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1 22:47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蓝陈嘉
认真倾听矛盾双方的诉求，果断把握调解过程中的节奏，温柔抚慰当事人受伤的心灵……丽水市司法局开发区分局普通干部应步潮，一个33岁的大男人把“调解”这份细致活做得无比妥帖。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难平是人心。“调解”正是一份需要平衡人心的工作，应步潮乐在其中、精在其中。“只要应步潮接手，就没有调解不好的事！”在丽水开发区，应步潮的名气很大。今年5月，他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调解本领呢？还是来听他自己讲述他的调解故事吧！
拍桌子吵架的混乱场面，稳住了！
2015年2月的一天，我接手调解一起工亡案。那时，我刚接触调解工作不久，听说死人了，不免心中一颤，有点担心自己稳不住局面。我用不服输的心劲给自己壮胆，放开手脚去做。
事情是这样的：一名四川籍的工人在操作机器时不慎被碾压死亡，家属索要赔款。我是学法律的，这事情当中的法理关系，我很明晰，但我也知道，调解这类事件，光有法理是不够的。调解前，我想像了调解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混乱场面，然后想好了应对措施。
果不其然，调解当天，死者家属人多势众，情绪也十分激动。调解现场，他们拍着桌子，要求企业给一个交待。这个场面，我是有预想的，所以极力保持着镇定，“先喝口茶，我们慢慢说”，我一边给死者家属倒茶，一边轻言抚慰。热腾腾的茶一杯杯倒出来、暖心窝的话一句句说出来，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就冲淡了。
于是，我乘胜追击，提议让企业代表和死者家属一起为死者默哀3分钟。大家都同意了。这么一来，死者家属的情绪大大缓和了。我知道，我稳住了局面。
接下来的调解也很顺利。一件原本可能造成剧烈冲突的工亡案就这么成功化解了。这个案子之后，我对人多混杂局面的控制力有了很大提高，胆气也更足了。
当事人对我的“威胁”，收回了！
开发区一家民营企业因经营不善，无法及时偿还债务，8名债权人先是堵厂门、搬东西，然后把企业主诉到了法院。法院从双方利益大局着想，建议先进行诉前调解。今年5月，这事转到了我这里。
这类型的案子，我以前接触的不多。但好在它法理关系明晰，所以我对调解还挺有信心的。通过走访，我了解到，这家企业共欠8名债权人400余万元。企业主在当地有点名气，也没有要赖账的意思，只是经营困难，暂时还不出。这个时候，8名债权人如果走诉讼渠道，诉讼时间长、费用贵高，也会影响企业经营。如果企业申请破产，还会牵扯出其他债务，这些债权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我提议：推迟还款时间。
对于这个提议，双方都表示赞同，但对于“推迟多久”产生了分歧。企业主要求推迟1年、债券人只同意推迟3个月，双方僵持不下。我也觉得推迟1年太久了点。为此，企业主对我有很大意见，还扬言说要去举报我。说实话，像这样的威胁，我在调解中偶有遇到，但我是个学法、懂法的人，怎么会怕“威胁”呢？我继续公平公正地调解此案。
通过2个星期的调解，最终双方约定今年12月底前还清所有债务。那个企业主也改变了之前对我的态度，不仅收回了之前的“威胁”之语，还向我道了谢。
把“热心”放进调解中，事成了！
到丽水市司法局开发区分局工作后，我从事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安置帮教对象的监管工作。随着工作的推进，我发现，这些人比普通人更需要关心关爱。
“孙某某从监狱保外就医，急需相关部门的救助。”2015年底，得知消息后，我迅速赶到孙家查看。一进门，我震惊了！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间，挤着孙某某一家五口。孙某某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身上盖着的被子也已经破旧不堪。
我细细询问了情况，得知孙某某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高达5000元。他的妻子靠做一点水果生意和养几头猪来维持家庭开销，家里现在已经负债累累。
于是，我与民政部门联系，帮孙家申请了临时救济款，然后又与孙某某所在村联系，咨询他们能否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为孙家安排地基，解决这一家人的住房问题。
这份“热心”，我也用到了调解过程中。人心换人心，当事人感受到我的真心真意，调解起来事半功倍。
调解现场
原本相差悬殊的赔偿数额，敲定了！
说起来，这是件令所有人痛心的事。今年5月，莲都区南明湖塔下村水域一名6岁男孩意外溺亡。男孩家长以南明湖管委会、丽水市水利发展有限公司未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为由，多次索赔；而2家单位以男孩家长监护失责为由，拒绝任何赔偿。多次索赔无果后，男孩家长开始上访，还一度情绪崩溃采取过激行为。
那会儿，我刚被表彰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于是在访调衔接的框架下，被点名跨区域调解这件事。
事情发生在5月5号，我7月13号介入调解。第一次约谈，在信访局。男孩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丽水没有亲人，所以只有两人出现。一说起这个事，两人就痛哭流涕。
谈判中，涉事单位代表表态时，男孩家长的目光始终是回避而呆滞的。他们始终重复着一句话：如果不是你们没设置防护栏，孩子根本不会淹死。由于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最后不了了之。
之后，我一直通过微信与男孩家长保持联系。他们慢慢向我敞开心扉后，我便将“监护责任缺失”是怎么回事如实告之。我虽然还没有结婚生子，却也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很是残忍的，可是考虑到调解必须基于相关法律责任，我只能这么做。
第二次谈判，男孩家长主动将索赔款从110万元降到了50万元，而涉事单位也将赔偿额提高到了15万元。但是，双方依然显得对调解没有信心，并流露出厌烦、焦躁的情绪。于是，在结束前，我借题“发威”：“我还没有遇到过调解不好的纠纷，今天的情况，请你们回去都反思一下。”我特地说得语气很重、气势很强，就是要表达出我对于调解此事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给双方一种信心。
整个调解一直持续了77天。最后一次调解，是在9月29日。那时，男孩家长已经对我很信任了，直接让我替他们提出一个数额。最后，双方敲定了21万元的赔偿款，顺利达成了和解协议。
男孩家长送来感谢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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