她在心中劃下深深的印痕。
在她人生成功的時候，
她真心希望天下的窮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這是她支持革命的心理基礎。
她曾申請加入共產黨，
當時上海黨支部的負責人告訴她，
革命需要經費，
你留在黨外經商比較合適。
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很快淪陷，
日本人看中錦江的招牌，
邀請董竹君到虹口開設分店。
董竹君以找不到高級廚師為由，
周旋、拖延、推掉。
抗命的結果是危險隨時襲來，
董竹君只好將錦江託人打理，
自己遠走菲律賓避禍——
她的長女夏國瓊正在那裡。
直到抗戰勝利前夕，
險些在途中丟掉性命的董竹君，
終於重回上海。
她的錦江兩店，所託非人，
此時虧空嚴重，
經過多方奔走和整頓，
才逐漸恢復元氣，重回巔峰。
▲周恩來與董竹君握手
轉眼到了1950年，
上海市政府為了方便接待中央首長、國際友人，
需要一個安全的高級食宿場所，
希望馳名中外的錦江能夠承擔此事。
董竹君迅速將兩店合併，
遷移到華懋大廈，改名“錦江飯店”，
變成上海第一家國賓館。
隨後，她毅然將飯店捐獻給了國家，
自己僅成為飯店的一個“高級打工仔”。
那是她含辛茹苦經營了16年的產業，
當時價值15萬美元，摺合黃金3000兩，
但她全部股份捐出去，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此時，離公私合營浪潮還有好幾年時間。
同一年，在全國性的鎮反運動中，
她的前夫夏之時，
被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的罪名，
槍殺於四川合江老家。
37年後，才獲得平反昭雪。
離婚後，董竹君和夏之時都未曾忘記對方。
夏之時一度要僱人把董竹君拋進西湖，
但他一直在等她回心轉意，
直到離婚6年後，確認她不會回到自己身邊，
才與一名中學老師走到一起。
1948年，夏、董離婚已經十多年，
夏之時聽說上海要發生戰爭，
寫信勸董竹君回四川躲避兵災，
並說房間已經替她安排好了。
董竹君沒有接受他的好意，
讓他們唯一的兒子回信，
要夏之時明哲保身。
實際上，離婚後，
董竹君一直把他們的結婚照放在臥室床頭，
餘生也未再改嫁。
她沒有在孩子們面前說過夏之時的壞話，
只是說他的脾氣非常暴躁。
▲董竹君與子女合影
十年動亂中，董竹君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但也沒能逃過最後的厄運。
她被投入監獄，
罪名是“特務、漢奸、兩面派、國際間諜”。
她的家被查抄，
組織勒令她交代罪行，
一度被打得昏死過去，進了太平間。
她先是被關押到秦城監獄，
後又轉到功德林監獄，
整整被關押了5年。
到1972年10月，才獲准監外就醫出獄。
1979年3月，她獲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一切看淡。
三聯書店原總經理範用這樣形容過她的人生：
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
黃包車伕的女兒，青樓賣唱女，
處在不平凡的時代，
成了都督夫人、紅色資本家、不簽字的共產黨員、秦城囚徒。
她曾低於塵埃，亦曾創造歷史。
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
歲月從來不放過她，
她也不曾輕饒過歲月。
而她自己則說過一句話：
人這一生，隨心所欲做不到，
隨遇而安不能做不到。
在將近80歲高齡之時，
她開始醞釀寫作回憶錄。
這件事，不亞於重新承受一生的困苦折磨。
幾位親友聽說後，連連勸告她：
你董竹君已經是赫赫有名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人物了，
何必在書中再暴露自己的貧賤出身和苦難經歷呢？
但董竹君不為所動，堅定地說：
“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
亦不因被冷落而懷疑信念，
更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
她拖著病痛折磨的身軀，
費了8年時間，硬是一字一句地寫出了
40多萬字的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
一世多艱，而初心不改，
無論身處濁世盛世，
她始終活成了不屈而乾淨的靈魂。
1997年12月，這位世紀老人在北京病逝。
她生前曾讓小女兒給指揮家卞祖善打電話，
託其尋找《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錄音帶，
想在自己的葬禮上播放。
她想用這首少女時代痴迷過的愛爾蘭民歌，
隱喻自己是夏之時的夫人，
她與夏之時經歷過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
最終以這種方式化解——
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還在孤獨地開放，
所有她可愛的伴侶都已凋謝死亡。
再也沒有鮮花陪伴在她的身邊，
映照她鮮紅的臉龐和她一起嘆息悲傷。
參考文獻：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
範用《送董竹君遠行》
張佩佩《試論民國時期女子實業的創辦及成功原因》
楊建華《四川保路運動中的新軍之傑夏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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