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商行、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的“星火燎原”


農商行、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的“星火燎原”



農商行、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的“星火燎原”



文 | 鄧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央行觀察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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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商行與農村金融改革並行


農商行的征程就像當年的游擊戰一樣,“小米加步槍”,每一個地方的農商行就是一處根據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圖1:農商銀行佔農村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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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農商行的前世今生,可以一窺農村金融改革的“究竟”,也更加清晰地理解農商行的使命和重擔。

說起農商行,確實有很多人會帶著疑問,充滿了複雜的情緒。農商行的形象似乎就是“鄉土氣息”,而股份制銀行、國有大行才是“光鮮亮麗”。然而,我們再回頭看看農商行的歷史,看看農村金融改革的初衷,再看看現在的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和城鎮化建設,農商行的前世今生都是一部“篳路藍縷”的奮鬥史。

農商行歷經十七年的“崢嶸歲月”,已今非昔比。在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歷程中,農商行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引領了民營經濟的崛起,也為農村農業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回眸農商行的發展歷程,也是國內農業農村改革事業和農村金融體制轉型的一個縮影。

農商行的改革歷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歷經二十餘年。

1996年國務院頒佈的33號文件確立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農村信用社正式從中國農業銀行脫離隸屬關係;200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座談會最終促使農村商業銀行誕生;2001年提出按照多元化模式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允許在合作制基礎上探索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同年11月12日,江陰、張家港、常熟市三家農村商業銀行掛牌成立,標誌著農村金融體制的重大突破。

圖2:農商行數量變化情況(單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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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全國8個省(市)開始推行農信社改革試點;2004年,全國範圍進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並延續至今;2010年,重慶農商行的上市則標誌著農商行正式步入現代商業銀行治理體系;截止2016年,全國農商行數量突破1000家。

而農商行的轉型與改革遠遠還未結束,更多的挑戰和機遇還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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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商行與縣域經濟共成長


農商行的成立比較特殊,一般都是以過去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基礎上組建而來。紮根於農村和地方縣級市的農商行成員也極為複雜,包括轄內農民、農村工商戶、企業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共同入股組成。

農商行屬於地方性金融機構,因此自誕生其就帶著濃郁的地域特色。

從農商行資產分佈來看,江蘇、廣東、山東等三個省份是目前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縣域競爭力最強的,這也進一步凸顯農商行在民營經濟、縣域經濟發展中的獨特地位。

江蘇、廣東、山東這三個地方正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江蘇民營經濟最為發達、農業農村改革最早啟動的地區,農商行的誕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江蘇省農商行資產規模居全國之首,目前A股上市的5家農商行均出自江蘇。江蘇地區的農商行自誕生之日起就帶著民營經濟的血脈,以張家港為例,入資參股的全部是民營企業。當時參股的企業都是當地赫赫有名的民營企業,這也是後期農商行發展迅速的一大重要原因。

圖3:農商行的市場化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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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農商行在縣域城市“生根發芽”,依託於過去農信社積澱下來的客戶資源、銀行聲譽以及縣域各級部門的支持,縣域城市的農商行成為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機力量。如紮根於全國百強地級市宜昌的三峽農商行甚至成為當地銀行業的“翹楚”,在規模、影響力以及發展速度上均位於前列,遠超傳統的“五大行”和股份制銀行,其分量已是舉足輕重。

縣域經濟成為支撐農商行大規模發展的源動力,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民營經濟結構、人文素養等密切相關,因而形成了全國1000多家農商行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

誕生於農村金融改革的農商行,推動了縣域經濟、農村振興和民營經濟發展,這種優勢和底蘊十分深厚,也是廣大的城商行、股份制銀行所無法比擬的。農商行的優勢在於深耕縣域經濟和廣大農村地區,藉助於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建設、精準扶貧以及鄉村振興三大戰略。農商行的發展前景仍然十分令人期待,但也面臨現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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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商行的共同困境——危機中亟需突圍


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農商行的發展也遭遇到現實困境。從比較成功的幾家農商行來看,無一例外在股權治理結構、經營管理、風險控制以及信息披露方面更加規範,治理體系更加健康、可持續。但是,數量龐大的農商行也存在諸多的發展難題,迫切需要變革。

農商行的發展困境具有共性,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

(一)股權結構不清晰、治理體系混亂。

農商行脫胎於傳統的農信社,成立之初就存在一些股權不清晰的老問題,雖然初期引入了比較優質的民營企業,保證了農商行的啟動資金,但是隨著農商行業務擴展,優質的民營資本有限,法人股高度集中甚至引發股東之間的博弈。

目前農商行的法人股權構成主要包括兩類:

一類是國企,以地方國有企業居多,如重慶農商行的大股東是重慶市政府地方國有投資公司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江南農商行的第一大股東是常州國資委旗下的常州投資集團;

二類是完全民營化,如張家港行,大股東包括江蘇沙鋼集團有限公司,吳江銀行的大股東是江蘇新恆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蘇州環亞實業有限公司等。

農商行上市後股權結構逐步規範,但是大量的農商行缺乏股權結構安排,受制於體制監管掣肘,加上股權分散、治理混亂,部分農商行的股東一般是銀行的公司信貸客戶,利益錯綜複雜。

(二)經營管理不善、缺乏制度保障。

農商行飽受詬病的是其經營管理問題,許多的農商行成為利益輸送的一部分,農商行的不良率高企主要原因是經營範圍偏窄,主要立足縣域和農村地區經濟,貸款投向多為區域集中度高和行業集中度高的農林牧副漁、製造業等,貸款風險較大。農商行的股東單一,其他的股東股權分散,沒有話語權,在農商行的業務發展上缺乏監督。

農商行的董事會、監事會等缺乏制度建設,董事長違規事件頻發,近期銀保監會處罰的兩家農商行均為經營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南部農商行被處罰是因為2016股金紅利進行分紅,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吉林靖宇農商行則是因為同業融出資金超比例、違規分紅、貸款風險分類不準確等問題被罰。農商行一度成為各個民營資本爭先追逐的“優質資產“,同時也有大量的政府機構、企業等存在利益輸送,利用制度漏洞牟利。

(三)不良率攀升、風險問題暴露。

2018年8月銀保監會的數據顯示,2018年二季度末農商行的不良率達到了4.29%,較一季度上升1.03%。由於宏觀經濟環境、產業轉型等因素導致市場預期不穩,去槓桿等因素加劇了不良率,但是農商行的業務範圍偏窄,行業週期性較強,風險管理不到位,產生了很多的風險事件。

農商行的信貸策略、信貸業務管理整體素質偏低,缺乏創新,過分依賴人工審批等,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難免會產生惡意騙取信貸資金的隱患和漏洞。同時,監管要求“逾期90天全部納入不良”更是引爆了農商行潛伏已久的不良率。現如今一些地方的農商行掀起一波“股權拍賣潮”,估值折價的新聞不絕於耳,僅8月份就有多達140家農商行涉股權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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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商行的成功轉型——尋求上市


農商行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承擔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任,與縣域經濟、民營經濟“骨肉相連”,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隨著銀行業改革和治理現代化,農商行的出路問題迫在眉睫。

因而,尋求上市成為所有農商行的共同理想,而那些成已經上市的農商行探索出了一條農商行改革的成功道路。

農商行的發展速度和規模不可小覷。如果說銀行金融作為一整條食物鏈,那麼最頂端的是以“六大行”為代表的國有大型銀行,最底端的則是農商行,數量龐大,截至2016年底,全國農商行的資產規模20.2萬億元,佔據銀行業總資產的8.7%。截止2017年底,6000億元以上規模的農商行則達到了5家,分別是重慶農商行、北京農商行、廣州農商行、上海農商行和成都農商行。

短短8年時間,從2010年國內第一家上市(H股)的重慶農商行到另外5家A股上市的農商行,集中於經濟最發達的蘇南地區,包括江陰銀行、常熟銀行、無錫銀行、吳江銀行和張家港行,九臺農商行在H股上市,總共有8家農商行。

重慶農商行正是農商行上市的典型案例。2018年8月30日,第一家上市的重慶農商行披露了中期業績報告,2018年1-6月,該行完成營業收入132.62億元,同比增長15.87%;實現歸屬於公司股東淨利潤48.36億元,同比增長5.26%。截止6月底,其資產總額達到9086.37萬億。這一亮眼的成績使得重慶農商行愈加奪目,2018年1月,重慶農商行A股IPO申請獲得受理,預計2019年上半年完成A股上市。這一矚目的業績背後可以窺見農商行的發展前景,而重慶農商行成立才10年,短短十年飛速發展,即將成為首家“A+H”股上市的農商行。

圖4:全國十強農商行名單(截止2017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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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商行的上市歷程來看,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農商行的轉型之路。一方面農商行通過上市謀求更大的資本金,擴大資本補充渠道,可以為農商行的發展奠定非常好的資本、信譽和業務拓展,而且上市募集資金的成本更低且有可持續的外源資本;另一方面,農商行的上市也意味著自身的發展實力和比較健全的治理結構,對於規範農商行的股權結構、經營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來看,農商行的上市的確探索出了一條比較成功的道路,為農商行的轉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是這些上市農商行的股權結構調整、現代商業銀行治理、組織和制度化設計等積累了非常成功的經驗,都為其他農商行的轉型提供了學習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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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破不立——農商行的改革再出發


“不破不立,破而後立”,當下迫切需要突圍的是農商行的股權治理體系。農商行的變革不會是單純依靠上市,而是需要借鑑這些成功上市的農商行的經驗,從制度上下功夫、下大力氣,解決那些過去乃至現在一直困擾在農商行上的“頑疾”。

(一)制度層面,包括股權結構、公司治理和經營監督。

農商行一直備受爭議的是其股權結構的複雜性,雖然現在農信社的改制在如火如荼進行,但是脫離了農信社的農商行本身仍然帶著農信社的許多弊病。

首先應該規範股權,釐清股權結構,將大量的資格股進行收購,大力發展投資股,引入合格投資者,包括具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投資機構,形成戰略投資者,補充資本實力。另外,還可以將更有發展前景的農村合作社、農村集體企業納入到農商行股權當中,構建可持續的資本金。

其次是要加強公司治理,形成董事會、監事會制度,避免“一言堂”和“個人主義”,嚴格執行“三會一層””的法人治理結構,尤其是強化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管相結合的約束機制。最後是要進一步完善股權託管中心建設,使得農商行的股權能夠自由流動,合理合規有序轉讓,增強農商行股權的價值。

(二)管理層面,包括風險控制、人員素質培訓和經營定位。

農商行的管理是一個大難題,不僅牽涉到大量的農商行,而且各個地方的農商行存在無序競爭、惡性競爭的環境,幾乎在比較大的省市都有數家甚至數十家農商行,大都脫胎於當地農信社,人員素質非常低,缺乏專業化的培訓。在風險控制方面,仍然延續農信社的人工徵信、人工審批的模式,在傳統的農信社時期,依靠熟人、宗族關係、社會關係等建立起來的風險控制體系非常脆弱,不可能適應現代風險控制的轉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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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農商行要大力投入人力資本,建立高素質人才隊伍,培養一批專業化的農商行業務人才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對風險控制進行科學規範操作,建立健全風險控制模型,包括信貸展業三原則、風險預警、擔保機制、授信審批管理等等,都需要規範,杜絕傳統的人工模式。最後,要明確農商行的發展定位,根據地方發展特色和區域經濟需求,開展特色化業務。

例如張家港行主要依託當地的優質中小微企業,公司確立了專注於服務中小微企業、三農和個人客戶的市場定位,構建差異化、特色化的農村金融業務經營和發展模式。

(三)業務模式,包括信貸業務、理財代銷以及同業業務。

農商行的信貸業務投放畢竟集中於中小微企業和“三農”,這些傳統的業務也是農信社的優勢,延續到農商行。一些較大的上市農商行則將業務擴展到城區,包括城市周邊區域,覆蓋面更廣,北京農商行就設立了跨省村鎮銀行,實現跨區域服務。

2016年原銀監會發布《關於做好2016年農村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勵農商行跨區設立分支機構,這也是農商行實現業務增長的契機。資管新規落地後,農商行的理財發行必然遭遇一些挫折,在淨值化產品方面加快轉型,大力投入標準化資產投研能力建設。

在同業業務上面臨“去槓桿“的壓力,當前應嚴格遵循同業業務監管要求,避免觸碰監管紅線,專注於能夠開發和推廣更適合地域特色、農村農民金融需求的金融產品,在中間業務上爭取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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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農商行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歲月,這其中有篳路藍縷,有艱難困苦,也有喜獲豐收。第一家國內H股上市的重慶農商行,如今已成長為農商行的“巨擘”,其規模、營業收入、淨利潤等表現都非常良好,成為農商行的典範;國內首家農村商業銀行——張家港市農村商業銀行同樣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成為國內一流的農商行,是國內農商行的探路者。

充滿中國地域特色的農商行的確從誕生之日起就有著“鄉土氣息”,有著深深的農村金融改革的烙印。在這其中存在著種種的困境和難題需要破解,內生性問題同樣也是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不徹底的一個縮影,最佳的選擇仍然是改革。

“打鐵還需自身硬”,農商行的未來前景是可觀的,從重慶農商行的“A+H”上市成功,到如今8家農商行的優異成績。立足於地域特色,紮根於廣大農村和縣域經濟特色,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商業銀行治理,是農商行的正確方向。“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同樣適用於農商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鳳凰涅槃,農商行過去、現在是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突圍的急先鋒,未來仍將是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蝶變”的引領者,是支持縣域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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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聯席院長:由曦

暢銷書作家,著作《螞蟻金服:科技金融獨角獸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國計算機用戶協會金融互聯網分會暨中國網絡金融聯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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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聯席院長:付學軍

暢銷書作家,著作《教你炒股票之纏論新解》(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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