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我們該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衚衕、青磚灰瓦和四合院,是一代老北京人的回憶,也是中國近代史的見證。然而,這些作為歷史記憶載體的老房子,如今大多已經變成了街道、新樓盤和購物廣場。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的 “梁陳方案”敗給了前蘇聯專家的意見起,北京老城就開始了一個大拆大建的過程。改革開放後,隨著財稅體制改革,地方政府開始依賴“土地財政”。北京的“舊城改造”更是進行得如火如荼。

王軍在1991年大學畢業之後,便到新華社跑城建口,現擔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和故宮學研究所副所長。二十多年來,他每年要完成大量調查研究任務,給決策部門提供參考。他系統地研究了梁思成學術思想、北京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問題,並著有《城記》、《採訪本上的城市》、《拾年》和《歷史的峽口》,也一直為保護老城、合理規劃而奔走呼籲。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王軍

201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覆提出,做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城市特色風貌塑造,加強老城和“三山五園”整體保護。當下北京老城的情況是,一方面很多房屋長期衰敗,無人修葺,另一方面,很多被拆掉的老城區,在進行大規模房地產開發,興建“假古董”。

11月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統規自建、流水不腐:北京老城恢復性修建的適宜路徑”的座談會上,王軍發表了自己的最新看法。他認為對老城進行恢復性修建,必先查明老城衰敗之因,才能對症下藥。我們必須思考:老城位於北京城的中心地帶,身處黃金寶地,為什麼長期失養,得不到保護?為什麼古代北京未曾發生過這樣的情形?為什麼以房地產開發的方式,推行大規模“保護工程”,無助於解決這一問題?

老城復興,離不開生於斯長於斯的民眾

王軍認為,去年國務院“老城不能再拆”的批覆體現了中央保護老城的決心,針對的是北京老城之內,長期存在的大拆大建問題。所以,當前應該全面叫停老城內的成片拆除項目,進行清理、篩查,即時撤銷、轉移,以確保已為數不多的老城無失。

在確保老城無失之後,如何進行恢復性修建呢?當下對於老城的普遍性做法,就是所謂的“恢復性修建”,也就是對歷史街區進行大規模房地產開發,興建仿古建築,或要對歷史街區用青磚灰瓦做一些表面文章。對於這樣的“城市化妝運動”做法,王軍表示反對。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重新建仿古建築的前門大街

以北京的前門大街為例,儘管前門大街的恢復性修建修得很到位,甚至照著老照片來修仿古建築;但王軍認為,由於地皮不能一小宗一小宗地賣,導致當時修好很久後,有些地方賣不出去,還是無業主狀態,老的居民和住戶也不會回來。

類似的問題,同樣出現在耗資巨大的鐘鼓樓歷史文化保護區改造規劃中,當地老字號店鋪和原生態的風土人情都跟著消逝了。王軍去探訪當地的商販,他們最苦惱的就是沒有回頭客,這裡變成了一個景區。這意味著曾經有機的社區不存在了。

在老城修復這件事情上,區政府沒意識到,其實只要老城不拆了,大家對這地方還是有信心的,政府反而可以少花錢,由於老城獨特的景觀,資本還是會進來的。

老城的保護和復興,離不開生於斯長於斯的民眾,離不開財產權的保護,離不開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也離不開可持續的改造計劃。王軍從中國古代的傳統中,尋找到老城保護的一些思想資源:多方參與,統規自建,產權明晰,流水不腐,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傳統。恢復性修建,首先要恢復的是這樣的生長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從最根本上,推動老城的保護與復興。

在政府的設計導則下,中國古代民眾能自己建造房子

中國古代的城市建設,跟西方的很不一樣。西方很多城市是“生長”出來的,而以北京老城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城市,是以統一規劃著稱。其建造實施,分工明確。住宅以居民為主體自主建設,按照統一的設計導則興建,生成宏大有序的城市母體建築群,這就是“統規自建”。

另外,房屋的質量依靠產權人與市場的力量維持。實際上,政府保護房屋產權,建立有序的不動產交易租賃秩序,依靠居民與市場力量進行修繕、更新,並不需要政府大規模資金投入,使房屋質量常年不腐,這就是“流水不腐”。

王軍認為,這個傳統在中國歷史裡源遠流長。元大都建設的時候,就在一定的準則下讓大家自建房屋。明清兩代亦是如此,政府對營繕制度有詳細規定,比如說用什麼樣的顏色、哪裡不能用斗拱等。民眾在政府的設計導則下,也有自由度去發揮,去建造自己的房子。這就是統規自建的傳統。政府不必大量花費資金進行整體建設,也能保證北京老城在景觀上和而不同、錯落有致又井然有序。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元大都規劃平面圖

而且,中國古代對私宅權益的保護也做得相對到位。在居延出土的漢簡上有云:“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唐律疏議》賊律條夜有這樣的條款:“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在法律上,無故私闖民宅是一種罪行。這裡體現的是中國古代的執政者,對於私人房產權益的保護態度。有了這種保護態度,房主們才有安全感,才會去不斷花錢維護修繕自己的房屋。

另外,我們總說中國古代只有刑法,沒有民法,其實“民有私約如律令”。王軍認為民間的契約和合同,不妨就可以被認為是“民法”。“民有私約如律令”這句話,最早出自西晉太康五年的楊紹買地券磚裡。在這之後,地券的文字慢慢在唐末形成定格,都會標記四方邊界,以及有中間人作擔保。可見,中國古代並不是不重視契約,而且有著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楊紹買地券磚

此外,早在宋代,中國就有“房地產稅”了,當時叫“城郭之賦”。這支撐起了《清明上河圖》裡繁榮的汴京。宋代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商業的繁榮,是“城郭之賦”的基礎。收上來的錢,一部分用來提供城市公共服務。《東京夢華錄》有記載:“東京每坊巷三百步許,設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各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可見,類似於治安、消防等現代公共服務,已經在宋代初具規模。

在新中國創立初期,1954年的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但是在極左時期,私有住宅的產權體系遭到破壞,私房被充公,或被違法侵佔,大雜院和危房問題由此產生。

改革開放後,官方啟動了大規模的危改計劃,面對拆遷的強勢,老房子雖然身處黃金寶地,也無人敢買,無人敢修。沉痾難愈的產權關係,不動產製度的變動,瓦解了城市的自然生長機制。理不清的產權關係,隨時可能拆遷的不安全感,大家自然也不會主動花錢去修葺自己的房屋,僅存的北京老城便愈加破敗了。

老城的衰敗問題,自此而來。王軍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政策性衰敗”。“政策性衰敗”需要用政策來治,是推土機無法去除的。住宅權利的穩定,乃住宅生命之“源”,住宅市場的公正,乃住宅生命之“流”,一個城市欲“源遠流長”,此道不可偏廢。

讓老城重新生長起來

王軍最後給出建議,一次性大規模改造要被小規模改良取代。群眾參與,能為城市復興提供強大動力。政府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務能力,保障居民權益,維持社會的穩定,保持社區生活的延續性。而基於遺產價值、不動產價值的稅收政策,也能為城市財政提供支撐,形成良性循環,而不是依靠大拆大建吸引開發商的土地財政。

在老城恢復性修建的具體過程中,偉大的城市形態誕生於偉大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統規自建、流水不腐。政府制定設計導則,以居民為中心,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並推動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於財產權保護的公共政策,鼓勵產權人參與房屋修繕,建立有序的不動產交易租賃平臺,確保房屋質量流水不腐。這樣才能從老城的細胞開始,慢慢修復老城的肌體。

比如國內的香格里拉古城的災後重建,就是統規自建的典範。火災之後,政府規劃好了邊界,居民們自己蓋,但是得用傳統的方法和傳統的手藝。政府提供資金和技術上支援。這樣蓋起來的房子,還是老城的味道,老城似乎又重新生長起來了。此外,玉樹災後重建的案例也是統規自建的典範,還有紹興老城的保護案例,這都是北京老城改造值得參考的。

王军:我们该如何拯救北京老城?

火災後重建的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唐曉峰認為,拆房子,不僅僅只是把房子拆了,也是拆掉了一種歷史和關係,而且還是理不清的歷史和關係。比如,老百姓和衚衕之間,是存在著這樣的複雜關係。所以,房子的問題,永遠不只是房子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尊重人和房子的關係,才能理解這些歷史價值。

在唐曉峰看來,王軍的分析切中了北京老城問題的要害。以往的做法,總是從個案下手,沒有從整體下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困惑,要從體制上找原因,從最根本的原因下手,才能理清很多困惑。

新京報記者 蕭軼 實習記者 徐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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