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徐衍東廳長囑以重託，張昕楓副廳長親自出馬。省廳第二工作組抵達鶴崗，孫匡男、崔道植三員大將全部露面。 全省打擊殺人犯罪工作研討會於2月12日在哈爾濱落下內幕。會議一結束，徐衍東廳長立即與張昕楓副廳長緊急磋商，研究如何處理鶴崗大案問題。兩位廳長，特別是張副廳長，幾乎每天都在聽取來自鶴崗的彙報，作指示。但由於忙於會議，一直抽不出時間專門交換意見。此外，徐廳長心目裡始終有個算盤，他認為這樣的案子最好由張昕楓親自出馬進行現場指揮，他才能完全放下心來。對於鶴崗方面的偵破進展，徐衍東瞭解得很仔細，他完全同意鶴崗指揮部的工作方案，對何局長的經驗、閆自忠的幹練，也抱有信心，相信此案破獲在他們手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此案實在影響重大，早一天破，就有早一天的效果，並且，他認為此案不僅是鶴崗的案子，而且是黑省的案子，必須運用全省最精銳的力量一舉破獲，以檢驗黑省公安部門的實力。會議一結束，他就把張昕楓邀請到自己的辦公室，直截了當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昕楓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頭天晚上剛剛與閆自忠通過話，瞭解到目前的形勢。在他看來，有些情況也是非下去具體摸一摸才行了。自然，他一下去，整個破案工作的首要責任就落在他頭上，他還是感到此行不容推辭，作為一省的刑警頭腦，這個時候不出現在刑警們面前，又如何稱得上最高指揮者呢！和平時期，刑警是真正進行實戰的部隊。目前，全國平均每天犧牲一個民警。刑警指揮員與軍隊的指揮員又有不同。他不僅要決定戰略，也要決定戰術。遇到真正錯綜複雜的案件，他要直接拿出最具體的意見，指明偵查的途徑。在那一刻，千軍萬馬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他一個的判斷。這種時候，他所做的簡直相當於一個戰士端起槍，瞄準敵人。所以，刑警的指揮員實在羨慕不得，冒充不得、矇混不得，在國家機關的各個職能部門中，是切切實實的一員干將。他可能由於一起大案得到升遷，也可能由於一起大案立刻被撤職，仕途上最為兇險。 “你考慮一下，需要帶誰去？”徐廳長表示關切。張昕楓坐在沙發上，兩手平穩地扶著把手，保持了平素的鎮靜和微笑：“有3個人是非帶不可的：匡男、老崔和老車。”匡男即孫匡男，年輕有為的省廳刑偵處處長；老崔是崔道植，省廳刑技處處長、全國彈道痕跡權威；老車即車則仁，省廳刑技處副處長，全國有影響的法醫專家。把這三個人帶去，再加上已經在鶴崗的閆自忠、王克立，可以說是把省廳刑偵、刑技的主要骨幹一鍋端了。 徐廳長沒有笑，他也認為確實到了值得傾其所有、一決雌雄的時刻了。在這種時刻，有張昕楓這樣的同事替他獨當一面，承擔重負，他真是感到欣慰。並不是每個省廳廳長都有這樣的左膀右臂。他們進一步交換了看法。徐廳長以為，如果閆自忠等人的分析不錯，那麼鶴崗“1.28”案已經成為省內第六起系列殺人大案，而且其嚴重程度要比前五起為甚，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記號。張副廳長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兩人交談中，再次使用了後來非常著名論點，即“1.28”大案標誌著“嚴重暴力犯罪的升級。” “說實在的，老張，”徐衍東不無感喟地說：“形勢對我們越來越嚴峻了。‘嚴打’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社會綜合治理，多作預防犯罪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公安部門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保持穩定是大局，但現在社會上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多。我們黑龍江本來是資源大省，像煤、木、糧、油，過去都為國家做過很大貢獻。時至今日，這些優勢都發揮得不夠了。這裡面什麼原因呢？主要還是歷史的原因和體制的原因。森工、煤炭、軍工企業經濟上普遍不景氣，欠發工人工資現象嚴重，有的半年、有的長達一年發不出錢，光這一項就要增加多少犯罪因素？工人要靠工資維持生活，不發工資，他沒有生活出路，有的就要到社會上去犯罪。比如說，雞西某個礦有個老工人，平時表現很好，幾個月不出支，為了女兒上學，偷了礦上的物資。這個人被抓住後說，我也不想偷，可是你們不給我發工資，女兒的學費交上不，我怎麼辦？另外，每年的輟學生就有5到7萬，“兩放”人員還有一部分，還有閒散在社會上無職業、待業的人。像這些都屬於不安定因素，在我們黑龍江很突出。”張昕楓頻頻點頭。他平時和徐廳長交換對案件的看法較多，在更廣泛的問題上討論較少，今天談到這裡，也不禁表示同感： “我也考慮過，我們省殺人犯罪活動多，原因可以列出不少……犯罪是社會現象，是社會諸多矛盾和消極因素的綜合反映。特別是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影響和制約殺人犯罪發生、發展的因素是大量的。”他板起手指頭數：“比如，現在老百姓中人生觀、價值觀發生的變化有多大？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潮是在膨脹，當然嚴重腐蝕一些人的思想，特別是青少年……各種渲染兇殺、恐怖、暴力的書刊、影視，對犯罪活動也算起著引誘、刺激、教唆作用：像您說的，大量企業經營不景氣，一些企業關、停、並、轉、破、職工生活受到影響，很多富餘人員流向社會。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又湧向城市。城市升學率低，失業待業人員增多。‘兩放’人員安置和再教育落實不了，也成為犯罪率高發的群體。還有，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造成一部分心理失衡，一方面是少數人‘大款’揮霍無度，一方面是一些只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的人鋌而走險。企業深化改革、剝離冗員、優化組合、處理違紀，再加上辦事不公，矛盾越來越多，有了‘你砸飯碗，我砸你腦袋’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管理機制被打破，新的社會管理機制還在建立、完美過程中，法律、制度和措施不健全、不配套。再加上黑龍江人口構成複雜、人口素質相對較低，城市人口多、高緯度、日照短、半年閒、酗酒多等等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我省殺人犯罪突出，確實有客觀原因的一面。” 徐衍東見他數得這樣清楚，笑道：“行，我看你的確是有研究。將來爭取由你執筆，好好寫個關於社會綜合治理的報告、送省裡參考。”“這不歸我管，”張昕楓笑著擺手，“我們做公安的，重要的是加強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別的都是題外話。”“也不盡然。形勢總是要了解的，況且，對研究犯罪心理也有用。”張昕楓鄭重點頭：“是的，譬如‘1.28’案犯，我猜想就屬於那種‘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鋌而走險’的人。”“他們要的是一百萬。”結束談話時，兩人覺得彼此又熟悉了許多，他們站起來，握手，張副廳長感到徐廳長的手握得比平常緊，他深知其中產意味。 崔道植、車則仁兩位處長接到命令就趕回四處交代工作，準備必要的勘察用具。四處又稱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黑龍江省公安廳科技處，對外稱黑龍江省767研究所，即專門從事刑事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的研究所，因成立於1976年7月命名。這個單位一套人馬三塊牌子，下設法醫、痕跡、文檢等12個科室，是一個多學科、多功能，既辦案又科研、具有現代設備和現代管理水平的行政學術實體，國家二級物證檢驗中心。刑事技術是刑事偵查的基礎，辦案總要從現場開始，最先從現場開始工作的就是刑技人員。指揮員、偵察員若不懂現場，很難成為優秀的指揮員和偵察員。特別是隨著現代犯罪活動的發展，刑事科技的現代化建設成為當務之急，省廳對這個部門的投入也日益加大。如今，在設備上，所裡的實力已與部裡相差不大，近年來重要物證一般不需要到部裡送檢，大大加強了辦案效率。由於這個部門的特殊性，四處並不設在省廳大樓，而是獨立出來自己擁有位於其它街區的一幢四層樓，並常常有國外的專家學者來參觀訪問。 走進四處，逐一參觀陳設著各種高級先進設備的科室，與彬彬有禮的工作人員交談，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公安廳內部還有這樣一個知識密集型的、知識分子成堆的部門。這與人們對公安機關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處的人大都具有大學本科、研究生以上學歷，有的是研究生導師，多數人為高級和中級技術人員。公安科技被稱為“第一戰鬥力”，20年裡，這些溫文爾雅的書生參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難案件的現場勘查工作，為基層部門和兄弟單位鑑定複核了各類案件一萬五千多起，包括法鑑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內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七臺河爆炸案、“三張”案件等，所裡的技術鑑定都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彷彿可以說刑技和刑偵人員的關係是“秀才”和“兵”的關係，刑技人員多敏感、細膩，刑偵人員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盡融合之處。不過，真到了綁在一起幹的時候，也沒有不同心同德的。破案中刑偵、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時首功在刑偵，有時首功在刑技，當刑技貢獻突出時，刑偵總是由衷敬佩的。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中，車廂裡炸死9人，炸傷47。在血肉橫飛、遺物狼藉的現場，四處的人連續奮戰，充分運用了痕跡、法醫、理化等技術手段進行勘查和檢驗，終於認定引爆物為雷管和1號電池，並且確定了引爆人和引爆點，為及時偵破此案提供科學依據。在1991年訥河縣發生的特大殺人案中，賈文革犯罪團伙先後將40餘名被害人屍體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殘忍、犯罪時間之長、殘害人數之多，都屬全國罕見。四處的技術人員與當地同志一起，在隨時可能出現塌方、屍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惡劣環境下，不怕髒累，不顧個人安危，在腐爛如泥的屍體旁堅持工作。有時一邊打點滴、一邊工作，僅用8天時間就將屍體挖掘、檢驗處理完畢，圓滿完成檢驗鑑定任務。這些事蹟無疑都使刑偵人員心悅誠服。 這個所講究在辦案中求生存、求發展，在辦案中增加購置設施、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為科研工作的發展奠定基礎，使辦案工作不斷擴大檢驗範圍、不斷提高檢出率和準確度，使辦案更加科學化、規範化，逐慚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醫方面，過去的檢驗項目比較單一，物證檢驗上僅能開展ABO的檢驗。現在，在ABO檢驗基礎上能開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術，還發展了病理檢驗技術、法醫人類學傷殘鑑定，結束了在物證上只能排除不能認定的歷史，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1987年3月，哈爾濱亞麻廠發生特大粉塵爆炸事故，現場屍體殘缺不全，面目皆非，屍檢難度很大。研究所技術人員綜合運用人類學、血清學、病理學等多方面檢驗技能，對屍體進行認真的檢驗和解剖，準確無誤地統計，整理出傷亡總數及作者名單、傷勢和每具屍體的詳細特徵，確定350具無法辨認的屍體源，顯示了過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檢驗鑑定水平。當時的國家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曾專程代表國務院來研究所慰問、表彰。1993年肇源縣發生一起入室強姦案件，由於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為B型，嫌疑人拒不承認犯罪，常規方法檢驗又無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構成謎團。後來，研究所的技術人員應用單克隆抗體和酶聯免疫新技術，認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質為B型非分泌型物質，與嫌疑人的體液一致，結果為破獲此案提供了有力證據。 過去，在強姦案中，被引產的胎兒只能通過形象對比的方式猜測生父，而現在可以通過DNA直接認定，準確率達1%10IZ。因此，近年來社會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親子鑑定。在痕跡檢驗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馬蹄鏡、對比顯微鏡和立體顯微鏡幾種簡單的工具，開展的項目也限於手、足、工、槍等經典檢驗項目。現在則建立了槍彈檔案自動化圖像處理系統，開發應用了指甲的同一認定、手工縫紉痕跡檢驗等技術，使痕跡檢驗從定性到定量，從手工向自動化方向發展。1989年，哈爾濱市道里區發生一起兩名女學生遭槍殺案件，研究所根據彈殼查驗，很快確定現場作案槍支為省民航管理局的槍支，偵察部門據此迅速抓獲了犯罪分子，這些技術方面的進展都對社會犯罪起到了震懾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搶到了槍，也不敢輕易使用。 在理化檢驗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試管、薄層塗布器等一般檢驗手段，現在發展到擁有電子顯微鏡、色質譜聯用儀等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物證的檢驗從常量發展到微量，從定性發展到定量，解決了一些過去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1984年，北京市發生了一系列強姦殺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通過被害人生前曾戴過的手錶的鏈縫中一絲絨線，運用掃描鏡進行微量物證檢驗，得出了同一認定結論，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在文件檢驗方面，過去只有鉛筆、橡皮、放大鏡、顯微鏡等檢驗工具，只能開展筆跡檢驗，現在則擁有了多功能紅外線鑑別儀，可視光譜儀等先進設備、不僅能開展筆跡檢驗，還能開展汙損文字和文件的檢驗；不僅能開展物理檢驗，還能進行化學檢驗。1991年10月，哈爾濱市菸草公司倉庫發生特大盜竊案，被盜各種香菸總價值達人民幣三萬餘元。案件在訴訟查證過程中，檢察機關人員發現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齡不滿18週歲，情況可疑，於是將這名嫌疑人的戶口本等證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檢科。文檢人員運用紅外線鑑別儀進行檢驗，認定戶口本上的年齡紀錄是經過改動的，揭露了案犯家屬造假的事實。有了這樣一個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顯然得到大大加強。當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難處，目前最大的難處莫過於“創收”。在經費來源上、生活補貼上、所裡都要想辦法四處籌措資金。對於技術出身的所長、副所長們來說。搞錢確是件非常撓頭的事，要佔用大量精力，有時還摸不著門，但也只能勉強為之。沒錢，不要說生活來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現場也支不出旅差費。技術人員們出差辦案是按技術等級撥款的，一等技術人員每年只撥600元，夠幹什麼呢？所裡在前往鶴崗偵破“1.28”案過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這個窟窿不知何時能補上。所謂“孩子哭自己抱著找奶去”，財政上的事找國家討是討不來的，只有靠自己想辦法，好在這種現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車則仁是研究所的兩根臺柱子，最初張副廳長就想派他們去鶴崗，當時西昌衛星發射基地來專機把崔所長接走了，向他諮詢火箭運行痕跡問題，車副所長也脫不開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現在，張副廳長仍然認為，鶴崗一案中的技術勘察力量必須加強，要請出全省的技術權威，崔、車二人終於出動了。崔道植與車則仁趕到省廳時，孫匡男等人已在那裡等候。省廳刑偵處處長孫匡男屬於少壯派，年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筆挺，一望而知人材出眾，也是張昕楓的的一員愛將。 此人1976年底進基層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縣局幹到1980年，後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偵隊副隊長、隊長直至刑偵副局長，1992年選調省廳任刑偵處處長。松花江地區也是大案多發區，但那裡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孫匡男的貢獻，這也是他不斷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與傳統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將，也更喜歡手下人具有儒將風度。可謂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傳統上，多認為作刑警的應該膀闊腰圓。武藝高強，八面威風，方能鎮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孫匡男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專政。現代犯罪活動也日趨向設計型、智能型方向發展，看一個刑警的素質不能只看“一腳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數。 巴安縣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說明孫匡男破案的路數。那是一起新婚小兩口被殺的案件。小兩口開著一家雜貨店，夜裡遭了難。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剝光衣服，紮了20多刀，店裡的現款都被拿走，還丟了些整條的香菸。地上灑有醬油、胡椒粉，看來意在破壞警犬的嗅覺。警方先是懷疑姦殺，經過法醫檢查未發現行奸的痕跡，只剩下仇殺和搶劫的可能。孫匡男較善於推理。他認為兇手與這家人應該相識，否則夜裡很難叫開門。又注意到貨架上的奶粉被動過了，就命令調查附近誰家有缺奶的孩子。 調查的結果，真的抓獲了一個叫同軍的鰥夫，家裡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家裡窮得一貧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菸，都是店裡丟的。罪犯供認，因為窮，妻子鬧離婚走掉了，把孩子丟給他。孩子沒奶吃，終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軍敲開雜貨店的門，想賒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絕，同軍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兇器前來搶劫，殺了新婚夫婦兩人。尚志縣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萬山地區一處路卡前開來一輛汽車，遠遠地看見車燈在離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滅，下來一個人，又不見了。這情況引起哨卡的懷疑，提著電筒前去視看，見路邊停著一輛212吉普車，車上有血跡，人已失蹤。於是把車拖回來，次日晨警察開始調查。 很快查清這是輛出租車，從山裡開來，偵察員們逆向搜尋，在距停車處2公里的地方發現司機屍體。後來得到線索，有一個去山裡收黑木耳的人曾把這輛車租走。作案動機是搶劫還是殺人則分辨不清。租車者可能搶到了一筆錢，那麼這筆錢的來源也需要廣泛調查。孫匡男的思路與眾不同，他認為這裡面有些邏輯關係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謀財，那麼在山裡動手更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應該出山後才行動。在卡點殺人，又在卡點前拋車逃跑，說明他事先對設卡一無所知，現場的位置說明他實施犯罪是臨時起意。 於是，孫匡男的判斷是：罪犯的目的是搶車，產生的動機的時間就在搶車前不久。根據這個判斷，他指揮部下全體進山查訪，後來果然查出，罪犯為遼寧鐵嶺人，犯有前科。這人進山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搞木耳，沒有搞到，十分懊喪，出山後中途想到搶車，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們都意識到這位公安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確有自己的一套。有點福爾摩斯的品味，孫匡男則很欣賞福爾摩斯說過的一句話：“當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時，那麼發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時，你就一定會破獲。” 9時10分，徐衍東廳長親自將張副廳長送至大門口，又一一與孫匡男、崔道植、車則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廳派出的第二工作組便分乘三輛汽車啟程，此時距“1.28”案發案已整整15天。孫匡男坐進了張廳長的小車。一路上，他們還有機會交換些看法，孫匡男順帶彙報了處裡近期的工作。他總的感覺是，人手不夠，疲於應付，如果此時省內別的地方又發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曉得派什麼人去了。張昕楓當然能理解，笑笑說：“形勢變化的確太快，公安戰線上總的看來還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還比較被動。最近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防範體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現在人、財、物流動太大，客觀上造成許多犯罪的機會，防不勝防。這裡的關鍵是人口的流動性大，許多人口不在公安視線裡，與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孫匡男點頭：“您讀過《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嗎？這本書聽說被批了，書裡有一種觀點，說中國的農民本來是被牢牢地釘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都進城了，流動起來，社會也就不容易穩定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農民為什麼就該一輩子釘在土地上呢？但從某一個角度上看這種情況也能說明一種變化，就像您說的，開放了，搞活了，人財物也活動起來，如果公安還是死的，像過去那樣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應的對策不可，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加強管理。”有人曾經生動地概括當前形勢的變化：大街遠處不經商，旅店成了小銀行。工廠好比萬寶囊，居民樓院變空房、流動人口似水淌，都市裡面有村莊。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閃爍夜更長。 張昕楓思忖著說：“我的想法是應該加強公安基礎業務工作，重點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這個環節，才能有效地預防、發現和控制犯罪。不然我們就會變成瞎子和聾子，總是處於被動局面。”他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1996年，張昕楓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兼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的副廳長，到任後很快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哈爾濱市、區兩級公安機關得到大刀闊斧的精簡，精簡下來的幹部大都充實到基層派出所。同時，又向社會上廣泛招募大學生，將數百名大學生直接派往基層派出所充任民警，這個大膽的舉措震動了警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魅力用在了點子上。並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長都有眼光從長遠考慮從事這種基礎建設的。旅途上，張昕楓與孫匡男交談了不少看法，無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張昕楓親自指揮過若干起大案的偵破，在他看來，“1.28”大案屬於必破之列，他關心的不僅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發生的環境，他認為這一環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對的現實。 在鶴崗方面，公安幹警們則由於張副廳長的即將到來而歡欣鼓舞。張昕楓也屬於“老三屆”，1968年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泰來縣勞改支隊工作，這個偶然的安排竟決定了他一生的職業。1979年回城後，因為過去這段經歷進了當時的人民保衛部即公安廳。後任五處副處長，一年後升為處長，即孫匡男現在的位置。張昕楓不屬於憑資歷，而屬於憑能力升遷的一茬幹部，平素以思維敏捷，判斷準確著稱。有一年，齊齊哈哈市一名叫張振剛的犯罪分子殺傷民警，搶奪到一支“五四式”手槍，又連續殺死幾個仇人後潛逃。一個雨天，張犯被人發現在一處居民區。那裡全是平房，張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內，持槍頑抗，拒絕投降。公安幹警已經重重包圍了院落，房頂上也架了槍，前來觀點的群眾竟有數萬人，驅散不開。宣傳攻勢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彈，一旦打響後果難以預料。 當時張昕楓在省廳任處長，趕到現場後，所有當地民警都歸他指揮。他思索一陣後，命令立刻調來消防隊的救火車，院裡的人全部撤出，然後指示用高壓水槍對準房子的頂棚噴射水龍，一下子將棚頂掀翻，隨即命令四處房頂上的火力齊發，將房內的犯罪分子擊斃。用了5分鐘時間解決了戰鬥。周圍圍觀的幾萬名群眾沒人離開，都看得目瞪口呆。總之，張昕楓的指揮才幹被人們逐慚承認，他升任副廳長，是省長親自點名的。13日下午16時40分，張昕楓一行7人抵達鶴崗。
第十四章
孫匡男強調以無名屍為突破口，張副廳長提出給屍體“洗澡穿衣”。劉仲義等摸上“1.17”案情，車則仁率法醫發現文身。 2月14日上午，張副廳長、孫處長、崔處長、車處長等人在破案指揮部成員的陪同下，勘察了南山礦北樓案發現場。加上閆處長、王處長、省廳刑偵、刑技方面的主要負責人已全部聚齊鶴崗，其態勢更像是省廳在鶴崗召開一次現場會。所有屍體都已經搬走了，只是在原位置留下粉筆劃出的輪廓，以及一灘灘濃稠的黑紅色的血跡。牆上的彈痕、室內狼藉的物品依舊。張副廳長等人看得很細，不斷向何、閆、王等人詢問，專程去富力醫院觀察了11號屍體的面貌。回到指揮部，又觀看了現場錄相。錄相還未經過整理，斷斷續續，但能夠比較詳細地反映出案發後現場上各個角落的真實情況。現在各地刑事技術部門都配備有專人負責錄相，錄相人員緊跟偵查和勘察人員進入情況，保留了不少珍貴的資料。 10時10分，指揮部在南樓正式召開會議，向張副廳長等人彙報案情和破案情況。鶴崗方面的警方首領都注意到，張副廳長在視察和聽取彙報過程中，神情始終比較安祥，只是偶爾蹙緊眉頭。瞭解張昕楓的人才知道，他處於緊張的思索時表面上是看不出什麼動靜的。孫匡男、崔道植、車則仁等人一直在筆記本記東西，與人交換意見。應該說，案件的基本情況和主要進展他們在省城時就掌握了，現在主要是增加感性認識，瞭解一些具體細節，從自己感興趣的方面入手、構成自己看法。南山礦高書記介紹了礦上工資領取，發放和遭到搶劫的大致過程。何局長、閆自忠、王克立、倫江等人詳細介紹了至目前為止破案工作方面的情況。會議一直持續到下午。下午16時15分起，省廳新來的指導工作人員開始發表意見。孫匡男首先講話。令人驚訝的是，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已經清晰質形成了自己思路，記在本子上，脈絡分明。 他認為前一段工作很有成績。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個案子的破案條件還是不錯的，“案子必破，也能破。”關於案犯方面的情況，他認為： 第一、案犯對現場的情況很熟悉，表現在:（1）瞭解有錢和錢的大致數量；（2）瞭解錢存放的位置；（3）瞭解警力分佈情況。 第二、案犯有足夠的犯罪經驗：（1）作案前有詳細預謀；（2）作案過程中分工明確，應變力強；（3）作案手段完備（車輛、槍支、偽裝、爆炸物等）；（4）作案時間的選擇準確，選擇在防衛一方容易麻痺的時間段。 第三、案犯有一定的特殊技能：（1）有人會駕駛技術；（2）熟悉槍支性能，槍用得好；（3）懂爆破知；（4）有軍事素質。 第四、案犯團伙在租車地點附近有集結點。 第五、案犯為鶴崗人，或以鶴崗人為主。 關於破案工作方面，他認為：偵破線索主要是4個方面：（1）11號屍體；（2）獵槍、獵彈；（3）4人團伙；（4）具備知情條件和駕駛技術的嫌疑者。 他強調在下面工作的民警一定要把案情吃透，要有綜合的觀念，不能單打一，因為從各線索上都可能破案。但重中之重和突破口應該是11號屍體。在11號屍體上下下功夫，就需要做到：（1）進一步加強屍檢；（2）摸底工作要一戶不漏；（3）在較大的範圍內發一個“尋人啟事”；（4）假牙的調查繼續抓緊。 查槍彈的工作，可考慮從根上查，查到齊齊哈爾、吉林等地，也包括鶴崗附近地帶。同時把清槍的工作搞徹底。調查“刀槍炮”團伙的工作，還要重視審查已在押的人犯，從他們身上要案件、要線索。“三所一院”要充分發動起來。動員群眾的工作，最好搞一個方案，步步深入，長期堅持。在這種會議上發言，面面俱到是必要的，顯然線索不是單一的，你說不準哪條線索上就能有所突破。但孫匡男的發言給人留下兩個較深刻的印象。其一，他對破案充滿信心；其二，他認為應該把11號屍體作為突破的重點。他發言時，有人注意觀察張副廳長的表情，看到張昕楓不時在筆記本記下幾個字，神態基本是輕鬆的，猜測不出這輕鬆中是否含有一絲對發言者的讚賞。 接著崔道植處長談意見。他肯定了前期工作的進展，談了幾點看法：（1）犯罪團伙準備充分，並非臨時出動；（2）這個團伙出動時快進快出，戰術上成熟；（3）犯罪分子應該是本地人；（4）現場上所有物證都要逐一查清；（5）被檢查的槍要快發通報；（6）槍上的指紋，以左手食指指紋可能性大；（7）下步工作，的確應以查清11號屍體的屍源為重中之重。 發言的間歇中，會場上出現交頭結耳的議論聲，看來議論的重點有關11屍體。剛才兩位發言人都強調了這個問題，關鍵在於，從11號屍體身上還能搞到什麼。最後，何局長請大家安靜下來，聽取張副廳長的提示。張昕楓還像往常一樣，靠在座位的靠背上，肩膀略聳，兩腿伸平，露出微笑，感覺上像是在隨意地聊天，話語中卻處處包含有判斷和結論，從中可以掂出一份量。此時，無論誰突然走進會議室，也能從他的語調中辨認出他是一弦定音的人物。“我想說，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人們注意到他話音多少帶有一點愉快的意味，“比我想象的更令人滿意。基本上查清了犯罪團伙的人數、年齡、性別，知道基本上是鶴崗人，使用了什麼類型的槍支，用了何種偽裝。而且已經把這個案子與1990年、1991年的兩起大案並起來了，在發動群眾和摸排中間破獲了不少舊案。這些都不提了，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大量艱苦的工作終於確定下來11號屍主是犯罪分子之一，這就太有利了，為我們下一步的工作鋪平了道路。” “對這個案件怎麼看，我想強調一點：這個案件標誌著嚴重暴力犯罪的升級，看看大家能不能在這一點上統一認識。不要說倒退十年，就是倒退兩年、一年，有過這樣的案子發生嗎？這是智能型加暴力型犯罪的新起點。在智能上，它使我們至今未能在鶴崗市發現一具明擺在那裡的屍體的身源；在暴力上，它敢於在經過周密策劃後用4支槍對付10幾名武裝保衛人員，不是遇到特殊情況，幾乎有把握得手。這種性質還不嚴重嗎？這個案子真正使我們警醒的是：目前的社會犯罪形勢非常嚴峻。嚴峻在哪裡？嚴峻在被金錢佔有慾刺激起的一部分鋌而走險以身試法的人越來越多，而且擴及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我不相信作這起案子的人是明面上的‘刀槍炮’，從設計作案的角度看，他們當中有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情況要複雜多了。這是真正的犯罪升級，對此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認清形勢。這種事不是一兩次‘嚴打’就能扼制住其趨勢的。” “所以，能不能破獲這起案件，對我們全體同志、對整個公安戰線都是一次考驗，考驗我們能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形勢。此案必破獲，古人說‘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此案不破，不僅不足以平民憤，而且必須助長犯罪的氣焰，很快會出現又一輪的犯罪升級。不但你鶴崗，就是全省、全國也不得安寧。我們切不可失職。此案不破，我這個副廳長是不要當下去了！”會場上雅雀無聲，只能聽見筆尖在紙上划動的聲音。有些筆尖是發抖的。張昕楓具體談到了目前破案工作的幾個方面，包括對調查摸底、發動群眾、專項調查等環節的要求，明確指出要立足鶴崗開展工作。最後，話題一轉，又回到11號無名屍來： “我同意匡男、道植同志剛才的意見，面上的工作要做，也要突出重點，這個重點就是無名屍。”“對無名屍已經做了大量的勘察工作，現在要看一看，技術上還有沒有新的方法。情況也是比較特殊的，燒焦的屍體過去我們並不少見，但一般都是受害人的屍體，受害人的身份比較容易搞清，用不著下大功夫尋求特徵。這具屍體不一樣，它是罪犯的屍體，燒燬的程度比較罕見，鶴崗的、以及我們省廳的技術人員都恐怕沒有研究過這類情況。但是，屍體擺在那裡，從理論上說，它必然應該能夠提供更多的東西。對屍體不要不敢動，燒焦了怎麼辦？我看燒焦了也要刮，全身一寸一寸地刮，看能不能夠找到其他其他特徵。” “不能讓屍體總躺在那裡，躺在醫院裡，要讓它站起來，要給它洗澡、穿衣、洗澡就是要把它刮乾淨，穿衣就是要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上，要根據臉部骨骼給它畫像，把過去的形象力求完整地刻畫出來，給人以直觀的印象，通過這個形象可能在群眾中找到辨認出他的人。”“對死者的年齡也要通過檢驗卡得更死一點。”“我特地把我們的崔處長、車處長都請來，他們是我們省內的技術權威，希望他們憑藉自己的經驗多做些工作……” 會場上有些人還是第一次見到張昕楓，但已經開始被他這番話折服。張昕楓結束講話之後，與會者似乎都振作精神、樂觀起來。特別是關於“洗澡穿衣”，不能不使人眼前一亮，透過聯想的色彩。何局長、閆自忠分別講了幾句，號召大家根據部署，各盡其職，會議便宣告結束。此外，樓外又是漫天大雪。遠遠望去，停在北樓的那輛北京212吉普車銀裝素裹，與白皚皚的雪地連成一體，像一座孤零零的堡壘。 14日中午，南山分局刑警隊隊長劉仲義接到六號派出所所長郝亦堂打平的電話，通報了一個可疑的情況。昨天晚上，派出所民警先從群眾的反映中得知，上個月中旬，一個姓張的出租車司機在南山回煤礦附近遭到車上一夥乘客的襲擊，其中一人戴栽絨軍帽，張司機逃脫後報告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員趕到現場時車裡乘客已經逃走。段崇先當晚便設法找到了姓張的司機，查實確有此事，他感到事情不可忽視，很快彙報給郝所長。劉仲義正在審訊一名叫“黑子”的“刀槍炮”團伙成員，接了電話，立刻反應過來輕重緩急，拋下“黑子”，趕往六號所。“黑子”僥倖被從輕發落。出租車司機路上遭歹徒搶劫的事件屢見不鮮，有的敢報案，有的不敢報案。有的被搶了錢走，有的被搶了車走。搶走車的大部分被追回，搶走錢的則大部分無下落，案卷裡積累多了，慚慚地警方也回顧不過來。可是這起案子有特別的地方。當時車上有4名年輕乘客，3男1女，為首的戴栽絨帽，這就與“1.28”案犯有了相似之處。 一到六號所，劉仲義就質問所裡為什麼從未彙報過這個情況。郝所長解釋說，姓張的司機當時報案的是鐵東所，六號所只是剛剛得到這個消息。劉仲義就吩咐他們馬上把姓張的司機找來。雖然段崇先告訴過張司機這兩天不要外出，他還是出車了。郝所長和段崇先在他家等了一下午，劉仲義在六號所等了一下午。晚飯時，司機張廣林才被傳喚到所裡。是個瘦瘦高高的男子，30歲，穿黑皮夾克，帶人造毛翻領。 以下是詢問時記下的筆錄： 問：上個月你開車時出事是在哪一天？答：1月17日。問：具體什麼時間？答：大概是下午4點35分吧，當時我的車停在南山礦服務樓前面，等顧客。從南山礦院裡一條大道上下來一個年輕人，頭戴羊剪絨警帽，身高大概1.72米，稍胖。他從我車前走過去中，又走回來，打開車門就坐在後座上，問我，一個小時多少錢？我說30元。他問，用兩個小時呢？我說，60元。他就說，上七井，又改說上七礦。我把車子啟動起來，他說，先給我接一個人，我就按他指的方向開。開到群樓那塊兒，他讓停車，說下車找個人，車別開走，然後扔給我50元錢，叫我等著。問：他戴的是軍帽還是別的帽子？答：記不大準確了，像是軍帽，也可能是警帽，穿軍大衣。問：車停在群樓什麼位置。答：車停在群樓什麼位置？答：膠合板廠院外。問：好，你繼續說。答：這人下車後看了看我的車號。我車號是90060。他看完就從車尾那邊進群樓了。我下車在旁邊的小賣店買了盒煙，回到車裡坐著，這時是4點40分左右。等到5點鐘，打車的這人就回來了，領著兩男一女。女的先上車，一個穿凱撒的男的跟著坐進去，另一個男的從另一個門進去，把女的夾在中間。打車的那個坐前邊。問：這幾個人什麼樣子？答：女的留披肩發，二十二三歲、挺瘦、大眼睛，身高多說1.60米。穿凱撒的也大概是這個歲數，比較瘦，身高1.68米以上，上車時立著領子，抱著膀子，衣服裡好象夾著有東西。另一個男的二十一二歲，也比較瘦，身高1.65米左右。這幾個人裡就數打車的那個男的歲數大，二十八九歲吧。他們坐穩了，打車的就說走。我開車順大道走，他讓我從膠合板廠到南山的那條小道走。我沒往那兒走，還是奔膠合板門前順原道往南山方向開。開到南山崗臺時，打車的人說，奔鐵東那條道走。車開到鐵東派出所附近，打車的說了句，這條道也就是吉普車走。別的沒說。一路上他們幾個誰也沒說話。 過了鐵東派出所，坐前邊的那個問我是不是姓楊，我說我不姓楊，車又繼續往前開。走到陰陽屯市場，他叫我往裡拐，拐進去了，他問我：你不姓楊？我說我不姓楊。他說，你叫楊三吧？我說我不叫楊三。他說，拉倒吧，我看你面熟。” 張廣林還算是能說的，說得很詳細，也很順暢，大概因為此事對他刺激較大，回想過多遍，基本不用多問就可以一直說下去。“又往前走了一段，坐前邊的那個說，去接小光吧，後面坐著的不知是誰嗯了一聲。我才知道還要接人。車快開到打靶場的時候，前邊那個指著一排房子說，就在前面那幢房。我開過去，他說到了，我就剎車。”車一停，坐前邊的人說，你等一會兒。話音剛落，後面穿凱撒的那個人忽然不知用什麼東西照我後腦勺打了兩下，把我一下子打蒙了。我眼一黑，手正好摸住門把手，把車門打開了。我還知道側身下車，這時坐後邊的人又照我前腦門打了一下，把我打下了車。我趁著還省人事，爬起來就跑，頭也不回，還好沒讓他們追上。一直跑到南山木場車隊的調度室，在那兒給鐵東派出所掛的電話。後來鐵東派出所來了幾個人，讓我帶著他們去出事地點。到了出事地點一看，車還在，車門開著，車鑰匙不見了。車裡面有酒味兒，派出所的同志問我喝沒喝酒，我說沒喝。又問我打車的那夥人喝酒了嗎，我說根本沒人喝酒。問：酒味兒濃嗎？答：濃。當時派出所的同志讓我把車開回去，我沒敢開，因為被打迷糊了。他們就動手把車拉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我去取車，車裡還有酒味兒。這個味兒不是酒，肯定是酒精，酒精才有這麼濃的味兒。我是用三輪車把車拽回家的。”問：那人打車時旁邊還停著有別的出租車嗎？答：有。有轎車也有吉普車。問：這幾個人你見面還能認識嗎？答：打車的那個碰面還能認識。問：以上講的屬實嗎？答：屬實。 詢問結束後，張廣林看了記錄，在上面簽了字，按了手印，每頁按兩隻手印。劉仲義要求他明天務必不要出車，等候警方通知，然後直奔鐵東派出所。在鐵東派出所的案卷裡，翻出了1月17日張廣林報案時的詢問筆錄，值班民警為馮先池、錢韶華和李祖基。在鐵東所後來出具的《“1.17”案件工作情況》中寫道：1995年1月17日晚6點30分左右，電話接到報案，個體出租車司機張廣林的北京吉普車被劫。我所立即指派民警馮先池、錢韶華和李祖基開車趕到現場。在鐵東管區14委附近發現被劫車輛，罪犯已逃跑。民警馮、錢、李三同志根據被害人提供的情況，當即在現場周圍搜查，未發現罪犯。後來將被劫出租車及被害人帶到派出所，將事件經過形成筆錄材料。被害人當時頭部受傷，加之受到驚嚇不敢回家，民警馮先池、錢韶華親自把受害人張廣林護送回家。 所長於建正帶人在下面查訪，不在所裡。劉仲義便在鐵東所打通了給閆自忠的電話。從1月28日起16天裡群眾提供的所有線索中，這一條線索也許是最重要的。它自然引起指揮部的高度重視。15日上午，閆自忠、呂志錕、王春林親自出動，由劉仲義帶路，驅車找到張廣林，又由張廣林帶路，從南山礦服務公司開始，沿1月17日的路線重新走一遍車，瞭解具體詳情。南山礦服務公司東臨南山路，北臨西山路，為一座醒目的高大建築，樓前有一個出租車點。張廣林指點，那天下午他的車就停在樓前十字路口的拐角處，被歹徒租用。南山礦第五小學處通往靶場有一條鄉村路，路面坑凹不平，但不算窄，沿線左側堆有積土，右側圍有樹枝編排的柵欄，柵欄後面居民區，在南山區14委6組附近，張廣林被搶劫。 張廣林準確地指出了在群樓小區停車待客的位置，就在膠合板廠院西側，又指出他買菸的那家小賣部。當時天色已黑，他說不清戴栽絨帽的人是從那條路進入樓群，但肯定就是在這一片樓裡引出同夥。閆自忠等人順著最近的一條路走進樓群，估摸一下，周圍不過有20幾幢居民樓，分成若干樓院，一律紅磚牆體，平頂，大部分為五層樓房，式樣統一。兩處樓院裡都有小孩子跑著打雪仗，一個女孩子繫了一條紅圍巾，在雪地裡顯得格外惹眼。 “在這片樓裡，肯定有這夥人的聚集點。”劉仲義自信地說。閆自忠問他：“你覺得‘1.28’案就是這夥人乾的？”劉仲義點頭：“十有八九。”他叉著腰，兩道濃眉連成一條線，不願意把話說滿，但內心早認定自己的推測是不會錯的。閆自忠很喜歡這個有勇有謀的當地警察，如果在哈爾濱，他會立刻把他調進五處。“根據什麼？”他問。“第一，”劉仲義說道：“人數、體貌都相近，女的披肩發；第二，都是在下午5點鐘左右出來租車；第三，都準備搶車；第四，相隔的時間很近。” 閆自忠又轉頭問呂、王二人。呂志錕說：“情況很相似，17日離28日只相隔11天，不會這麼巧，應該併案。我奇怪的是，為什麼這個情況到現在才兜上來。”王春林不語，隔了一會兒才說：“不管是不是一夥人，這麼樣大規模的發動，鐵東所居然沒有動靜，沒有上報，這個處分是免不了了。”一個月後，鐵東派出所所長果然被免職。閆自忠指指王春林身上的手機，說：“給高書記打個電話，問一問，1月17日是什麼日子。” 電話沒費多少事就接通了，王春林與對方交談了幾句，關上話機，平緩地說：“1月17日，南山礦第一次發工資，當晚庫房裡存放一百多萬現款。”後來得知，1月17日的工資款是發給在崗職工的，當日沒有發完，餘下的鉅額款也是由十幾名保乾和經警聯合看守，與1月28日情況不同的是，那天晚上保幹中沒有人聚在庫房裡，都在值班室和會議室值班。如果那天匪徒沒有叫張廣林跑掉，“1.28”將提前11天發生。保幹中可能沒有人倖免於難，搶劫過程會簡單得多。自14日晚間起，根據張副廳長的指示，省廳和市局兩級技術人員開始對11號屍體及現場進行新的一輪複查。20點鐘左右，車則仁領著法醫倫江、尉寶山、張連光等檢驗無名屍。燈光較暗，當晚查看了頭部的損傷，對骨骼作了X光照相，根據恥骨確認死者年齡在25歲上下，再無疑義。車則仁一邊示範一邊講給倫江等人聽，倫江等覺得受益匪淺。在他們眼裡這位權威法醫更像一位外科醫生。 能達到車則仁這般技術水平的，全省寥寥無幾，而省內許多案件的勘察都需要有這般技術水平的人來進行。車則仁，個子不高，人很和氣，舉止完全是傳統知識分子的氣派，頗帶儒家風範。這位1966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有50多歲了，他的經驗和才學積累在自己的腦海裡，也積累在哈爾濱省廳四處他寬大的實驗室裡。他的實驗室擺滿了各種由玻璃容器盛裝的人體各器管的標本，由大腦、心臟、肺葉、肝臟、腎臟到手足、骨骼、生殖器等應有盡有，此外他還整理和收集了大量實驗資料，那是他一生的心血。而如今像他這樣一心一意研究學問的人已經不多了，就是他自己，擔任行政職務後也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去為所裡籌集經費。他曾經在“低溫死亡屍體確證”課題上總結出19項與低溫作用有關的屍體徵象，制定了低溫死亡屍體的認定標準，提出了“反常脫衣”的新的理論，不僅解決了凍死屍體的認定問題，而且引起地質、體育、旅遊等部門的廣泛注意。所謂“反常脫衣”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有不少人在冰天雪地裡凍餒之前，會感到格外地躁熱，不由自主的一件一件脫光衣服，以至被人發現後引起有關死因的種種懷疑，車教授的理論顯然解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科學命題。 在白天召開的指揮部會議上，他基本上沒有發言，但心裡深知，此次破案工作中法醫方面責任重大，尤其是張副廳長明確指示要從無名屍上打開突破口，更感到成敗在此一舉。不過，他更重視事實，相信自己不會改變事實，也不會放過真相。15日上午，閆自忠帶人無能為力調查“1.17”案件時，他帶人去富力醫院繼續勘驗屍體。屍體從太平間裡抬出時，崔道植、王克立等人也趕到了，他們給無名屍拍取了面部照片，然後趕往南山礦檢查出租車上的痕跡。臨走時崔道植囑咐，檢驗屍體要特別注意發現和保護體貌特徵。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在場者除車則仁外有市局技術科長楊淑蘭、法醫倫江、尉寶山、張連光、張西奎等人。計劃重點檢驗屍體的軟組織，包括皮膚和肌肉，要看看肌肉損傷有無出血、凝血、皮膚有無損傷和其它痕跡特徵。 屍體仰臥在解剖臺上，車則仁站在屍體頭部後面指揮操作，指示說肌肉要一條一條地切，皮膚要一塊一塊地刮。在他來到之前，這樣的手術是無人敢做的。他分工張西奎站左肩側位、尉寶山站左下肢側位、倫江站右肩側位、張連光站右下肢側位，楊科長負責紀錄，自己則負責重點檢查。“1.28”案重點突破的時刻終於在開始檢驗後不久來到了。站在左臂側位的張西奎用刀颳了一陣後，忽然說：“車老師，您看這是什麼？” 無名左上臂的皮膚還算完整，剛才張西奎用手紙蘸著水一層一層擦去表面的黑色燃燒物，下面逐漸露出一些文路。屋裡光線暗，是什麼東西還看不清。車則仁把門打開，讓外面的光線照進來，照亮了屍體的上半身。左臂部的一大塊皮膚燒得相對輕一些，經過擦洗，露出烤肉般褐紅色的一片，上面隱約看出有暗黑色的圖案。 “是不是文身？”車則仁點頭。他讓尉寶山繼續擦洗左肩，往臂部擦，自己拿起手術刀去深刮燒焦的表皮組織。在場的有誰說了句，別把文身刮掉了。車則仁頭也不抬的說：“你的組織學是咋學的，文身已經刺到第三、四層以下的細胞中，越刮會越清楚！”皮膚分五層，角化層、透明層、棘細胞層、基底細胞層、乳頭層，一般刺文身會刺到第五層，所以不怕刀來刮。車則仁心裡有數。手下不猶豫，逐漸將文身颳了出來。大家都圍著看，見是一幅龍的圖案，龍頭昂起，嘴裡噴火，身體曲折，爪下還踩著火焰。邊緣部分已炭化，有些模糊。 仔細看，那龍頭雖然生角，其他部分卻有些變異，口內吐出的本不是火光，而是分岔的信子。原來這是一組蛇頭龍身圖案。邊緣模糊的部分說明，屍體燒燬程度過深可以燒燬文身，但屍體燒燬的程度並不均勻，這就為發現文身留下了餘地。以前沒有發現文身，一來是因為對付燒焦的屍體缺乏經驗，不敢下手；二來是因為沒有考慮到屍體燒燬程度不同，忽視了某種可能性。下面開始拍照。屍體仰臥位不好拍，就調成側臥位。車則仁要楊科長馬上去洗，11點20分左右，照片洗出來了，效果還可以，即派人送到指揮部。 壓抑著激動的心情，法醫們繼續把屍體全身的軟組織檢查完畢，在頭部找出了兩顆鉛彈。又將左肩文身取下來，用10%的福爾馬林固定後再處理，使整個文身圖案顯現出來。午飯後，車則仁前往指揮部，在樓門口遇到閆自忠，閆自忠要他趕快把文身照片加印400張。從閆自忠的臉上，車則仁已看出指揮部正緊張地部署新的步驟。 400張龍形文身彩色照片15日中午被分發到各分局、礦區公安處和看守所、收審所、治安枸留所、勞教院。破案指揮部總指揮何文軒情緒異常飽滿，在會議上提出明確的要求： 第一，要立即動員、立即行動起來。將照片發到基層單位，先回顧一下，然後通過情況資料檢索，最遲於次日晚上把無名屍身源給摸上來。發現情況，馬上報告。 第二，要使調查、偵查、控制結合起來，進入情況後由市局大隊統一協調工作。 第三，卡點工作進入特別戒備狀態，嚴防犯罪分子聞風逃竄。 第四，各級都要立下軍令狀，誰漏了處理誰，民警扒裝、領導免職。反之，有功者重用重獎。 從即發照片開始。鶴崗的整部警察機器都開始以最高速度運轉起來。要求明晚之前查明11號屍源，似乎不算過分，有文身的人不像有假牙的人那樣多。假牙包在嘴裡，外表與真牙無異，自己不特別說明，又有誰能知道？文身則不同，夏天，肩部有文身總會暴露出來，給人留下印象。從文身看，死者已經有了點“刀槍炮”的氣味。在有劣跡的人員中調查線索可能成為重點。張副廳長也作了簡短的講話，他剛剛和徐衍東廳長通過話，代表徐廳長慰問大家，道了辛苦。他也贊同明日晚上以前應該把這個罪犯拿出來，要技術部門繼續做工作，根據無名屍衣服殘片，研究款式，到市場上訪查來源，給罪犯“穿上衣服”，以便多補充一些物證。他的話中有一種平和的指揮力量。
第十五章
張副廳長召見張黑子，鶴崗市收審所建立殊功。11號屍體身源查清，破案形勢急轉直下。 如果說給無名屍“洗澡穿衣”是張昕楓明裡的一招，那麼他還有暗裡的一招是許多人不知道的。張昕楓下榻在礦務局招待所。據張黑子後來說，張副廳長召見他是在14日晚上，也就是說，是在張昕楓到達鶴崗的當天晚上。那天晚上，張昕楓還在自己的住處召見了其他“三所一院”的負責人。看守所關押著已經經過預審，報逮捕的犯人，有些是已經判刑、等待執行的重犯。行政拘留所是看管被處以行政拘留處罰的人員的場所，涉及的案件多為治安案件，拘留時間以15天為限。收審所關押著犯法情節處於前兩者之間的、或犯罪事實尚未調查清楚、尚未經過預審的人員，關押時間不超過3個月。教養院則看管著勞改和勞教人員。“三所一院”中，公安機關實際上兄負責“三所”的管理，教養院歸司法機關管理。 張黑子即張良春，鶴崗市公安局收審所所長，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四方臉，面色較黑，眉毛、鬍鬚都很重，因之有了自己的綽號。此人經歷非同一般。他老公安出身，文革期間，由於一起冤案關進收審所，一關多年。被平反後，組織上徵求他對分配工作的意見，沒想到他選擇的竟是腳下的收審所。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哪兒跌到了再在哪兒爬起來。關押多年，倒使他對收審所有了感情。他對這裡太熟悉了，對管理人員熟，對犯人熟，對雙方的心理都熟。而他自己，既是犯人又是警察，從兩種角度出發都對這裡的情況作出過透徹的觀察，組織上考慮的結果，認為派這樣的人來管理收審所，也許是難得的人選，於是同意了他的意見。 張良春非等閒之輩，腦子好使，也能幹。既能做到，也能總結出來。收審所經他一搞，氣象一新，連連立功受獎，最後成為全國公安系統的先進單位。這個稱號不是那麼容易得來的，在鶴崗市公安局內部只此一家。張昕楓一到鶴崗就把他招呼來談話，自有他的考慮。懂公安的人都知道，每遇大案，著急要線索的時候，“三所一院”總是重點工作單位之一。 做大案的往往是慣犯，由小做到大，其中不乏“兩勞”釋放人員和刑滿釋放人員。這些人都屬於“社會人”，在社會上活動頻繁。時間長了，同在社會面上混的人彼此多有了解。有時候，這些人裡有人被抓起來，不但供認本案案情，還供出其他人作的案子，類似情況並不少。遇到大案，“三所一院”要發動在押人員積極提供線索，是常有的節目。在公安局管轄的“三所”中，行政拘留所拘留人員案情情節輕微，不少人屬於偶有過失，所以提供大案線索的可能性小一些。看守所多押重犯，許多人已看押時間很長，提供新線索的機會也不是很多。 收審所收審人員的情況最複雜，按類共有5種，情節輕的關幾天就放，情節重一經查實也許判極刑，且大都剛從外面捕出來不久的人物，知情面廣，帶進不少新鮮信息，所以總是有情況可挖的。在“1.28案”案發後，公安方面有意將已查出犯有不同罪過的人多抓起一些，送進收審所，原因之一也是為了利用這裡的環境多獲得一些情報來源。張昕楓很熟悉張良春，器重他的才幹，把他叫來，沒兩句話就點明：“這次你一定要盡全力，充分發動，爭取搞出東西來!” 張黑子心裡熱乎乎地，又覺得有些委屈，掏出隨身帶的小本本，翻開說：“我已經盡了全力。您看，到6日，我們那裡揭出獵槍線索26件，假牙線索79件；到9日，揭出人頭像的線索91件。李洪傑局長去了幾次，我們幾個人現在是連軸轉，一天睡不了5小時，在押人員的熱情也都很高。每次撈上來一些情況，我都在彙報會上及時彙報了，可老是有人潑冷水，說‘你們管好人就行了’，說什麼的都有，線索都被否定了。我就不相信線索都沒用，是不是真的經過查證……好像是我張良春一心邀功，自己找出些事來……” 張昕楓擺擺手說：“那些你不用管。全否了也沒關係，你繼續挖，多多益善。也不一定說工作都能得到人家承認，線索也不一定就出在你那裡。還是那句話，盡力而為吧。有一條：漏了我可拿你是問！”“那當然，那當然……”張良春身體已經移到沙發邊緣上。從礦務局招待所出來，不知怎麼搞的，張所長覺得偵破“1.28”大案的關鍵一環已握在自己手中。對於張副廳長的信賴，他滿腔感激，決意化為行動，不折不扣的行動。鶴崗所收審所坐落在城郊一處坡地上，四面都是樓房，圍成一座廣闊的四合院，院內空地供收審人員活動，院外另有圍牆，◆崗哨。 總的感覺上，初次來到這裡的人都要大大驚訝一番，因為這裡的辦公樓房更像賓館，大廳和接待室內鋪有紅色的地毯、牆壁天花板都經過精心裝璜、陳設著做工講究的原木沙發和辦公桌椅，窗明几淨，處處一塵不染。即使一塵不染。即使在禁號裡，環境也勝過一般軍營，寬大的房間裡兩旁是排炕，被褥摺疊得整整齊齊一字碼開，若在反省時間，收審人員在大炕上也排成行盤膝而坐，男子一律光頭，看上去與殿堂裡打坐的和尚大體無異。有人來防，眾人皆挺直腰板，齊聲向客人致敬，保持著軍人般的姿勢背誦口號或高聲唱歌。房間有廁所，用簾子遮著，廁所裡從牆壁到地面乾淨得不存一點汙漬，亦無異味。 關押的人時多時少，關押人員來得或遲或早，但一律保持著井然的秩序。無論誰，只要一進禁號，便自然而然地在傳統中生活，循規蹈矩，養成集體主義的習慣。於是，在有限的空間內，每個人都平均分配到屬於自己的一份權利，不受他人干擾。若不是鐵柵門上了鎖，這裡像一間間教室。 收審人員每日早上6：00起床，7：00開飯，8：00反省，9：00讀報。上午管教員進各禁號教育一次，然後自由活動。午飯午休後，下午1“00開始反省，管教員找人個別談話，之後又是自由活動，晚飯後仍有反省時間。每隔一天清間放風一次。平常這裡在押人員達一千多人，但加上所長、副所長只有十多個管理人員。一名會計也負責管理一百多人。被收審的大都是最無視國家法律，不服從社會制約的一部分人，一千多人被十幾人調教得順順當當，令行禁止，不生非分之想，一方面顯示了國家機器的威力，一方面也顯示出領導者的才能。能挑選到張良春這樣的負責幹部並非易事，收審人員用不著在他面前耍小聰明，他的經驗和體驗足以涵蓋收審所裡的大事小情。 經營上張良春也有自己的一套。他手裡有農副業基地，民警平均一人養一頭豬，吃飯不花錢。收審人員一天要吃一噸糧，吃菜上也達到自給。近年來收審站還在外面承包了兩家虧損企業，使之轉虧為盈，辦得有聲有色。民警們早已習慣於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全年沒有休息，不習慣休息天。收審人員也不知不覺間接受了大家庭的觀念。張良春不稱被看押人員為“犯人”而稱為他們為“學員”，向管理人員提出的口號是“關心學員如親人，感化教育出成果”，院內牆壁上最醒目的標語是“務實、求嚴、創新、文明管理、依法管理。”他告誡學員們：到這裡來“是龍得盤，是虎得臥”。要看清正道，正道是“悔罪伏法吐苦果，靠近政府早回家。” “悔罪伏法吐苦果，靠近政府早回家”是張良春積多年經驗冥思苦想制定的感化方針，所謂“吐苦果”，是要求學員們在悔罪伏法的前提下尋找犯罪的根源，如社會上腐朽的思想、不良的風氣對自己的毒害，一味講究“哥們兒義氣”的糊塗觀念對自己的坑害等等，把自己由後悔產生的苦衷傾訴出來，巧妙地使害人者轉變為受害者的立場，以主動的姿態批判社會罪惡，從中受到教育。“早回家”則是學員們最大的願望，張良春抓住這一點，鼓勵這種願望，同時也就要求他們靠攏政府、改過自新。說來說去，張黑子的觀點只是一個：把犯人當人，當作受害者，當作需要重新學習的人，當作親人。他的目的不是看押他們，而是希望他們認識人生路途上的錯誤，早早送他們回家。這自然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無法懷疑他的真誠，歷史的不公曾使他蒙受過作人的屈辱，使他在鐵窗的另一面切膚地感受到人的尊嚴對於人的新生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也許從那個時期起，他已經準備好了做一個優秀的管理人員應該具備的主要素質。 瞭解了這些中，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收審所裡一千多名學員都被管理得那樣服服貼貼，守規矩和不乏上進心。收審所院牆上佈滿鐵絲網，荷槍實彈的哨兵日夜巡邏，此間通往外面的唯一通道要經過張良春的辦公室，但這些設施以及警方施加的威嚴僅僅起到震懾作用而已。所裡從未發生過學員暴動、越獄等惡性事件。相反，每年學員中提供上來的案件線索有數百條，起碼落實百條以上，曾經在半年時間裡提供殺害出租車司機案件線索3起。 “1.28”大案爆發後，市局對收審所的第一個命令是加強戒備，防止外面犯罪分子對收審所進行襲擊；第二個命令是號召收審人員舉報線索。張良春在會上宣佈了獎金的數額，要求所有學員“一吃、二睡、三睜眼看照片，閉眼想可疑的人和事。”當時無名屍的頭部照片已經發到各禁號，所有人員都停止其它活動，專心一意研究相片。張良春宣佈，在此案上立功的人員，不僅受獎，還可以得到寬大處理，包括當場釋放。於是禁號裡的人們都知道外面出了大事，以後被陸續關進來的人員，更是把南山礦大案的詳情介紹了個遍。 初進“宮”的人見這裡的人熱火朝天地提供線索，都感到奇怪，時間長了才明白，所裡對學員的教育實在是細緻入微。張黑子在這方面的辦法很多。有時候，把已經放出去的原收審人員請回來，請他們講述自己犯罪、悔改、立功、得到寬大處理的過程，往往講得痛哭流涕。他們對這裡的一切都很熟悉，這裡的人對他們講的一切也很熟悉，會場上當時就能產生強大的共鳴，達到高潮時臺上臺下唏噓一片。有時候，所裡把檢察院、法院的檢察長、院長、庭長請來，請他們講自己經手的案子，講青少年犯罪的現狀，講死刑犯人臨死前後悔莫及的痛苦心情，直講得臺下人心驚肉跳、鴉雀無聲。每講一場，都會有學員主動與管教員聯繫，請他幫助自己分析罪行的嚴重程度和出路。 也有時候，請收審人員原單位的領導來講遵紀守法。這些收審人員在原單位大都是不服從領導、調皮搗蛋無法無天的人物，不知和領導頂撞衝突過多少次。如今落得這步田地，再見到領導，十個有九個百感交集，領導說什麼聽什麼，只顧感激不盡，更無半點牴觸心理。收審所裡有時候請來一些小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八九歲，天真雅氣，不講別的，就講他們在學校裡努力學習、天天向上的情況，講他們充滿朝氣也充滿希望的生活。頂多結束時捎上一句：“希望叔叔伯伯、嬸嬸姨姨、大哥哥大姐姐們在這裡也和我們一樣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爭取做國家的有用之材！”聽了孩子們的講話，許多學員飯吃不進，覺睡不好，覺得自己白活了幾十年，“不如一個孩子”，心靈上受到的衝擊竟也不比聽管教員一番教訓更輕。 自然，請父母和親屬來所裡勸說也是有用的。那種情況多種多樣，有的見面就罵，有的無話可說，總的看來都是正面的效果。有妻子懷孕的、抱著不滿週歲的孩子的，訴說在家裡受婆婆的氣，鬧著要離婚，說得學員百爪撓心，抽自己嘴巴子。也有人立刻找所長坦白交代，要求從快審理。所裡要求管理人員把學員當親人，天長日久，這種思想也就在管理人員頭腦里根深蒂固，是親人，就不管他是什麼情況、犯了什麼罪過，都做到仁至義盡。有個姓趙的學員患了病，管教員自己花錢給他買火腿腸、為他包餃子，餃子端進禁號，周圍的人看著眼裡都噙了淚水。有個姓張的殺了一人、傷了兩人，罪不可赦，預審前先關進收審所，所裡仍對他一視同仁。姓張的腳上患有嚴重凍傷，行動困難，管理員自己花錢給他買來凍傷藥，親自動手為他洗腳，感動得他哭得像個孩子，說這輩子報答不了，下輩子要報答。 要說報答，管教人員又能從他們身上圖什麼呢？管教人員不過是真心實意而已。大體上，假若所裡收審的一千多名學員中有人知悉“1.28”案的一些內情，他多半是會向所裡彙報的，這是所里長期工作的結果。局裡還有一個人非常重視收審所的作用，那就是市局副局長李洪傑。發案的第二天，1月29日，李洪傑就專程趕來，代表市公安局，一間監號一間監號地講話，做宣傳發動工作。 所裡專門成立了“收集線索領導小組”，由張良春和副所長劉政克負責，對所有學員逐一談話，鼓勵他們盡其所能協助警方破案。學員中能人怪才不少，有一個擅長繪畫，所裡把他請到辦公室裡，攤給他上級下發的11號屍體的面部照片和其他資料，要他根據地這些資料畫出一幅罪犯的復原肖像。這名學員毫不推辭，用了半天時間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不止一幅，包括不同角度的多種畫像。這些畫像經複印後發到監號中去，成為全體學員的工作對象，有的學員整天看相片，看得直迷糊，吃飯都想吐。所裡每天都能向指揮部上報一二十條線索，可惜其中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情報。 2月15日下午1點多鐘，指揮部印製的無名屍文身照片下發到收審所，使學員中掀起一個新的辨認高潮。對於文身，一些學員不陌生，有的自己身上就有，據說這種東西是沾著鴿子血刺上的，終生色澤不變。而文什麼也有講究，一名學員當場在紙上畫下無名屍身上的圖樣，解釋說，龍身蛇頭，表示沒成氣候，八仙過海就他未過海；另有人解釋說，蛇頭龍身代表剛剛出來混，沒有過江的龍就叫蛇，所以蛇頭龍身叫翻江倒海九條龍。如此解釋，這名罪犯文身時還是剛剛出道。由於罪犯特徵非常明確，能提供情況的很少，但12監號的李寶勵看過文身照片後報告說：“我敢肯定這個人就是田原。”張良春、劉政克半信半疑，還是把他帶到了辦公室。 12監號的李寶勵，20歲出頭，身高不到一米七，長瓜子臉，眼睛不大，人很伶俐，因盜竊鐵閘門收審，進收審所後，接二連三地接受教育，進步比較大。第一次調查無名屍線索時，他拿到罪犯面部相片，直著眼看了半天，以後變得情緒反常，有兩三天睡不好覺，心事重重。張良春、劉政克發現這個情況後，心中暗喜。一般說，在黑道上走的人，都講點哥們義氣，不願輕易“咬”別人，哪怕對方不是一夥的。曾經有兩個團伙互相火併，一夥人抓住另一夥中的一個，用鐵絲綁手，然後一刀剁去四個手指，以示警誡。後來警方發現了那一個人手上的傷，問是怎麼回事，那一個也只說不知道，不肯告發。原因很簡單，說出來就要受審，告發了別人也等於告發了自己。李寶勵“進來”時間不長，在揭發檢舉上還有顧慮，但他的猶豫，正說明他的思想已經有了變化，處於矛盾之中。張良春和劉政克開始分別找他談話，動員他把問題講出來。終於，在周圍環境的感召下，他開口了，說：“這個人長得好像是我同學的哥哥田原……”兩位所長把他帶到辦公室，鄭重其事地問：“你能肯定嗎？”無名屍面部變形較大，根據面部照片辨認屍主，能不能認準值得懷疑。 但李寶勵回答說：“差不多。”“他有假牙嗎？”“有。”話已出口，李寶勵就不想再往回縮了，接著反問道：“死的這個人有沒有文身？”劉副所長說，這個倒不知道，目前指揮部還沒有這方面的通報。當日下午5時，李寶勵反映的情況彙報到指揮部。呂志錕副局長責成南山分局查實，查證的結果是姓田的這個人已出國，無法認定。那是2月9日的事。張良春和劉政克依然鼓勵了李寶勵，說他能夠打消顧慮，配合工作。到15日，收審所裡的氣氛已非同一般，學員們不僅自己積極上報情況，也動員別人提供線索。一個收審所彷彿辦成一個公安局，共蒐集了244件情報上交指揮部。弄得張良春在指揮部的會議上一開口，就有人冷嘲熱諷潑涼水。不是別的，每條線索都要派人去查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總是查否，放誰頭上也心煩。 但張良春得了張副廳長的口喻，哪肯罷休，照樣召集全體管教開會，說：“都下到監號裡去，按分工包乾找每個學員再談一次話。記住，誰的工作不到家，漏了線索，按責任籤的辦：你自動辭職。”他從來沒有開除一個下屬，所以要人家“自動辭職”。一個抓得緊的單位和一個抓得松的單位情況差得很遠。住12號的李寶勵這幾天沒提供別的線索，也不像別人那樣冥思苦想。他有點不服氣，覺得照片上那個人有六七分像同學田雨的哥哥，加上假牙，把握該在八九分以上，卻被查否，多少是個彆扭，他是初次進收審所，原把這裡想象成帶恐怖色彩的監獄，還做好了與同牢記犯人幹幾仗的準備。進來一看，知道這裡是個全國有名的先進單位，乾淨得像賓館，整齊得像軍營，文明得像學校，他認出有兩個學員是街上出名的地痞，現在也都變得像個人似的，規規矩矩，一本正經，還在爭取上進，見面時眼睛沒有一點邪光，人都好像變得透明瞭。他就猜出，自己在這裡也會變，要學好。至於出去以後怎麼樣，就難說了。 15日下午，文身照片傳到禁號裡來，他在別人手裡掃了一眼，就知道這回不會有錯了。有錯的是公安局。他多次見過這個文身，它刺在田原的左大臂上。田原好武功，常在家裡比劃，夏天時候只穿個背心，臂上的蛇頭龍身圖形格外鮮明。他也知道，田原能幹出那事，這人有股子渾勁兒，天不怕地不怕，連他弟弟田雨也佩服他。李寶勵和田雨是同班同學，關係密切，算朋友，和田原算熟人。熟人能幹這麼大的案子，他也吃驚。這次他用不著誰來動員了，坦然地跟著張所長走進了辦公室。 張所長、劉副所長卻格外謹慎，請他坐下來慢慢講，沏上茶，問：“還是你上次說的那個人？”辦公室裡牆上掛滿了錦旗和獎狀。李寶勵掃了一眼，舔舔嘴唇，用力地說：“我敢肯定，這個人就是田原。”又說出了田原一連串的特徵：有假牙，鼻孔上揚，左眼向下斜，耳垂大，穿過軍用黃秋褲。左肩龍形圖案是朱環青給文的，先文的龍，後文的雲彩。張良春本來往本子上記，聽到這些，立刻讓李寶勵打住，叫了人來，讓李寶勵重說一遍，正式記下筆錄。他相信他的學員不會耍弄他，這次是真正有門兒了。心中不禁一陣感慨。劉副所長呆呆地站在一旁，彷彿一時還難以反應這個事實。 3點鐘，指揮部來電話，命令將提供這條線索的人和詢問記錄一起送到指揮部去。李寶勵在車上再一次見到了他熟悉的街道、商店和行人。他覺得沒有什麼比恢復自由更寶貴的了。要指揮部，閆自忠、李洪傑、呂志錕三人聯合與舉報人談話，足見重視的程度。談話持續了40分鐘，李寶勵回答了從各種角度提出的問題。談話結束後，閆自忠回到會議室，衝著張副廳長、何局長興奮地說：“案子上線了！”張昕楓、何文軒同時露出了笑容。張良春跟在閆自忠身後，方形的黑臉上綻開了一朵花。 給11號屍體“穿衣”的工作有了新進展，將屍體殘留的黃色衣片割開，對線頭進行物理檢驗，證明罪犯穿的是一條軍警用的黃色秋褲，在一條街上的軍警服務社裡發現有相同的秋褲。這樣，又從另一方面證實李寶勵所說田原在春、秋、冬季常穿同一條黃色軍用秋褲是有根據的。大概田原只有一條秋褲。據李寶勵說，田家很窮，睡土炕，被子是破的，唯一值錢的是一臺12吋黑白電視。這是他父母家，田原未婚。 從家境上看，田原冒死罪參與殺人搶劫大案也是有可能的。如果無名屍主就是田原，那麼他的住址清清楚楚：南山區28委5組。不清楚的是：為什麼反覆摸排居然沒有把這個失蹤的人摸上來。南山區28委屬於六號地區，六號坑蒙拐騙派出所所長郝亦堂和28委所屬擔當區片警段崇先當即召到指揮部來。等待他們的絕不是安慰和讚揚。
第十六章
擔當區民警受訓，田原家屬神態自若。預審員閆帆得知嫌疑人包括堂弟，他仍然受到王春林的信任。 在整個破案過程中，六號所民警段崇先是個時不時牽涉到的人物。倘若沒有這件大案，這位模範民警可能很快會得到提升。憑著他的才幹、他的工作態度，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一番平凡但不簡單的成績是不成問題的。他並不比處於相同位置的許多別的民警差，只是有一名特殊罪犯住在他的轄區。1月15日傍晚6點35分，當他走到指揮部會議室時，就發現氣氛有些異樣，這是從幾雙熟悉的眼睛中透出的不熟悉的目光裡感覺到的。 王春林把他、郝所長和預審科的閆帆引到一個前額開闊，兩肩微聳、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面前，作了介紹，他才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廳主管刑偵的副廳長張昕楓。可惜初次見面是在這種情境下。坐下後，郝所長先將六號地區摸底的情況作了彙報。摸底是從1月30日上午開始佈置的，交代了案情和當時掌握的作案人數、案犯特徵。派出所9個人全部出動，南山分局的幹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號所協助工作。張昕楓問：“誰負責28委的摸查？”段崇先心裡一沉，答道：“是我。”張昕楓銳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你摸上可疑人了嗎？” 段崇先點頭稱是，說他提出過5個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原、田力、田雨，以及吳清明和趙北平。其中趙北平摸查時去了長春，現在已經回來，查否。張副廳長問：“你認識田原嗎？”段崇先回答：“認識。”“你看11號屍體的照片上是田原嗎？”“不像。”“田原有假牙嗎？”“沒反映上來。”“田原的胳膊上刺有龍文身嗎？”“不太掌握。”“檢舉中反映田原有假牙，你知道嗎？”“不知道，沒接到信息反饋。” 張副廳長拍桌怒道：“你什麼都不知道，片警怎麼當的？”段崇先臉上有些變色，囁嚅著沒有說上話來。實際上，段崇先對田家的情況是比較注意的。田原的父親是南山礦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時很老實，不太出門，也不大過問家裡事。母親楊蓮秀，家庭婦女，比較潑辣，在街道上還作了個小組長。段崇先下街道，常到田家坐坐，從楊蓮秀那裡瞭解些組裡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這位積極的小組長還提供些線索，總之，彼此關係不錯。田家4個兒子，長成了4條漢子，最小的田賓也滿了二十。4條漢子都沒結婚，也都沒工作，又都沒發財。所以家境不會怎麼樣。老大田力據說跑到內蒙去了，音訊皆無；老二田原去南韓打工，也走了好幾個月；老三田雨、老四田賓在家，田雨初二那天和母親一道出門串親戚去了，至今未歸。因為田家生活來源不充裕，段崇先常教育幾個兄弟遵紀守法，言下之意是告誡他們不要打主意謀取不義之財，幾兄弟都點頭答應。其實田家兄弟在當地沒有鬧過什麼大事，1993年，田家開過一個小吃部，很簡陋，段崇先還去看過，這小吃部沒多長時間就賠黃了。摸查中，段崇先沒有放過田氏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見本人；老二去了南韓，也不能面見本人。老三案發後雖然還在鶴崗，但初二就離家出走，有讓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個人都作為疑人提了出來。在碰頭會上，大家提出的懷疑對象被一批批篩下去，以便突出重點懷疑對象，當討論到田家兄弟時，段崇先先始終不肯鬆口，不肯將他們排除，而又無法證明他們做過什麼。 關於相片和假牙，段崇先事後為自己辯護說，“圍繞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幾天中曾去六次，通過看照片、查假牙、查假髮、發通告我多次詢問田家及左右鄰居。同田家相住十七年的趙XX妻子、趙XX的兒子趙XX趙XX（同田家兄弟年齡相近）、田XX等都沒反應出田家哥們兒有鑲假牙的。”他拿出無名屍面部照片照片給周圍群眾看，群眾中也沒有人說像田原的。田原身上有文身，段崇先是不瞭解的、周圍群眾卻瞭解。段崇先為自己辯護說，文身特徵是後來才提供出的，如果這個特徵及早發現，他通過在田家周圍的工作是可以調查出來的。 治安民警對於自己職責範圍內的重點人口和邊緣人口，應該做到“四知”，即知姓名、知綽號、知住址、知體貌特徵。從這個硬性要求來看，段崇先還是無法脫去責任。張昕機發火不單單衝著段崇先。在公安看來，派出所的基礎工作是整個公安工作的保障。 以往，偵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平時對情況的掌握，派出所的工作包羅萬象，十分繁雜，如果不能很好地擺正這些工作之間的關係，就會失去基層工作的意義。近幾年，有的基層派出所存在著“重率輕效”的問題，只強調民警對管內的人口達到“四知”和“百家熟”，而忽視實際效果，忽視從“四知”和“百家熟”中發現犯罪、打擊犯罪，造成有些民警只顧死記硬背，片面追求熟悉率，放鬆了對重點人口的熟悉，更談不上對其控制和管理，從中發現犯罪。有的民警為了應付工作，整天拿著戶口本去“熟悉”，其它工作不管不問，因為只要熟悉率達標，就可以當先進、晉級。這種情況很難適應當前改革條件下對敵鬥爭的需要。在侯凱殺人案件中，侯凱作案期間曾三次轉換租房，每處住房都是殺人第一現場。民警不掌握，只是機械地去熟悉那些常住人口，不下居民區瞭解情況。案件偵破後，上級機關到侯凱租房的派出所管內調查，發現管區內很大一部分群眾不認識，也不知道調來工作三年之久的管片民警。這種脫節、不負責任的工作方式給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這就是張副廳長後來下決心要狠抓派出所基礎工作建設的原因。 當然，在“1.28”案件，片警段崇先的責任是有限的，他畢竟把去南韓打工的田原列入懷疑對象，至於證實他是否真在南韓打工，超出了他的職責。張副廳長問：“田原什麼時候去南韓打工？”段崇先回答：“去年10月份。”“這段時間你能保證他不在家裡嗎?”“能。我曾經多次去過他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他家裡人、他的對象，還有鄰居都說他出國了。”“他有對象？”“有。他們家幾個兄弟就是他處著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劉芳，他家開小吃部的時候她幫過忙。”“現在田家誰在家？”“他父親，還有他弟弟田賓。” 張昕楓眉頭緊皺，對著王春林、郝所長和段崇先說:“－－你們去，把田原的情況弄清楚。立刻就去！”閆自忠請示說：“我是不是也和他們一起去？”“好。” 六號所離指揮部很近，閆自忠和李洪傑一到那裡，就與南山分局的副局長王鳴久、王春林緊急磋商起來。顯然不能像摸查動作那樣，拿著照片到田家附近到處打聽。一旦走漏消息，活著的罪犯肯定潛逃，便不可收拾。鄰居們也不會真正瞭解內幕。唯一的辦法是正面接觸田原的親屬，從他們嘴裡挖出真實情況。研究以後決定將田玉山和田賓都叫到六號所來接受傳訊。根據李寶勵的揭發，田原肩臂處的文身是鄰居朱環青給文上去的，朱環青必須接受傳訊。不能排除田賓、朱環青有參與犯罪的可能，因此傳訊時要採用必要的防範手段。去的人不能多，應該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亂，使罪犯得到消息。最後決定以管片民警為主實施行動。第一步，由段崇先和閆帆去朱環青家把朱帶來；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長和民警張石建把田賓、田父帶來。 3個人都被順利帶到了，同時帶到的還有在田家住的田原的表姐劉芳，在4間房子裡同時展開了對他們的詢問。田原的父親田玉山滿臉皺紋，胡碴很長，背有些彎，穿黑色棉襖，襖面上油跡斑斑斑。他從50年代起就在南山礦做掘進工，患有矽肺病，現在靠退休工資為生。這部分退休工資200多元，還要負擔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搶的榮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詢問中他不停地淌清鼻涕。“你兒子田原現在在哪裡？”詢問人員問道。 “田原……他去南韓打工了。”“什麼時候走的？”“去年……去年九、十月份……”“回來過沒有？”“沒有。”“確實沒有回來過嗎？”“沒有。”“你明白嗎？在這裡必須說實話，作偽證要負法律責任！知道什麼叫作偽證嗎？”“知道。”“那我再問你一遍：你的二兒子田原，在春節前這段時間裡，到底在不在鶴崗？回來過沒有？”“沒有，一次也沒回來過。” 詢問時講究察顏觀色，從田玉山臉部呆滯的無變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說謊話。但老人顯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對家裡事情知道多少。“田原有假牙沒有？”“……好像沒有。”“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沒有？”“不太清楚……我沒見他文過身。”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來，交給他看，問：“這文身是你兒子身上的嗎？” 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陣，揉揉眼睛，又望望，說：“不像，我沒見過他有這樣的文身。”對田賓的詢問也遇到相同的答覆。田賓還很年輕、白淨臉、沒見過多少世面的樣子。據段崇先介紹，他平時表現不錯，從來沒有犯過什麼事，也很少和他的幾個哥哥一起活動。如果說他是學校的學生，也有人信。“我二哥真的出國了，”他再三辨白說：“走的那天還在街上吃了飯，家裡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這事聯繫了有一個多月，還算快的，我二哥說那邊錢好掙。”近年來東北去韓國打工的人不少，手續上並不繁雜，像田原這樣無家無業的主兒，只要尋上門路，撥腿就走不是新鮮事。“帶行李了嗎？”“帶了，被窩卷、褥子、臉盆，我三哥幫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車站，晚上7點多的車。”“海波是誰？”“我二哥的朋友，孫海波，去南韓的事是他給聯繫的。”“走了以後來過信沒有？”““沒有，他從來不寫信。”“電話呢？”“我們家沒電話。” 對劉芳的詢問情況也相似，劉芳是個小巧玲瓏的姑娘，與田家姨表親，小吃店關張後一直沒走。她眼神中帶著警覺，但又十分樂意探聽一點田原的消息，有時欲言又止。給人的印象是，她對田原一往情深。田賓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別田原那天晚上，劉芳哭了兩次，問她本人，她也承認，說田原出國打工是臨走前三天才告訴她的，她當時心裡很不是滋味。“他沒給你捎信回來嗎？”“沒有。”劉芳搖頭，神態有些悽婉，臉也背過去，髮梢垂下來遮住了半個面孔，“他走的時候說了，不寫信，掙夠錢就回來……” 有些東西表演是表演不出來的，參加詢問的人後來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離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劉芳拆洗的，那時距“1.28”大案發生還有3個多月。以後對鄰居們的調查，也證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確聚會送別田原，田原走後無人看見過他歸來。但是，在經過一番思想工作和陳明利害關係後， 田賓首先承認了田原上齒有假牙。“我們哥幾個都有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邊第三顆門牙，這顆牙生來就沒有。”“文身呢？”田賓呆呆地看著照片，似乎對他二哥作了最後的辨認和告別。說：“從假牙和文身看，這是我二哥田原。” 至於和田原經常接觸的人，他提供有孫海波、孫海滔、閆文宇、喬復山、餘林棟等四名字。朱環青堅決否認他曾給田原文身，並亮出臂上的一條青龍－－這是一條真正的龍，龍頭龍身。至於田原身上的圖紙，他講聽說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請人畫在紙上，然後把紙貼在臂上刺就。這一點田賓也有印象。 關於田雨的去向，田賓說不清楚。田家的人向來各自行動，說走就走，說回說回，旁人不大過問。但田玉山後來說田雨跟他母親去哈爾濱找工作。隨即對田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沒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雖稱不上家徒四壁，也簡陋得可以，唯有劉芳居住的一小塊天地乾淨一些。劉芳已與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氣。換個角度看，在田原不可能不想辦法去弄錢。 晚8點20分，指揮部的會議上，何局長宣佈“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確定身份。這是一個突破性進展，隨之而來的，就是確定其他三名活著的案犯的身份。根據蒐集到的情況，與田原走得較近的人有10幾個，在這10幾人裡，可能有3人參與了南山礦大劫案。所有列為嫌疑對象的人，只要還在鶴崗，地址明確，都派人去秘密監視起來，所在管片的民警和相關人員被招到指揮部待命。首先提出的嫌疑人是喬復山，綽號“二稜子”，28歲，男性，身高1.74米，身體略胖，白臉，方顎，大眼睛，下兜齒，住站前五號樓。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鶴崗，26日晚10時在北大嶺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開一輛藍色213車，車號01776，前機蓋子被撞壞。車內坐一女人，左眉部被劃了一個小口。2月11日晚，喬復山乘308次列車去哈爾濱聯繫買賣，據說是做油氈紙生意。目前已到北京，住華北大酒店。 喬復山有錢，靠“刀槍炮”起家，現在仍是“刀槍炮”首領，有自己的一塊地盤，手下有一夥打架不要命的弟兄。他發動過數次“黑吃黑”的火併，逐慚擴大了自己的勢力。來錢也容易，僱人開著卡車到小煤窯去，開到煤堆跟前，說聲：“裝煤！”就有人幫他把煤裝好，拉走賣錢，無人敢管。錢攢多了，敲詐勒索的事就幹得少了，把錢用去投資做生意，是當地不少人稱羨的發財方式。“1.28”案中，有人舉報揭發他的劣跡，因為與大案無關，人又不在本地，暫時沒管他。 田原接觸過的另一個團伙首領叫餘林棟，綽號“黑子”，27歲，男性，身高1.78米，膚色較黑，圓臉，身體壯實，臂力過人，曾長期習武，當過田原的武功師傅。兩次因流氓、鬥毆判短期監禁。手下有五六個人，專門“吃地盤”，在他的地盤範圍內，負責保護商家店鋪的“安全”，走到哪裡，坐下吃好的喝好的，臨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難免鬧得天翻地覆，得不償失，所以店家都只當多一個收稅的，散財消災。 1月28日當晚據說他在一個同夥家聚會，證明人都是他的同夥。這夥人手裡有槍是不必懷疑的，也有人會開車。田原參加過兩夥人的活動，但次數很少，有一次跟著餘林棟一夥提著鐵棍攔路搶劫，被帶到派出所。前腳剛進去，後腳他當居民小組長的母親就趕到了，在派出所裡大鬧一場，鬧得民警不亦樂乎，只好把她兒子放了。據段崇先說，田原近兩年裡與“刀槍炮”團伙接觸少多了，經濟情況上也能看出來，他從團伙活動中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田原待人很客氣，懂禮貌，這一點給民警的印象也不錯，民警從未把他看作“刀槍炮”團伙的正式成員。 田原的朋友還有孫海波，一個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歲，圓臉，身高1.75米左右，無業，擺攤賣過布匹。據說人很文雅，善書法，此處民警便談不出更多的情況。或者說，他從來沒納入過警方的視線。在鶴崗數十萬人口中，甚至在年輕人中，他都只算個平均數。如果警察把這類人的一舉一動也看在眼裡的話，那麼警力必須增加20倍以上。孫海波被牽連進來主要是由於他去田家的次數比別人多，而且，他是田原去南韓打工的介紹人，田原去車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原去南韓的事現在還是個謎。 假設把孫海波視為犯罪團伙成員，那麼這個團伙還差兩個人，沒有人看到過田原、孫海波和別人經常相處。孫海波原住南山礦一號樓，結婚後住砂輪廠附近。既認識田原，又認識孫海波的有閆文宇，男性，身高1.67至1.68米，瓜子臉，白嫩皮膚，眉清目秀，平時言語不多，表現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發現場南山礦北樓三樓水電科工作，負責收水電費，1994年底辭職。家裡是幹部。 把田原、孫海波、閆文宇3人看成一個團伙，勉強說得過去。那樣還需要加上一個人，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滔可以算作一個。孫海滔24歲，1.80米身高，人稱“滔子”，和他哥哥一起做過短期摩托車倒手買賣，兩人比較親近。當然，把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滔划進來，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慮。田雨在初二那天與其母出走，其母在哈爾濱一戶人家作保姆，他也跟去哈爾濱，說是到省城謀個事情。走的時間有點蹊蹺。能夠考慮的重點對象就是這些，總的看來，田原的接觸關係不算複雜。三夥人，其中兩夥是“刀槍炮”，具備作案的車、槍等條件，也具備作大案的心黑手狠，體貌特徵上則不盡適合。另一夥人沒有發現有劣跡，但仔細研究，體貌特徵上更相似一些。 會議進行到半夜11點多鐘時，會場上又有激烈的爭議。一派人認為孫海波嫌疑最為重大。孫本人在外貌上與匪徒中戴警帽的一個相似，並且，他也應該最瞭解田原最後的行蹤。 另一派人認為，孫海波介紹田原去南韓，所隔時日已遠，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韓幹不下去又返回鶴崗，參與了犯罪行動。孫海波等人從氣質上不像作大案的人，況且以前連小案子都沒作過，缺乏經驗，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麼大。簡直說，他們是否摸過槍都值得懷疑。此案理解像是“二稜子”或“黑子”一夥子乾的，起碼從作戰經驗上看像。前一派反駁說，孫海波等人未必沒作過案、沒使過槍，倘若高成國、小金鶴兩案是他們乾的，那麼他們在心理上、物質上都有了一定準備。他們不見得是沒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隱藏較深，從未暴露的人。 後一派意見也反駁說，高成國、小金鶴兩案同樣可能是“二稜子”等人乾的，喬復山已經跑去北京，很難說不是為了逃避打擊。孫匡男發言時，會場上安靜下來。在公安大學讀書時，孫匡男就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畢業前一直是全校的學生主席。憑著他敏捷的思維、熟練的組織能力以及標準的儀表，同學們都預言他前途無可限量，但他從來收斂放達，不為已甚，至今不過做到處長，而且已經覺得夠了。在他看來，能做好這個處長實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對棘手的案情明確表態的時候。而現在就是這種時候。 “根據大家湊的情況，我更傾向於－－”他頓了頓，“孫海波這夥人是做大案的材料。”“我認為，田原去南韓打工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說，早在幾個月前，這夥人就已經把全案的過程籌劃好了。”“為什麼一具屍體丟在這裡，我們查了那麼多天，查不出屍源呢？這個人就住在鶴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鄰居，有熟人，我們查得再粗，也應該得到線索。管片民警再失職，也不至於連一個失蹤人口都查不出來。可是就是沒有查出來。為什麼呢？就因為罪犯事先已經摸清了我們產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發生，大規模的排查就會開始。怎麼排查？排查每個對象有沒有作案時間、作案條件。田原恐怕根本沒有去南韓，去南韓打工只是一個幌子，一個預謀，使我們在摸查中放過目標。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潛伏起來。只有孫海波一個人送他去車站，只有孫海波一個人知道他到底上沒上火車。我相信他家裡人，包括他父親、他母親、他兄弟、他女朋友都矇在鼓裡，不然怎麼可能在摸查時個個若無其事，個個想不到是家裡人出了事？潛伏了多長時間呢？3個月。3個月才突然出動實施攻擊，這不是一般人能策劃出來的。不妨說，策劃者應該有點雄才大略，有高智商、思維周密。‘二稜子’、‘黑子’一夥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槍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碼不善於隱蔽自己，不然怎麼會成為警察監視的重點呢？他們是另一路子，他們就乾脆在明面上，乾點小打小鬧的事，策劃大案，對他們自己未必有利，起碼危險性太大。” “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孫海波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點證據沒有。可是我想強調一點，就像張廳長說的那樣，現在犯罪是在升級，罪犯的素質也在升級。過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沒有耐心守法，最容易衝動的那一部分人。現在不同了，現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裡準備以身試法的人開始行動了。他們比較有頭腦，善於權衡利弊得失，不願意為了眼前利益喪失長遠利益，所以能夠忍受表面的服從。他們在我們看來也許還算是一類人口，但心裡想發財的慾望決不見得比明裡的強盜差些。他們自尊心強，要面子，慾望也更強，他們一旦覺得從正路上發不了財，把目光轉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現在通過經濟犯罪發大財的，哪個是低智商。”“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樣。我們不要看‘1.28’明火執仗地搶、真刀真槍地幹，他們這裡每一槍都放得有章法，來來去去都有策略，從這裡面聞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稜子’和孫海波兩種人裡選擇，我想只能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我們的思想觀念一定轉變，適應新的形勢。” 房間裡再次出現了短暫的寧靜，閆自忠頻頻點頭。接著，從主席的位置發出幾記掌聲，張昕楓微微頷首，清楚地說道：“我同意。並且還要補充一點：”“不要忘了，經濟狀況也是我們分析此案的一個出發點。”“還記得田原的那條黃秋褲嗎？我注意到，李寶勵提供情況說，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條秋褲。田原的弟弟田賓說，田原去南韓把這條秋褲打在了行李裡。現在在現場上，無名屍身上穿的還是這條秋褲。從搜查田家的情況看，田原的確比較窮，秋褲證明他的經濟情況一直沒有大的轉變。‘二稜子’、‘黑子’兩夥人都不缺錢花。” “1月17日，他們曾經有過一次行動，目標也是南山礦。由於司機逃脫，沒有得手。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司機報案之後，鐵東派出所不是掉以輕心，大事化小，而是認真對待，認真上報，在‘1.28’案發後及時提出併案，那麼罪犯危險不危險呢？我看是有些危險的，可能會尋跡找到他們的聚集地。憑他們的腦子，17日暴露了一下後，28日再次出動，人數、手法都一樣，不會不有所擔心。可是他們仍然鋌而走險、不肯暫時避避風頭，這說明什麼呢？證明28日這天的機會對他們策劃已久的計劃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發一次工資嘛。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急於弄到這筆錢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風險，就彷彿搶不到這筆錢過不了這個年。這種心情我看不像是‘二稜子’、‘黑子’這些人的。田原、孫海波、閆文宇這幾個人都沒有工作，平時不搞敲詐勒索，也不做買賣，生活來源是什麼呢？我看他們倒象是職業犯罪，長期準備，以求一逞。” “我剛剛得到情報，據瞭解，閆文宇學過車，會開車。這樣，幾個人在相貌上，技術上就大體與條件能對上了。更重要的是，孫海波是田原所謂去南韓的聯繫人，田原即使是從南韓返回，也不大可能不與孫海波聯繫。孫海波至少要對田原的行蹤負責。所以我同意儘快對孫海波等人採取行動。不能晚。‘二稜子’、“黑子”兩夥人也要監控起來，先不抓。我們現在還沒有證據，不能完全排除這兩夥人作案的可能。” 實際上，張副廳長已經作出了最後的決定。會場上再沒有異議。確定立即抓捕的人員是：孫海波、孫海滔、閆自宇，張昕楓問：“這三個人都在家嗎？”閆自忠回答：“已經掌握了，都在家。”王春林請示說：“閆帆和謝逢林也來了，您要不要見見他們？”張昕楓點點頭，說：“叫他們來吧。”南山分局有個民警，恰好是閆文宇的堂哥，這就是閆帆。田原的身份一經確定，牽連到孫海波和閆文宇，王春林就把閆帆的情況向張副局長作了彙報。張昕楓當時中：“這個同志怎麼樣？”王春林斬釘截鐵地回答：“表現一貫不錯，我認為是可靠的。” 張昕楓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說：“那好，你找他談談，瞭解些情況。”閆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預審員，30歲，瘦高個，平眉，窄臉。工作上素來積極肯幹，與王春林的關係處得也很好。王春林腦子裡轉過，這件事不能避開他，否則反而是對不他負責任。王春林打電話把閆帆找來，問他是否認識田原，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坦率地告訴他，現在已經初步確定，無名屍就是田原，田原的同夥可能有孫海波，問他除了孫以外還可能有誰。 閆帆當時吃了一驚，立刻想到閆文宇，那種複雜心情絕非普通警察能夠體驗。但他終於還是說，如果有孫海波那就有閆文宇。孫海波和閆文宇住鄰居，他們的關係閆帆是瞭解的。在摸查中，閆帆也下到六號所，負責在發現假髮的27委一帶摸底，熬得眼睛都紅了，卻沒想到兇手可能是自己的親叔伯兄弟。 “還可以找一下謝逢林，”他說，“謝逢林也知道他們的來往。”謝逢林是大陸派出所所長，和孫、閆兩人住緊鄰，他提出謝所長，也是為了表示公正。本來以為王春林副局長會講上幾句，要他經受住考驗、千萬不能走漏風聲等等。可是王春林什麼也沒說，只是告訴他，作好準備，參加傳訊朱訊春的行動。驀地，他覺得他永遠佩服王春林。晚上8點多鐘，他奉命去閆文宇家，觀察閆文宇的動靜。快到門口時，正遇上閆文宇媳婦甄玲出來，兩人打了招呼。他問閆文宇在家沒有，甄玲說在家，叫他進去坐，自己去趟小賣部就回來。閆帆說不進去了，只是路過，還有要緊事辦。甄玲知道他們正忙，也就沒再邀請。回到六號所，向王春林彙報了情況，王春林點點頭，就要他去休息，說指揮部可能還要找他去了解情況，讓他先抓緊時間睡一會兒，閆帆躲進一間屋裡，腿立刻就軟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神兒。 他明白堂兄弟這回是犯了槍斃的事，誰也救不了他。哪怕跑到天邊上，也還是要抓回來。只存有一點僥倖，就是審訊下來證明不是他乾的。但萬一是他乾的，他就只能承擔罪責。去堂弟家的路上，他反問過自己：希望他在家嗎？還是希望他已經跑掉？最後覺得還是希望他在家。既然誰也不能挽救他，跑掉了對大家都不好，對他自己也不是出路。也許是當警察的時間長了，審訊人審多了，對於殺人抵命的事已經看得習以為常，他比別人更能接受這種因果報應的事實，也明白自己處在執法的位置上態度來不得半點含糊。但他還是有些想不通，為什麼堂弟偏要走這條路。謝逢林來了以後，聽了情況介紹，琢磨了一陣兒，說：“背不住是他們乾的，這兩個人心都太重，都想幹大事。可是表面上確實看不出來……”現在，兩個人都站在了張副廳長面前。張昕楓著急看了看閆帆，把手中的鉛筆放下，問：“如果確實是孫海波，閆文宇作案，你有什麼想法？” 閆帆儘量平靜地答道：“殺了這麼多人，他們沒話可說。”張昕楓讚賞地點點頭：“你說得對。－－閆文宇的父親是做什麼的？”“過去是南山礦的總務科長。”“母親呢？”“藥劑師，在礦醫院工作。”“家庭經濟情況怎麼樣？”“他父母家經濟情況還可以，他自己不行。原來在礦上幹，每月200多塊錢吧。愛人在機電廠工作，每月不超過200塊錢。”“父母家支援一點嗎？”“結婚後他們就單過了，他這人面子重，從來不向家裡要錢。” “他什麼時間辭職？”“去年12月份吧，聽說要去南方經商，好像出去過一次，詳細情況不大清楚，我們平時走動不多。”張副廳長轉向謝逢林：“你對孫海波什麼印象？” 謝逢林猶豫了一下，說：“實話實說，我對孫海波不反感。他人很穩重，很孝順，為人也比較仁義。犯罪的事另說。就平時表現來看，挑不出什麼大毛病。在家裡他是老大，什麼事都是他撐著，老人病了，要拉煤了，蓋個廚房什麼的，主要靠他。他也吃苦。字寫得好，愛看書，說話能說出道道來，對人也較和氣－－我是有什麼說什麼……”張昕楓微笑著鼓勵：“說吧，繼續說，我愛聽實話。”謝逢林個子不高，身子也挺瘦，但是個爽快人，說話沒遮擋。見張副廳長肚量大，又添了幾句：“我們住鄰居，有些事我知道。孫海波這人和大家處得不錯，別人有什麼事，他能幫得上忙的就幫，不惜力。比如說幫人挑水；也幫我們家挑過水，還愛擺弄個機械、電器什麼的。他和閆文宇兩人關係是好，尤其是前一段，見過他們串門兒，田原也來過。要說作案，田原那小子肯定幹得出來，我不知道海波和閆文宇怎麼能和田原走得那麼近……他們兩個都是有主意的，真要想作案，簡單不了，人不能光看外表，不能光看人緣好不好。好人作不作案？好人也一樣可能作案，這兩個人我看也還是都缺錢，起碼想掙大錢。簡單說吧，是他們乾的，我也信。” 張昕楓問：“抓捕的時候，由你去敲門，他們會不會懷疑？”“不會。我去行。”“那好。” 接下來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麼時候動手。有主張立即行動的，有主張拖到三四點鐘的。 關鍵是很可能要發生一場激戰。對方有作戰經驗，又處在高度警覺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僥倖心理。公安人員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時間，罪犯稍有反應，就會拔槍射擊。到那時候，敦促對方投降是不太現實的，結束戰鬥只能到最後擊斃對方，這期間發生的傷亡、誤傷都應儘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何局長提出，清晨6時30分左右比較合適。這個時間裡，一夜過去，犯罪分子比較容易麻痺；天色已亮，許多人家開了街門，開始有人走動，又還都沒有離家，行動起來不大顯眼。張副廳長批准了這個方案。此時，天黑得正沉，外面寒風呼嘯，聲勢浩大，彷彿有千軍萬馬正向這個城市發動攻擊。這樣的夜晚，人們本來應該在家裡熟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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