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孟子·梁惠王下》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孟子講，所謂歷史悠久的國家（故就是歷史悠久的意思），並不是宗廟裡的樹有多麼古老，而是有世代承襲官職和俸祿的人。因為每個臣子負擔的官職是不一樣的。每個官職都是世襲的，這叫世臣。最高的官職是卿，那叫世卿。古代把這個制度叫世卿世祿，就是前面所講的“仕者世祿”。孟子講，故國的本質就是它有世臣、世卿。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曾套用這個話，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大王你現在的狀況不太理想，為什麼呢？你沒有親近的臣下;從前你提拔任用的人，現在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這是孟子對當時齊國政治的一種觀察，他認為齊王手下沒有了世代承襲官職的大臣。 很顯然，齊宣王沒有按照原來那個世官制度來任用大臣，而是提拔任用了很多新人。這些新人的家裡原來不是世代做官的，當 然，這些人被提拔的時候是有理由的，可是不久以後，他們又都不知去處了。可能是他們自己離開了，走掉了，也可能是大王不再任用他們。孟子不太滿意這樣的制度。
前面我們講了，孟子還是肯定過去的世官制度的。他覺得世官制度的人事比較穩定。一個君主，他總要有能夠為這個國家服務、負責的大臣。因為世官是世代為這個國家服務的，他們形成了這樣的傳統，有這樣的意識。所以孟子覺得這樣的制度是比較理想的。而他看到當時的齊國，世卿、世祿、世官的制度應該說都已經被破除得差不多了，宣王任用提拔的大多數臣下都不是出自世代為國家服務的大臣之家。所以孟子首先表明了自己的這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齊宣王問：“我怎麼能夠識別這個人沒有能力而不任用他？”我想，宣王的意思應該也包括任用有才者。完整地講，應該是我怎麼才能夠識別這個人有沒有才能，以便任用他或不任用他。下面孟子就講了一大段話回答這個問題。 這一大段話，應該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
國君要識別人才，首先要慎重。進賢，就是任用和提拔人才的意思。因為在當時，世官制度已經被破壞了。原本是世代承襲的官位，現在要用一個新人，這新人的父輩祖輩不是做官的，那他就是卑。從卑上升為尊，從等級制度來講，這叫做尊卑的變化，就是“卑逾尊”。春秋時代，這些世卿世官大部分都是國君的親戚。 比方說，國君是長子，他繼承了諸侯的大位，他的兄弟們就去任 卿、大夫，甚至士。所以，從根源上來講，這些世代做官的卿大夫他們都是親戚。這就是宗法社會下的宗法政治。宗法社會有其共同的利益，所以君主和臣下，和國家之間，有一個凝聚力。但是，如果有一個人打仗立了功，這個人原來只是個士兵，別的什麼都不是，因為立了戰功，就這樣被提拔上來了，比如擔任了大夫， 這時候就是“疏逾戚”。因為他跟國君沒有血緣上的親戚關係， 但是他擔任的職務超越了跟國君有血緣關係的一些人。孟子看到，春秋戰國之交以來整個社會政治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很多卑逾尊、疏逾戚的現象，這是必然的。因為國家的進步富強需要不斷任用有用的人才，不能夠侷限在那個世卿世祿的框架裡頭。但 同時他又覺得，這個一定要小心。從國家的人事制度來講，孟子的思想應該說還是有保守的一面。
孟子雖然持謹慎態度，但就選拔任用的方法來講，孟子還是有非常先進的理念：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你親近的那些臣子都說這個人很賢能，你還不能馬上聽從這些人的意見;各位大夫也說這個人很賢能，你也不能馬上就決定任用這個人;國中普通的老百姓都說這個人是賢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去考察他;如果確實是這樣，然後再任用他。“國人皆曰賢”，也就是民主推薦的情況下還要考察，這個理念非常先進。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你左右的親近臣下都說這個人不行，你不能貿然聽信;各個主要的大臣都說這個人不行，你也不要馬上下決斷;普通百姓都說這個人不行，沒有能力，或者不夠賢明，那你就要去考察;如果確實是這樣，你再免他的職。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你左右最親近的臣下都說這個人罪大惡極，可以殺，你不能聽信;各位大夫都說這個人是可殺的，你也不要貿然聽信;老百姓 都說這個人可殺，你就要去考察;發現這個人確實罪大惡極，可殺，然後你才去殺。所以，殺一個人，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君主不能偏聽偏信，要大家共同來參與意見。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這是孟子的結論。
這一章的主題是講選用賢才和罷免不賢不能之人。這跟當時的環境應該說有密切的關係。在春秋中期以前，大部分都是世官世祿，選用賢才和罷免人才的問題並不突出，很少出現。但是戰國時代，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了。世官世祿的制度已經被破壞得很多了，更多的是選用賢才、罷免不賢之人。那麼，用什麼樣的標準，用什麼樣的方法，經過什麼程序？孟子在這裡提的觀念應該說是很先進的。
歸根結底，孟子最重視民意在各種決策裡面所發揮的作用， 並且是決定性作用。從一般的任用罷免到刑殺，他都重視民意。 所以，他的這一套方法理念，歸根到底，民意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當然，徵求意見的範圍也非常大，左右近臣和諸大夫的意見都在徵求之列，但最根本的那個層次還是民意。就孟子的民本思想來講，這一章的重視民意比前面講的，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前面孟子所講的民本思想，更多地體現在保民、安民上，在經濟政策上保障民生，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保障人民生活的溫飽。
但是我們從這一章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全方位的， 除了經濟的層面，它還包括政治的層面。2.6裡面就已經涉及君主本身的去留問題，這是政治的層面。一國之君的去留，要根據他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責任義務。而這個義務的根本，根本的義務，就是愛護人民。這在2.5裡面也有提及。在2.7裡，從人事任用到生殺予奪的決定，都要以民意為根本依據。所以，這樣的一種思想，是孟子前期重視經濟層面的民本思想，進一步發展到同時重視政治層面的民本思想。所以是很有意義的。最後他說 “可以為民父母”。在1.4裡面孟子已經提出“為民父母”的思想。中國古代《詩經》和《尚書》裡邊也常見這一思想。但是在 1 • 4裡面，是用這一思想來作政治批評，批評那些“為民父母”，卻率領野獸來吃人的行政者。
從《梁惠王上》1.1開始，我們看到孟子的思想在不斷深化。 從經濟層面的“為民父母”，到貫穿整個政治、管理層面，這就賦予了他的“為民父母”思想一個新的內涵，政治民主的內涵。應該說這些思想裡面，從2.6中關於受託的思想，到2.7重視民意的思想，都包含了民主思想的因素萌芽。
當然，其中也涉及孔子的思想。“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論語•衛靈公》裡面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就是大家都很厭惡這個人，我要再去考察考察;大家都很喜歡這個人，我也要再去考察考察。從表面上看，這跟孟子的思想有相通的地方，但還是不一樣。因為孔子思想更強調的是不要隨順大流，大家說怎麼樣就跟著怎麼樣，而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但是孟子強調的是決策一定要尊重民意。不管是任用人才，還是法律的生殺，都要尊重民意， 尊重“國人皆日”的意見。當然，“國人皆曰”以後，還是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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