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1 22:47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肖春霞 通訊員 藍陳嘉
認真傾聽矛盾雙方的訴求，果斷把握調解過程中的節奏，溫柔撫慰當事人受傷的心靈……麗水市司法局開發區分局普通幹部應步潮，一個33歲的大男人把“調解”這份細緻活做得無比妥帖。
所愛隔山海，山海亦可平，難平是人心。“調解”正是一份需要平衡人心的工作，應步潮樂在其中、精在其中。“只要應步潮接手，就沒有調解不好的事！”在麗水開發區，應步潮的名氣很大。今年5月，他被司法部表彰為全國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那麼，他究竟有著怎樣的調解本領呢？還是來聽他自己講述他的調解故事吧！
拍桌子吵架的混亂場面，穩住了！
2015年2月的一天，我接手調解一起工亡案。那時，我剛接觸調解工作不久，聽說死人了，不免心中一顫，有點擔心自己穩不住局面。我用不服輸的心勁給自己壯膽，放開手腳去做。
事情是這樣的：一名四川籍的工人在操作機器時不慎被碾壓死亡，家屬索要賠款。我是學法律的，這事情當中的法理關係，我很明晰，但我也知道，調解這類事件，光有法理是不夠的。調解前，我想像了調解時可能遇到的各種混亂場面，然後想好了應對措施。
果不其然，調解當天，死者家屬人多勢眾，情緒也十分激動。調解現場，他們拍著桌子，要求企業給一個交待。這個場面，我是有預想的，所以極力保持著鎮定，“先喝口茶，我們慢慢說”，我一邊給死者家屬倒茶，一邊輕言撫慰。熱騰騰的茶一杯杯倒出來、暖心窩的話一句句說出來，現場劍拔弩張的氣氛頓時就沖淡了。
於是，我乘勝追擊，提議讓企業代表和死者家屬一起為死者默哀3分鐘。大家都同意了。這麼一來，死者家屬的情緒大大緩和了。我知道，我穩住了局面。
接下來的調解也很順利。一件原本可能造成劇烈衝突的工亡案就這麼成功化解了。這個案子之後，我對人多混雜局面的控制力有了很大提高，膽氣也更足了。
當事人對我的“威脅”，收回了！
開發區一家民營企業因經營不善，無法及時償還債務，8名債權人先是堵廠門、搬東西，然後把企業主訴到了法院。法院從雙方利益大局著想，建議先進行訴前調解。今年5月，這事轉到了我這裡。
這類型的案子，我以前接觸的不多。但好在它法理關係明晰，所以我對調解還挺有信心的。通過走訪，我瞭解到，這家企業共欠8名債權人400餘萬元。企業主在當地有點名氣，也沒有要賴賬的意思，只是經營困難，暫時還不出。這個時候，8名債權人如果走訴訟渠道，訴訟時間長、費用貴高，也會影響企業經營。如果企業申請破產，還會牽扯出其他債務，這些債權人的利益也無法得到保障。於是，我提議：推遲還款時間。
對於這個提議，雙方都表示贊同，但對於“推遲多久”產生了分歧。企業主要求推遲1年、債券人只同意推遲3個月，雙方僵持不下。我也覺得推遲1年太久了點。為此，企業主對我有很大意見，還揚言說要去舉報我。說實話，像這樣的威脅，我在調解中偶有遇到，但我是個學法、懂法的人，怎麼會怕“威脅”呢？我繼續公平公正地調解此案。
通過2個星期的調解，最終雙方約定今年12月底前還清所有債務。那個企業主也改變了之前對我的態度，不僅收回了之前的“威脅”之語，還向我道了謝。
把“熱心”放進調解中，事成了！
到麗水市司法局開發區分局工作後，我從事對社區服刑人員和安置幫教對象的監管工作。隨著工作的推進，我發現，這些人比普通人更需要關心關愛。
“孫某某從監獄保外就醫，急需相關部門的救助。”2015年底，得知消息後，我迅速趕到孫家查看。一進門，我震驚了！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間，擠著孫某某一家五口。孫某某躺在床上，臉色蠟黃，身上蓋著的被子也已經破舊不堪。
我細細詢問了情況，得知孫某某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壓，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就高達5000元。他的妻子靠做一點水果生意和養幾頭豬來維持家庭開銷，家裡現在已經負債累累。
於是，我與民政部門聯繫，幫孫家申請了臨時救濟款，然後又與孫某某所在村聯繫，諮詢他們能否在符合規定的情況下為孫家安排地基，解決這一家人的住房問題。
這份“熱心”，我也用到了調解過程中。人心換人心，當事人感受到我的真心真意，調解起來事半功倍。
調解現場
原本相差懸殊的賠償數額，敲定了！
說起來，這是件令所有人痛心的事。今年5月，蓮都區南明湖塔下村水域一名6歲男孩意外溺亡。男孩家長以南明湖管委會、麗水市水利發展有限公司未設立警示標誌和防護設施為由，多次索賠；而2家單位以男孩家長監護失責為由，拒絕任何賠償。多次索賠無果後，男孩家長開始上訪，還一度情緒崩潰採取過激行為。
那會兒，我剛被表彰為全國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於是在訪調銜接的框架下，被點名跨區域調解這件事。
事情發生在5月5號，我7月13號介入調解。第一次約談，在信訪局。男孩父母是外來務工人員，在麗水沒有親人，所以只有兩人出現。一說起這個事，兩人就痛哭流涕。
談判中，涉事單位代表表態時，男孩家長的目光始終是迴避而呆滯的。他們始終重複著一句話：如果不是你們沒設置防護欄，孩子根本不會淹死。由於雙方情緒都比較激動，最後不了了之。
之後，我一直通過微信與男孩家長保持聯繫。他們慢慢向我敞開心扉後，我便將“監護責任缺失”是怎麼回事如實告之。我雖然還沒有結婚生子，卻也知道這對他們來說很是殘忍的，可是考慮到調解必須基於相關法律責任，我只能這麼做。
第二次談判，男孩家長主動將索賠款從110萬元降到了50萬元，而涉事單位也將賠償額提高到了15萬元。但是，雙方依然顯得對調解沒有信心，並流露出厭煩、焦躁的情緒。於是，在結束前，我借題“發威”：“我還沒有遇到過調解不好的糾紛，今天的情況，請你們回去都反思一下。”我特地說得語氣很重、氣勢很強，就是要表達出我對於調解此事的一個基本態度，也是給雙方一種信心。
整個調解一直持續了77天。最後一次調解，是在9月29日。那時，男孩家長已經對我很信任了，直接讓我替他們提出一個數額。最後，雙方敲定了21萬元的賠償款，順利達成了和解協議。
男孩家長送來感謝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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