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83年12月27日），满清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道旨意，将事业和家庭都在浙江杭州的某人革职，并要求两江总督负责抓人，全面侦办此案。
这道旨意比较奇怪，因为两江总督管理的省份是江西、安徽与江苏，并没有浙江在内，如果两江总督奉旨而为，就等于跨省抓人、异地审判，这在古代绝对是罕见的做法。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案子，需要慈禧打破常规呢？
我们先从另一个问题说起，中国人究竟善不善于经商。
如果说中国人不善于经商，恐怕会被喷死。古有陶朱公，今有“马爸爸”，都是中国商人的典范，足以笑傲全球，如何能说中国人不善经商？
但如果说中国人善于经商，似乎从古代开始就没有这方面的土壤。“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古代人做生意赚了钱可不像如今这样，赶紧去买房子，而是要第一时间找门路打点一番，看能否买个官位来光宗耀祖。
这种做法历朝历代都不缺，但一般都要受到品级的限制，哪怕你富可敌国，也很难买到知府以上的官位。直到晚清，估计是心知肚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蹦跶了，各种官职被明码标价，只要出得起钱，正部级官员都能弄来过把瘾，至于再往上，就跟篡位没差别了。
所以说，古代中国人善于经商，应该是以权经商，官商结合。不是有句名言，叫“做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学胡雪岩”吗？原因就在于胡雪岩代表了中国古代商人的最高境界——红顶商人。
所谓红顶商人，其实就是“官商”的意思，既可以指同时兼具官员与商人身份，也可以泛指本身不具有官员身份，但与政府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商界人士。
此说法来源于清朝官帽“红顶”的款式，同时也是因为清朝是“红顶商人”巅峰时期，尤其以晚清为盛，其代表人物正是胡雪岩。
近代以来，关于胡雪岩的各种研究多不胜数，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著名作家高阳的代表作《胡雪岩》，可谓影响了无数人的为官、经商理念，在这里就不再赘言。
我们今天只谈两件事：一是借钱，二是破产。
1、胡雪岩借钱
胡雪岩号称中国“首富”，其实就跟隔壁老王一样，也是中国“首负”，主要原因就是他整天都在到处借钱。
为何要借钱呢？自然是为了头上的“红顶”。胡雪岩不是官员出身的商人，而是依托官场关系为自己商业帝国服务的“红顶商人”，而他的靠山，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军事能力首屈一指的一代名将左宗棠。
清朝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最终没有被“天父”跟“天兄”灭掉，但少了半条命是毋庸置疑的。这半条命，就是财政收入。太平天国占领和活动的地区，正好是清政府最主要的“钱袋子”，打了那么多年仗，这块收入肯定是断掉了。而镇压太平天国以后，还是没能续上。因为此时中央权威大不如前，加上战争时期临时赋予地方的财权，战后随着地方督抚“尾大不掉”，已经收不回来了。
再往后，晚清对外屡战屡败，赔款数量一次比一次惊人，哪怕再对老百姓盘剥十亿次，也很难实现一个亿的小目标。故而只能是大面积地举债、借款、赊账，西方各国一方面索要天价赔款，另一方面则同意本国银行、洋商借钱给清朝，赚取高额的利息，单从经济角度来看，清朝不灭亡已经是没天理的事情了。
左宗棠以擅长打仗出名，一生纵横沙场几乎不败，是晚清“战神”级别的人物。但“战神”不是“财神”，打仗是需要花钱的，左宗棠可以将敌军打得屁滚尿流，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军饷在背后支撑。像收复新疆这一类国家级别的战争，清政府国库是拿不出半毛钱的，一般采取的做法就是让各省督抚来凑钱。但各省督抚不是傻瓜，第一时间就会“哭穷”，请求给予时间筹款。前线军情紧迫，如何能停下来慢慢等待？
于是，折中的办法出现了，就是先找洋人借款，当然是高利贷那种，之后由各省去按息偿还。例如左宗棠在陕甘剿灭捻军期间，需饷银120万两，分摊到各省分别是福建24万两、广东24万两、浙江42万两、湖北12万两、江苏18万两。但各省暂时拿不出来，就以此为抵押，由胡雪岩出面找洋商“化缘”，约定好利息，然后将120万两先借到手，交给左宗棠使用，各省再按计划偿还本息。
据史料记载，左宗棠在新疆用兵6年，总兵力7-8万人，约花费白银6018万两，主要来源于各省、海关的协饷以及户部拨款、甘肃、新疆等地的纳捐、厘税等等。其中，胡雪岩帮助左宗棠从洋商、华商借来的银子约1710万两，占比高达28.4%。
一年365天，六年就是2190天，按照这笔借款来算，胡雪岩相当于每天要帮左宗棠借钱7808两，经过古今猪肉价格（按如今12元/斤）换算，当时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60元，也就是胡雪岩每天借钱高达46.8万元（但还是比隔壁老王少很多）。
当然，这些钱不用胡雪岩来还，相反，由于利息太高（当时找洋商借款一般月息是八厘，可胡雪岩借的钱很多都是一分二厘五），外界盛传胡雪岩从中赚取高额差价。这一点应该是对手故意在抹黑，因为左宗棠为人清廉、耿介，借钱纯粹为了打仗，自己从未染指分毫。靠山左宗棠都如此了，依附者胡雪岩又如何敢中饱私囊呢？
2、胡雪岩破产
说完借钱，接下来就是破产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威望达到顶峰，举国上下，哪怕李鸿章也得退避三舍。胡雪岩背靠这尊大佛，自然是无往不利，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好景不长，一场中外对决的“生丝大战”过后，银根断裂的胡雪岩破产了。
胡雪岩做的是钱庄生意，就好比私人银行，但前来银行存钱的，不只是私人，还有公家。阜康银号一倒闭，风波是全国性的，很快就捅到了最高统治阶层，也就是慈禧太后那里。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1883年12月6日），慈禧太后下令将阜康银号所经手的公私款项逐一查明登记备案，同时要求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的财产，准备用来抵债。
这个命令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胡雪岩从小生活在浙江杭州，主要的产业也在此地，本就是闽浙总督与浙江巡抚的职责。
然而，最终负责全面查办胡雪岩破产案的人却并非上述这两位。那是谁呢？
三个星期后，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日），慈禧再度下旨，将胡雪岩革职，并要求两江总督负责缉拿胡雪岩，同时勒令胡雪岩迅速还清所有公私款项，否则将从重治罪。
这就回到我们开篇那个问题了，慈禧为何要打破常规，让两江总督跨省抓人、异地审判胡雪岩呢？
因为，此时的两江总督，正是胡雪岩的最大靠山——左宗棠。
老天爷给胡雪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位曾经帮助“恩主”左宗棠四处借钱应急，又因左宗棠而混得风生水起的“红顶商人”，最终却依然要由左宗棠来亲手终结他的传奇一生。
当然，慈禧这样做，有袒护左宗棠以及宽免胡雪岩的意思，一开始也只是革职查办，并没有直接治罪抄家。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发出的信号。已经风烛残年的左宗棠在朝廷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三年前意气风发的鼎盛时期，而且此时宿敌李鸿章已重新夺回了优势。故而左宗棠屡次为胡雪岩陈情减免时，朝廷没有一次批准同意。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就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花花轿子人抬人”，这是胡雪岩一生做人做事智慧的结晶。他“抬”了左宗棠，自然也就有人会来“抬”他。但关键的问题是，你只能选择一顶轿子，轿子里面坐了左宗棠，就不可能再坐进一个李鸿章；哪怕你中途见势不妙，想要换一顶轿子来抬，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在“官”的眼中，“商”的分量永远都不够。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红顶商人依托官员的提携而兴起，自然也会随着靠山的崩毁而消亡，这就是原罪，也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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