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这一次由齐宣王先提问：放，就是流放。伐，就是征伐、讨伐。传说汤灭了夏以后，把桀流放到南巢。武王伐纣，他不仅讨伐了商朝，而且逼迫纣王自焚而死。齐宣王就问，是不是有这些事呢？孟子回答说
:“于传有之。”前面对文王之囿他也说“于传有之”，意思是，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曰：“臣弑其君，可乎？”
这时候齐宣王问了个关键性的问题：“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可以不道德地杀掉他的君主吗？弑是杀的意思。凡是臣下杀了君主，不用“杀”，用“弑”。弑带有道德谴责的贬义。臣弑君可以吗？这不是造反吗？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说他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他弑君。当然，“未闻弑君”也可以有两种解释，狭义地讲，我没有听说汤对桀是弑君，我也没有听说过武王对纣是弑君。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作为，都不能用弑来说，不能说他们是弑君。是不是广义上就不应该有这个弑君的概念呢？孟子没有说。显然，他对弑君这个概念是有保留的，认为弑君不是一个绝对的伦理的概念。
这里涉及所谓汤武革命。《周易》里边讲，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孟子，应该说都是肯定汤武革命的。 孟子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认为汤对于桀，武王对于纣，并不是弑君，这只是杀掉了一个独夫。一夫也就是独夫。独夫这个概念，是荀子开始使用的。孟子叫做一夫，荀子就把它叫独夫，独夫就是孤家寡人。
在古代，弑君是一个政治伦理的罪名。孟子通过对汤武的肯定，把这个罪名否定了，同时，就肯定了汤武的典范。虽然他没有用“顺乎天应乎人”这样的话，但是他定义了桀和纣行为的 特性，就是这两个人属于残贼之人。“贼仁者谓之‘贼’”，就是残害、迫害了仁的人叫做贼。“贼义者谓之‘残’”，残害、破坏了义的人叫做残。破坏、残害了仁义的人，叫做残贼之人。杀掉这样的人，只是杀掉了一个独夫。所以，汤和武，他们的行为是对残贼之人的一种革命，一种诛杀。这在伦理上对汤、武他们的行为做了肯定。孟子由此颠覆了这种绝对君权的概念。 所以，孟子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就已经包含了破除封建的萌芽。并不是每一个封建社会都能出现达到孟子这种高度的思想。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万世都不能更改的，所以天皇是不能推翻的，当然更不能诛杀了。所以，日本的儒学和儒者是反对孟子这一条的。在日本的儒学里边有对孟子 思想很强烈的批评，这就表示在日本的封建制度里边还没有产生这种反封建、含有民主因素的先进的政治思想，而且拒绝接受孟子比较先进的民本的政治思想。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应该说2300多年以前，孟子就已经认为君主是可诛的，因为这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君主若违反了上天的托付，就应该撤他的职，应该结束他的职务，其中最极端的就 是可以诛杀。这虽间接地回应了2.6谈的那个问题，“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虽然他上面举的那两个例子，一个是弃之，一个是已之，绝交或者罢免，都没有达到诛杀的程度，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残贼之人这样作恶的程度，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就应该被诛杀，而且是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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