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漢山城》:位卑未敢忘憂國?


《南漢山城》:位卑未敢忘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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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看過最好的一部電影,是韓國人拍的《南漢山城》,導演是曾經執導過“國民催淚彈”——《熔爐》的黃東赫

故事的歷史背景並不複雜:明崇禎九年(1636),滿洲首領愛新覺羅·皇太極將國號由“大金”改為“大清”,並率軍入侵時為大明屬國的朝鮮。“滿萬不可敵”的八旗鐵騎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朝鮮王室趕到了南漢山城,仁祖李倧在此避難47日,最終喪節受辱,此為朝鮮歷史上的晦暗一頁。

同樣是“丙子胡亂”的題材,《南漢山城》會令人想起2011年的韓國年度票房冠軍《最終兵器:弓》,這兩部電影對於歷史細節與搏殺場面的打磨都頗具匠心。視覺上,女真人腦袋後面那一串不同於清末造型的“金錢鼠尾”是按照史料復原的;聽覺上,入侵者從將帥到兵士,皆操正宗滿語發音,中國人拍不出的,韓國人拍得非常好。

相較於畫面震撼的《最終兵器:弓》,《南漢山城》的長處在於別出機杼的意蘊。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位卑未敢忘憂國”這類理念相悖,電影創作者的立場在於——懷王死了就該屈氏貴族去哭,“亡大清”有時真不等於“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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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漢山城》:位卑未敢忘憂國?

獵一圍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李商隱《北齊》

《南漢山城》的故事與騰訊“短史記”前段時間那篇《南中國集體抗旨》描述的史實頗有近似之處,後者聚焦的乃是庚子國變中的“東南互保”一事。依我之見,大家剛追完的《如懿傳》裡的“宮鬥”情節,在庚子年這裡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辮子戲真正的“宮鬥”升級自然是在變局迭出的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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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郡王載漪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取代光緒上位,故意激化太后與皇帝之間的矛盾,他的錦囊妙計便是偽造洋人要求慈禧歸政光緒的“照會”,不肯放權的慈禧信以為真,便拉攏起烏合之眾,憤而對列強宣戰。“我這個年紀的人發動戰爭,不能總讓年輕人去死”,電影《敦刻爾克》裡英國老船長堅守的公道,在封建歷史傳統中是沒有市場的。載漪與慈禧之所為,便是諶旭彬先生總結的“以個人權位為決策依據、以操弄民意為實現手段,不惜以千萬普通人的身家性命為代價”。

問題的核心不是“打不打得過”,而是“失道寡助”。滿族朝廷不理智,漢族督撫便積極採取自救措施。1900年6月26日,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電報局督辦盛宣懷等人牽頭,南方諸省巡撫派員出席,地方督撫們在上海同各國駐滬領事議定出“東南互保”條約,其主旨可歸納為:慈禧對你們宣戰,我們保持中立,願與列國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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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南漢山城》裡,徒有狹隘自私的權貴將安寧之地變作“生民何計樂樵蘇”的獵場,“哀民生之多艱”者卻不復力挽狂瀾的功用,兵燹(xiǎn)之禍就只得無辜百姓承受了。《南漢山城》在譴責清軍入侵的同時,用了更多的篇幅去告訴觀眾,為什麼這個行將覆滅的流亡政權並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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麾下炙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辛棄疾《破陣子》

《南漢山城》的首個可取之處在於,它在那場“圍城戰”中直面了祖上面對蠻夷入侵時的傾頹虛弱。在驍勇善戰的滿洲八旗面前,李氏王朝從上到下皆為盤中餐、麾下炙、待宰之羔羊魚肉。如片中降清翻譯所言“朝鮮的問題一般來自堡壘之內”,仁祖朝真正的弊端並非軍事上的“承平日久,兵不能戰”,而在於政治上爭權奪利的派系太多,彼此的掣肘攻訐即便在非常時期亦未見緩,這加劇了國力的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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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議政(首輔)金鎏是朝堂之上的絕對毒瘤,他的日常操作便是搬弄君臣綱常、禮法體統,動輒往股肱之臣身上潑汙水、捅刀子。戲文裡常將金鎏這樣的人稱為“奸臣”,這個提法頗值得考量,須知在君主與體制面前,這類人相當忠誠,是非常稱職的臣子。金鎏們貽害的從來是平民百姓,所以他們不見得是皇帝眼中的奸臣,卻一定是天下人心中的奸賊。

吏曹判書(吏部尚書)崔鳴吉是事實上的鴿派、鷹派眼中的投降派、奸賊眼中的賣國賊,他同時是朝鮮國王派去與清軍談條件的使臣。《南漢山城》在崔鳴吉人設的塑造上著實有些超前,這使得觀眾能在這位王室效忠者的身上看到不少現代文明的鮮活血液。

夾在朝廷與蠻夷間奔走、經常弄得裡外不是人的崔鳴吉,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為民請命的鬥士。與其說他的和平主張既服務於君主,又兼顧了黎民利益;不如說他的和平主張雖服務於君主,更兼顧了黎民利益。當“君主失節”與“百姓喪命”這樁矛盾產生衝突後,崔鳴吉一面為禮崩樂壞的敘事慟哭,一面卻竭力勸主求降,確保生民免遭塗炭。一虛一實之間,崔鳴吉的作為已然領先於他所處的時代,也叛離了他所供奉的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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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電影的題旨來看,崔鳴吉的“超脫”是有重要意義的,它可作為當代人的鏡子。

禮曹判書(禮部尚書)金尚憲是電影中矛盾最多的一個人物,與守備使李時白這樣屬性純正的國家軍人不同,這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主戰派抵抗之原由並非是純粹為了君主,而是為了崔鳴吉眼中虛幻的道統。在金尚憲的價值體系中,和平時期的“忠君愛國”是一回事,兩者高度統一;一旦進入戰亂,他的主張便自行轉化為“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份根本不管君主“要不要、想不想、怕不怕”的執念一如架著宋真宗到澶州前線鼓舞軍心的宋相寇凖。

相較於一干尸位素餐的奸賊,體恤士卒、秉公執法的金尚憲看上去很像正面人物,但結合他那充滿侷限性的初衷,我又實難將他與“明辨是非”的字眼聯繫起來。在渡口的橋段中,身為朝廷高官的金尚憲毫不留情地殺掉了一位願做“遺民”的老漁夫,他例行殺戮之時姿態同樣篤定,只因那位無辜百姓願給清軍帶路以換取口糧。金尚憲身上體現的悖論在他所處的時代同樣無法解決,一個人為了維護君權而侵犯民權,為了維護氣節又抨擊君權,最終的結果便是在道德和現實中雙雙失去存身的合理性。

金尚憲的悲劇在於他誠懇地恪守了虛偽的主義,他愈是誠懇,便愈是激發了主義的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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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解甲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花蕊夫人《述國亡詩》

在電影中,於“是否向大清俯首稱臣”這件事上,各方未能達成共識。鷹派認定此乃喪權辱國,斷不可為;鴿派卻覺得性命都沒了,談什麼氣節。國王當然也非常糾結——投降便是對宗主國的背叛,不投降便有身首異處的危險。金尚憲曰“一國之君不該在天下人面前苟且偷生”,崔鳴吉曰“為百姓創造活路的國君才叫好君主”,顯然後者的“包羞忍辱論”兼顧了仁祖李倧的求生欲與負罪感。

李朝之所以不願屈從“蠻夷”,不僅是出於對明帝國在“壬辰倭亂、丁酉再亂”這樣的關鍵時刻伸出援手的感激,更是基於其自身對於儒家文明體系的深度認同。有必要提及的是,大明在“丙子胡亂”之際真的派出水師前往救援,無奈軍隊未到、朝鮮已降。一百多年後的乾隆年間,英祖李昑通過使節從北京購入《明史》,才得知還有這回事,不禁感慨:“試思崇禎時景像,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

《南漢山城》:位卑未敢忘憂國?

歷史上的“中朝關係”確實成了《南漢山城》一片再好不過的宣傳噱頭,可若誰真的覺得電影裡的流亡政權認同的是儒家的“仁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從王室宗親到滿朝文武,實際上不肯放棄的是更富智慧的權力結構,是一份“外儒內法”的執政參照。仁祖朝是否做到了“仁義”,僅從片中朝堂討論守城將士禦寒問題的段落便可窺知一二。

兵曹判書:對將士來說寒冷與露宿稀鬆平常,當太陽昇起,他們會重新恢復元氣。

仁祖:我軍在挨凍,兵判卻只等著太陽昇起嗎?

領議政:挨凍的並非只有我軍,敵人也一定在挨凍,士氣低落。

仁祖:因為敵人也挨凍,所以我軍就該挨凍嗎?

宦官:

不如收集城內宗親士族的衣服分給將士。

領議政:如此有損體統,王室與士族若失去威嚴,這寒冷孤城中的百姓將失去依靠。

仁祖:領相所言亦有理。

對於百姓而言,守城者是朝廷的兵;可在權貴眼中,守城者卻與百姓無異。即便那些將士與壯丁是眼下抵禦虎狼之敵的最後一道屏障,但當他們在城牆上凍得連武器都拿不起來的時候,權貴仍然對他們的死活不管不顧。為了餵飽象徵著君主尊嚴的馬匹,金鎏竟提出將城頭將士禦寒的草袋子與百姓房屋上的茅草統統扒下來,而這樣“喪人心”的建議最終竟也得到採納。對民眾如此不仁不義,不亡才算怪哉。

有一幕是崔鳴吉和金鎏去清軍大帳談判,金鎏質問為入侵者擔任翻譯與嚮導的鄭命壽為何賣祖求榮,“朝奸”是如此回覆的:“領相,我的父母是奴隸,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奴隸,在朝鮮,奴隸可不是人啊!再別提我是貴國人。”

另有一幕是金尚憲委託熟悉地形的鐵匠冒死出城求援,鐵匠推託道如此大事非賤民可為,禮部尚書卻也真誠地說:“現在國家處於危機中,哪有什麼貴賤?”鐵匠的回應同樣不卑不亢:“吃喝玩樂、打人關押的時候,都是有貴賤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適。”

能理解這兩層意思,即便不通曆史,也無礙理解這部《南漢山城》了。


《南漢山城》:位卑未敢忘憂國?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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