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是四十不惑，我都过“知命”之年了还需要“困惑”一番，所以，我写作的容膝之地，在小楼小小的阳台，就叫它“晚不惑轩”好了。至此，我也豁出去了：某固不才，中国历史上的学者精英却多得要命，只要我读懂了他们的各种说法，我还担心什么？最普通的学者，大抵不也是这样练就出来的么？
这是我给自己暗暗打气，实际我心里根本没谱，我甚至打算最末等的办法，不就是以前人的注释为依据交差了事吗？我必须自我勉励自己一次：该投降时还得投降啊。谁叫咱不能进入“知命”之年，反而要不惑呢？
然而，区区五万余字的第一稿脱手之后，我着实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真是假：难道前人的注释还会有如此多的纰漏和错乱？因为我想象中的杜诗研究，基本上应该是一根针也扎不进去的呀。
可是当我这根针，扎入杜诗研究的穴位之后，我曾经学习过思维科学里的一些原理，一下子就发挥出明显的作用：对于每一首诗的创作时间、地点、层次、主题、逻辑关系，要求非常严律，而前人支离破碎的注解，往往前矛后盾，不堪推敲之论甚多。
而我运用这个新的标准模式思考杜诗的时候，也明显与前人的解释往往十分相左。于是我决定，我对杜诗的研究的方向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再也不能依照过去的办法，去搞什么似是而非的诗歌艺术的“赏析”了，那些所谓的赏析，都是病态的“诗无达诂”之延续，我应该把欣赏诗歌艺术的主要方法，“欣赏型思维”和“鉴赏型思维”，作为两种不同思维进位制的思维方式分层抽象出来，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触摸到对于艺术本质规律的精确发现，实现艺术美与科学美的高度统一。
因为，前人对诗歌的解说，总是要受到“诗无达诂”这个美学表象的限制。假如把“诗无达诂”和 “诗有达诂”能够内在地统一起来，可能对于中国文化的阅读认知，就会发生一次深刻的变革。
因为我发现：我们历代的杜诗注释家们，最大的问题是把欣赏到的“事实”与鉴赏到的“事实”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出来。
这对于我们区别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以及作者的审美真实和读者的欣赏真实，都是一种很大的混乱。
这“四个真实”混淆不清长期的传习下去，继续以“诗无达诂”的古训模糊艺术作品的独立价值和“四个真实”的复杂性与统一性，不但阅读诗歌不会有进步，也不会让古典诗歌在现代生活中发挥新的巨大活力。
如果艺术认知缺乏科学思维的现象继续存在，就不可能有深刻理解诗歌艺术的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诗歌文化大国来说，不但不是一笔正能量的文化，甚至还可能是一笔极为不相称的文化负资产。
比如说，学习古典诗歌有用吗？美是客观还是主观？实际上，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这正是一个欣赏和鉴赏关系。把鉴赏的事情非要与欣赏的事情等值比较，这不是把吃鱼和爱鱼看成了一回事吗？所谓的“诗无达诂”，就是只管爱鱼，不管吃鱼。所以，把作品的阅读感受和作者的创作感受给完全割断了，致使艺术的完整性不复完整，这正是古今杜诗学者无法把完整的诗歌真实美完整呈现出来的根本原因。
诗歌作品是完整的，但是，我们的欣赏思维却是支离破碎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阅读诗歌像阅读科学著作一样迷人有趣，也像小说一样津津有味，那么，中国的诗歌就会具有很大的世界学习价值了。
今天，我们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向我们。如果在科技、经济的相互了解上还不算存在什么障碍的话，文化上的交流还是比较艰难深刻的。主要的问题是，中西文化的思维转换有较大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核心，就表现在思维层面的协调上：我们是只有结论的情理性思维，西方人是以大前提为基础的原理性思维。
受西学广泛影响的现代中国，其思维方式其实已经非常西化了，而我们距离中国传统文化思维越却来越远了，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好像并不在西方，也不是因为西学，而在于我们自己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份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国的诗歌，因为中国的诗歌，也是中国的逻辑思维体系。
在中西文化的现代地位并不对称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今天，要把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必须以对等、转换、融合的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些现代性的思考，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起来的历史任务。最近，我读了一点复旦大学的学者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主动”这样一些字眼，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有主动面向世界的自觉，从文化到经济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自觉的迫切。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仍然没有多少科学欣赏的思维，这令人感觉我们继承中国文化的动力都有问题，还怎么自觉主动走向世界？
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封闭。中国传统的思维，就是被我们现代人给封闭了的伟大文化，所以，我们要破解自己与世界一致的表层文化，这就需要科学思维介入古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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