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是他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規劃。
打印完需要應付第二天臨時檢查的材料，已是凌晨2點，整個辦事大廳空蕩蕩地只剩王琪一個人，她要把將近1米高的材料從打印處一點點搬到辦公室。回到住處後，王琪疲倦地躺在床上，雙眼看著天花板，反覆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這份工作，它到底能給我帶來什麼？”
這樣的念頭在為期兩年的公務員生涯中時常出現在王琪的腦海裡。2014年6月，本科畢業的她在父母的勸說下，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省黨宣部，負責寫一些宣傳稿和政府文件。僅一年過去，“堅決不想再在這裡待下去”的聲音幾乎開始每天盤旋，甚至嚴重到她後期對待工作都產生了憤怒的負面情緒。“在這樣的環境裡，我真的要崩潰了。我不怕辛苦，但當時做的很多工作和加班都是為了應付檢查，毫無意義。平時認真工作也不會被領導重視，後面愈發沒有積極性，我不想變成發揮不出價值的人。”幹滿兩年，她選擇裸辭，離開了體制。
王琪是中國近5000萬“體制人”中的一員，而體制在現實中就像一道高牆，將職場中的人區隔成體制內和體制外。我們通常所說的“體制內”主要包括國家黨政機關、直屬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體制內的組織架構是，從基層開始，每個人有明確的崗位分工，各司其職，員工的職位等級主要按照工作資歷來評定，即論資排輩。
至今，王琪的父母還會因為惋惜她辭去工作而唸叨幾句。不難理解，在父母輩心中，體制幾乎能夠與一份理想職業畫上等號。“大部分人選擇體制內的原因都在於工作穩定、擁有可預見性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工作時長也相對固定，並且他們會擁有較好的社會地位，為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帶來便利。”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李強告訴《第一財經週刊》。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體制撐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意味著員工只需要完成本職工作，就能保障收入，且永遠不會面臨被辭退的風險。因此，進入體制就等同於擁有了一份“鐵飯碗”，希望進入體制工作的人數還在逐年增加。根據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公佈的2018年國考人數顯示，2018年報名過審人數達到165.97萬人，較上一年增加了17.34萬，創下近7年新高。
但近幾年也有一部分和王琪一樣的年輕人在嘗試從體制內走出去。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更迭，他們的觀念不斷受到衝擊。
這群年輕人擁有極為相似的背景和人物畫像：他們中多數是為了順從父母的意願而踏入了體制這個舒適圈，卻在日復一日的重複性工作中，逐漸察覺到體制內的另一面，例如個人工作主觀能動性的喪失、專業技能的退化、晉升通道的緩慢和溝通思維固化等問題，體制的光環在他們眼中黯淡下來，從而使他們下定決心離開體制。
脫離了刻板的層級制度和一成不變的工作環境後，跳槽進入市場化企業賦予了他們更多上升的空間和擇業機會，但同時他們也需要面對和適應與體制內截然不同的一套職場規則，不斷完善自身的職業競爭力。幾位離開體制的年輕人跟我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他們的勇敢背後，有努力，也有迷茫。
為什麼我必須要離開？
2017年10月，在河北一家電視臺工作了一年的張茜霖覺得有點兒不認識自己了。
她本科學習的是英語，畢業後，她沒有像同專業其他同學一樣去任教或從事翻譯工作，而是聽從父母的安排，考入了老家當地的電視臺，擔任新聞播音員。在父母眼裡，“這份工作十分體面”。她也收到過來自北京一所語言培訓機構的offer，但被父母阻攔了—在擇業這件事上，過去的她幾乎沒有為自己爭取過。
不過這並不代表她對體制毫無怨言，事實上從一開始她就有點排斥，甚至，在進入體制前，她“就知道自己在那裡待不長”，因此她也表現得沒什麼“上進心”，只是覺得“把自己分內的事做完，沒有想過再往上走。”
而正式開始工作以後，實際的工作常態加速了她想要放棄的想法。每天上午9點，她聽著新聞節目走進電視臺，然後便開始坐在工位上發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周圍同事閒聊家長裡短的聲音使她煩躁不安。一直等到下午或者傍晚拿到記者發來的稿件，她才換上正裝、化好妝容、戴上一頂栗色短髮造型的假髮，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播音間內，開始當天的工作，而通常她播完所有的新聞只需要半小時。
用張茜霖的話來形容，這是一份“動動嘴皮、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完成的事，且可能要過20年才能轉崗。”英語專業畢業的她，這一年中除了要面對自己在職業技能上沒有任何提升的“痛苦現實”，最令她無法忍受的，還有漫無止境、虛度光陰的等待。“體制內的人都過得特別有恃無恐，即使工作做得不好也不會失業，但我不希望剛畢業就學會了推卸責任、放棄積極和努力的鬥志，我很害怕被這個環境改變。”
職責明確使得體制內的很多工作都無法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也使得很多對自身有要求的年輕人，無法在崗位上體現自己的創造力，並因此喪失了成就感，自我驅動力也隨之降低。
“體制內的工作就是要做專。”李強用在工商局辦證的崗位來打比方，“這樣的工作無法再往外延展到更多的邊界，體制內也不會支持這樣的情況發生。”
一次春節的高中同學聚會，觸發王琪開始反思體制內工作的意義，並讓她產生強烈的危機感。
因為受到體制內工作的父母影響，王琪一開始對體制內的工作並沒有十分排斥，還在入職前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明確體制對於她而言的吸引力在於過得去的薪水和穩定閒適的工作環境。
但那次聚會上的“格格不入”卻讓她充滿了“恐懼感”。來參加聚會的同學有些在一線城市工作，有些剛從國外留學回來，即便大家圍繞各自工作的困擾展開話題，王琪卻感覺自己就像是那桌飯局裡的“局外人”，“我的大學院校並不差，但經歷了一年職場後，好像和同學成了兩個世界的人。”王琪突然開始害怕了，“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那個時候我意識到，在一些層面上，我和其他同學的差距已經拉開了，而且越來越大。”她突然清醒，自己不能再這樣“與外界隔離一般”地繼續閉塞地工作下去。
體制內也不乏最初對個人職業目標有清晰規劃的年輕人。相比於薪酬，他們更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但體制內無法逾越的“先來後到”的層級制度、緩慢的晉升通道和不完善的獎勵機制，卻在慢慢消磨他們的耐心和熱情，使他們逐漸萌生離開的想法。
直到2015年研究生畢業，顧佳都沒有想過進體制內工作。通過同學和老師，她對體制內工作的“刻板”和“循規蹈矩”早有耳聞，而另一方面，學習編程技術的她要找一份工作並不難。但當地農林局到校園招新時，她因不想違背父母的意願，抱著隨便試試的心態參加了面試，卻意外地被順利錄取，並且還是與她所學對口的數據分析崗位。顧佳“雖然心裡掙扎了一下”，但抱著“體驗一下也好”的心態，開始了這份體制內的工作。
在顧佳對自己的職業規劃裡，不論去哪裡工作，她都希望能運用所學的技術，解決工作上的具體問題，提高工作效率，並且勞有所得。但一年時間內，經歷了體制內的工作忙季和年底的績效考核後，她對體制的固有認知一點一點得到了驗證，顧佳的心理出現了波動和質疑。
“體制內就像一個封建社會，我過得很煎熬。”顧佳回憶道，“在體制內做事有些身不由己，很多時候我的工作內容、未來的工作去向全部都由領導決定，做事的條條框框很多，很多福利要講究先來後到的順序，並不會因為你的能力突出而給你。”
讓顧佳決定辭職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體制內的一些行事方式，這在她看來已經觸碰到了她專業素養的“紅線”。技術出身的顧佳非常注重數據的嚴謹性，但在體制內，為了使領導業績達標，她需要配合數據造假，甚至需要“精心設計”一套數據，錄入到數據庫內，最後使系統運行呈現合理的數值，這件事讓她“至今無法理解”。
現在回看當時自己入職前立下的目標，不免顯得有些“理想主義”，她發現個人的價值愈發得不到體現，努力也無法被重視，“我看透了，如果在這裡幹一輩子，我可能會廢掉”，2018年春節期間，在和家人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之後，3月時顧佳裸辭了。
年輕人選擇從體制內開始，大多出於長輩的壓力，以及對穩定生活的渴望，但他們同時又有著強烈的自我實現的追求，當體制內的工作無法滿足他們的自我成就感，他們越來越敢於選擇離開。“現在不少年輕人在選擇企業時，自我意識被點燃了。他們更看重自己是否在企業中獲得尊重，是否能實現自我，而不僅僅把它看作是養活自己的一個工具。”李強觀察到。
離開體制前，我並不是毫無準備
因為工作性質的差異，體制內和體制外對個人的能力模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在離開體制前，需要對個人的職場競爭力重新做一輪覆盤，提前做好適應新環境的準備。
王琪在意識到和外界環境的視野差距後，開始琢磨在工作範圍內找一些能夠挑戰能力的事鍛鍊自己，為跳出體制加碼。意外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她挖掘出了自己能力上的優勢，為接下來的求職明確了方向。
在宣傳部內，有項工作需要員工通過查閱資料分析一些國際上發生的政經時事向省裡彙報，因為工作量大且繁瑣，過去王琪總是“能推則推。”但在跳槽念頭的推動下，她開始為了寫好一篇文章而去閱讀大量書籍及外媒資訊，通常她會用一週時間寫出一篇4000字左右的熱點分析提交。
領導的好評讓她對自己的文字功底有了信心，她發現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只會按照套路半小時寫一篇紅頭文件的普通職員。“這是一份我可以在體制內獲得的寶貴經驗，也是可以寫到簡歷裡的亮點，算是一種無形的技能吧。”有了這個經驗，王琪認為自己之後可以從事跟文字相關的工作，作為跳出體制的新開始。
而起初就沒有打算在體制內長待的顧佳近3年內都沒有放棄過精進自己的編程技術。在休息日，她喜歡研究一些新出現的軟件，並且嘗試搭建新的模型算法。這一方面是出於個人興趣，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主動提前縮小和企業技術之間的能力跨度。“我比較擔心自己所學的知識到了企業內是否夠用，他們是不是已經技術很先進了。但我本身比較愛學習，如果跟不上，花一兩個月時間，提升起來也是很快的。”
對未來職業規劃依舊迷茫的張茜霖選擇離開體制的方式是去北京讀研，因為在決定辭職尋找下一份工作時，她發現自己沒有任何核心競爭力，“我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這兩年什麼都沒有學到。根本不及其他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是一張白紙，而且有一腔熱情，但我做的事情，誰都能來做。”在沒有想好下一步計劃之前，張茜霖決定重回校園，繼續深造或許能讓自己進入一個相對更高的平臺。
之所以從體制內跳槽，本質上和在體制外跳槽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無非是出於當下崗位與個人未來的職業發展路徑不匹配。李強建議，“在跳出體制前，首先要想好自己的職業目標，如果當下的工作不能為實現它貢獻任何助推力，那還是越早跳越好。”
很多從體制內出去的人無法順利融入體制外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在離開之前並沒有完全理解兩種工作方式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李強分析道，體制內的工作對多數人來說，都屬於“一個螺絲一個釘”，負責好個人位置上的任務就足夠，而在體制外，個人需要比領導佈置的任務想得更長遠，甚至從企業未來發展的角度出發，也要兼顧個人能力的提升等多個方面的問題，更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所謂主觀能動性，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持續和快速學習的能力。APEX派思諮詢創始人李晨面試過一些從體制內跳出來的年輕人，他發現，體制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對年輕人思維模式的固化。在體制內入職，上崗前可能會參加一個月的基本培訓，之後就可以依靠這套模式完成後期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但在企業內可能每一天都需要學習新的內容，但很多體制內的年輕人在工作2到3年後，已經喪失了這種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價值的能力。
因此，在即將進入“非舒適圈”時，除了在心理上需要有面對未知新環境的預判意識，更重要的是在能力上要做好應對完全陌生的工作內容的相應準備。企業不再是溫室，而是一個競技場。
最理想的情況是，從體制內就開始彌補將來所需要的技能，重拾學習能力。“因為在企業內工作節奏開始加快，更講究個人的綜合能力。”李強以體制內的宣傳崗為例，可能原本在體制內，公司人只要有比較好的文字功底就可以完成任務，但如果到企業去做公關工作，除了文筆好，還要有較強的項目統籌管理能力，瞭解公司的產品並能策劃包裝宣傳等。所以一旦確定跳槽目標，在體制內就要開始尋找機會補課。尤其對於跨行業的跳槽來說，提前對行業有深入瞭解是非常必要的。
新的開始，也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
即使已經在體制內有過幾年的工作經驗，但進入企業還是初學者的角色，從找工作開始，一切都要從零學起。這群離開體制的年輕人，在企業中重新開始一輪自我認知和成長，這其中有磕絆，也有驚喜。
王琪辭職後，先讓自己放鬆了3個月，她去健身房鍛鍊、積極參加同城活動，目的是為了儘可能接觸來自各行各業的不同人群，與他們交流。“我與社會脫節太久了，只知道未來會繼續從事傳媒行業，但如果讓我現在談職業規劃，可能我連有哪些職業都不知道。”王琪感慨道。
但因為缺乏找工作的經驗，以及判斷一個公司好壞的能力，王琪的第一份工作沒幹滿一個月就辭職了。今年6月，她陸續收到了3份offer，卻選擇了其中薪酬最低的一份——一家獵頭公司的公關。“我更看重這個平臺的價值。”在這家公司工作，王琪服務的客戶都是全球500強企業，儘管目前這家公司在行業內並沒有很明顯的成績，但王琪很快調整心態，把它當成是自己熟悉行業的機會。當上級要求她為公司寫一份品牌策劃時，她只用了3天時間就交出一個漂亮的方案，同時還分析了競品公司的定位、需求、媒體投放形式等，得到了上級的肯定。新的開始讓王琪對自己的學習能力更加自信，儘管面對日新月異的變化仍然充滿了迷茫，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慢慢適應這個體制外的新環境。
今年4月入職企業後，顧佳相對順利地開啟了新的工作狀態。她不再是過去在體制內單幹的個體，而是整個項目團隊中負責技術環節的一個成員，這讓她第一次體驗到了個人價值發揮的成就感，“大家都是合力將項目順利完成，能真實感受到我的技術分享可以提高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且在完善的激勵機制下，即使加班辛苦，顧佳還是覺得比起體制內的“心裡苦”要更有幹勁。
而相對於環境穩定的體制，她反而很享受企業內的變動，這種變動來自於項目排期的變更、身邊同事的流動甚至工作地點的更換，這些都提醒著她要時刻保持應變的能力，也不再會有過去那種“職業生涯一眼看到頭”的虛無感。
度過3個月適應期後，顧佳為自己做了職業規劃。過去在體制內，個人的能力還被禁錮在某一個技術上，但之後，她希望自己能夠培養大局觀，往項目統籌或者管理的方向去發展，“我沒有用新人的態度看待自己，希望自己能將上升的時間縮短一些，以最快的速度上升到新的臺階。”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琪、顧佳、張茜霖均為化名。）
劉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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