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蔣氏政權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臺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臺北。
張國燾攜家眷逃臺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臺北租到了一棟房子。
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卻似乎將他遺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潦倒的張國燾深知“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於遷移臺灣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了。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張國燾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臺北，來到了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麼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著戰爭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
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
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一天上街買菜時，不幸跌倒，摔斷了臀盤骨，成了跛子，行動很不便。接連的打擊，使張國燾處境極為困窘，經濟與精神上的壓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在香港，張國燾為了自己的安全，採取了“超然”的政治態度，與國、共兩黨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專與中間派人士來往。張國燾與同在港的原國民黨桂系要人程思遠來往密切，似乎對自己的過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幾經交換意見，決定組織一個定期座談會。不久，原國民黨要人張發奎、顧孟餘邀張國燾出任新創辦的反蔣刊物《中國之聲》的社長，張國燾也發表過反蔣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張發奎、顧孟餘積極籌備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長，“戰盟”成立不久即發生分裂，張國燾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派其親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燾夫婦很是焦慮。
張國燾流露出回大陸的意願
當張國燾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燾萌發了迴歸大陸的念頭。
1953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姓陳的打來的電話。陳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據說是陳獨秀的兒子。
在雙方約見時，陳先生慎重而認真地說：“張國燾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大陸，心裡也很振奮。他現在閒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我告訴他，我認識新華社的金先生，他很高興，要我請教請教你，有沒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
金堯如回到分社後，向社長黃作梅如實彙報。黃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張國燾連夜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啟看。取出信來一看，抬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
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歷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當即電約陳先生，如實轉告劉少奇的話。第二天，陳先生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窮困潦倒四處乞求救濟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為生計發愁的張國燾，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以至未來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著普通人無法瞭解的情況。
雖然張國燾脫離共產黨之後，已經過去了15年，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藉以推測出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美國人並未費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張國燾的配合。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負責人，先後20多次拜訪張國燾，希望瞭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於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燾總是盡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這樣，張國燾從美國人那裡也討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又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產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香港的張國燾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的打算。當年10月，他託人向政府表示，願為中國政府做點事，並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此要求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後，毛澤東在上面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但從事情發展的結果看，張國燾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
1961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寫回憶錄。從此，他積極投入回憶錄的寫作之中。在花費了4年時間後，終於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100萬字。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所得到的卻是他用心血寫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權。這樣，實際上等到張國燾交稿時，全部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直到香港《明報》月刊取得該書的中文版權後，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
遠走加拿大曾獲蔣經國資助
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燾甚為驚慌，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遠走高飛，去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投奔大兒子海威。
張國燾、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國燾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達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到多倫多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加拿大法律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濟。這樣他們每月領到的養老金足夠生活，有時還可到中國餐館小酌一頓。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只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處多倫多郊區，因為是官辦的慈善機構，所以條件很差。
中風後張國燾行動不便，說話困難，發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麼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內活動。張國燾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張國燾後來病重，便與楊子烈商量解決貧病交加的辦法。楊子烈想起了一個人，便提醒說他當年到武漢向國民黨政府投降時，熱情接待他的是萍鄉同鄉、時任武漢市警察局局長的蔡孟堅。張國燾與蔡孟堅交往多年，頗為投緣。蔡孟堅現在就在美國，楊子烈認為可以請他幫忙。張國燾認為妻子的話有道理，就囑咐她和蔡孟堅聯繫。
蔡孟堅見到楊子烈後，問張國燾認識當今哪位臺灣政要。楊子烈說當年在香港時，臺灣當局曾派擔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赴港訪問張國燾。蔡孟堅說：張國燾任中共駐莫斯科首席代表時，王明曾將蔣經國打成託派，被判流放。是張國燾向俄共極力交涉，才改為準許蔣經國到列寧格勒軍事學院旁聽，後又爭取蔣經國去工廠做工，使蔣經國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慶時，蔣經國曾與蔡孟堅一道探望過張國燾，二人無話不談。張國燾對蔣經國有舊恩，此時應當求助於他。楊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堅遂致電臺灣的黃少谷，告知張國燾在加拿大的窘境，說張國燾若病死、餓死在加拿大，則對張國燾本人及臺灣均為一大諷刺。蔡孟堅請黃少谷將此情轉告時任臺灣“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蔣經國聞訊後想起張國燾的舊恩，唏噓不已，請蔡孟堅捎錢給張國燾。不久，黃少谷的女婿、臺灣駐紐約“總領事”夏功權便告知蔡孟堅，請他把蔣經國的1萬美金支票轉交給張國燾作醫藥費。蔡孟堅立即飛赴加拿大，將支票交與楊子烈。
貧病交加凍死在異國他鄉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三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轉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裡？三個兒子都是勉強度日，再養活張國燾就更拮据，張國燾只能再回到他不願去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以抵擋嚴寒的侵襲。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當處於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於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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