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少地方戏均保留有传统剧目《打金枝》，其大意讲唐代宗时，汾阳王郭子仪八旬寿辰，七子八婿前去拜寿，惟三子郭暧之妻昇平公主恃贵不至，郭暧心下愧忿，回去怒打公主。公主哭诉于帝，郭子仪亦亲缚其子上殿请罪，代宗非但不加责罚，反而温语相慰，还给郭暧升官进阶。最后，在代宗和沈皇后的共同劝解下，小夫妻重归于好。此剧唱词轻快诙谐，情节简洁紧凑，结局皆大欢喜，故为百姓所喜闻乐道，在民间广为流传。
此事新、旧《唐书》不载，《资治通鉴》载之，而史料的进一步来源，则为晚唐人赵璘所作的《因话录》，原文如下：
郭暧尝与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赵璘外伯祖柳并曾在郭子仪帐下任掌书记，据《因话录》所载，郭子仪对柳并颇为信任倚重，关系也比较密切，曾以汾阳郡王之尊，礼事柳并之母。柳并是赵璘外族长辈，其母赵夫人多半也出自赵家本族。赵璘凭借这层姻亲关系，故能多所获闻，在《因话录》中记载了多条郭子仪事迹，甚至涉及到郭子仪跟爱姬之间的秘闻琐事，自然也包括昇平公主和郭暧琴瑟不调这件事，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关于郭暧，《旧唐书·郭子仪传》谓郭子仪共八子，暧排第六。《全唐文》中杨绾所撰《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谓郭子仪妻王氏生六子，暧排第四。殆郭暧以嫡子论，排行第四；嫡庶共论，排行第六。郭子仪除八子之外尚有七婿，而戏曲《打金枝》中讹作七子八婿。郭暧之卒年，《册府元龟》卷一百十谓：“（贞元）十六年九月壬寅，驸马都尉郭暧卒，罢九日宴会”，则郭暧卒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九月七日（公元800年9月28日）。《新唐书·郭暧传》载“（暧）卒，年四十八”，可推知郭暧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
关于昇平公主，据《新唐书·公主传》和《旧唐书·后妃传》，其母为代宗崔贵妃，其外祖母为杨贵妃之姊韩国夫人，而戏曲中谓其为沈皇后之女，显系附会。又唐代宗之沈皇后于安史之乱中陷于东都洛阳叛军之手，久无音讯，自代宗时遣使求访，至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皆毫无所闻，故郭暧与昇平公主发生家庭矛盾时，沈后绝无可能主持后宫。《旧唐书·郭暧传》谓“昇平年亦与暧相类”、“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则其年龄大致与郭暧相同或略小，约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享年五十七岁。
二人结婚时间，据《旧唐书·代宗本纪》载：“永泰元年…七月…甲午，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可知为公元765年七月四日。此日，二人在长安光顺门行册礼。是时郭暧年13岁，昇平公主约12岁。另据《资治通鉴》系年，郭暧跟昇平公主琴瑟不调之事发生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之前，当时二人年龄至多不超过15岁，可谓皆少不更事，故郭暧敢讲“我父嫌天子不作”这样“无君无父”之话，昇平公主能做“奔车奏之”这样不计后果之举，二人的幼稚言行与其当时年龄相吻合。
戏曲《打金枝》谓郭暧因昇平公主恃贵不为父亲行祝寿礼而动手打她，里面花旦振振有辞道“父王你想，咱家是君，他家是臣，这寿可拜不得！” 而在最早出处《因话录》中并未表明二人因何缘故琴瑟不调，且只是口角，不曾动手。戏曲里这段增饰情节，从史实角度来看，诚然不足为信，但另一方面，却也颇可觇见一时之风气：《新唐书·王珪传》载唐太宗时“诸主下嫁，以帝女贵，未尝行见舅姑礼”。 尽管李世民在大臣王珪的奏请下，令公主对舅姑执盥馈礼 ，然而现实执行的情况想必不佳，故唐高宗才又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颁布诏书指出当时公主面对舅姑仍存在严重违反礼法的行为，并责备此乃“以贵加于所尊”（《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 。唐玄宗时编纂的《大唐开元礼》更明文规定公主拜见舅姑时须早起沐浴更衣 。然而到了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昇平公主的异母兄长唐德宗却又一次下诏称：“爰自近古，礼教陵替。公主郡主，法度僭差。姻族阙齿胄之仪，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有愧古人……俾亲执枣栗，以见舅姑。敬尊宗妇之仪，降就家人之礼”（同上） 。可见如何摆正公主和舅姑的位置在唐代堪称老生常谈的话题，公主因其高贵出身而在婚后生活中仍然保有相当强的优越感，有唐一代，放纵跋扈的公主屡见不鲜，结合当时风气来看，昇平公主不拜郭子仪之事，未必不会发生。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昇平公主婚后17年，她又犯下过错，“坐事，留之禁中，暧亦不令出入” （《旧唐书·郭暧传》），情况看似比较严重，郭家也受到不少连累，当时“郭家大震恐，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取夺其田宅、奴婢，郭氏惧不敢与争”（《册府元龟》卷一三四）。随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之乱时，陷于贼手的郭暧与昇平公主设法逃奔奉天追随车驾，德宗嘉其忠诚，总算尽释前嫌（《旧唐书·郭暧传》）。
总地看来，昇平公主在成年以后并非骄纵跋扈之人。譬如她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郭子仪正妻王氏逝世后，曲尽妇道，据《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时年23岁的昇平公主“降天人之贵，从主妇之仪，手制衣衾，亲临祖载，自宫徂野，徒行号擗” ；又在大历末年为诸戚做表率，带头毁掉自家拥堵泾水的石硙，以便百姓灌溉农田 （《新唐书·公主传》）。郭暧与昇平公主日后感情亦好，生活颇有情趣，大历十才子常集其门下，宴集赋诗 （《旧唐书·李虞仲传》）。昇平公主为郭暧生有三男二女（《全唐文》卷七三八），其长女即为宪宗时郭贵妃，后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因为郭后的关系、郭暧和昇平公主身后分别被追封为太傅和齐国昭懿公主，可谓赠谥美显，生荣死哀。
尽管在戏曲舞台上，昇平公主和郭暧夫妻是故事的主角，矛盾冲突就围绕他们展开；可在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却是唐代宗和郭子仪君臣，昇平公主和郭暧婚姻的缔结，以及婚姻冲突的圆满化解，都是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完成。一般来看，这则故事只会增加人们对唐代宗“宽仁”和郭子仪“忠谨”的印象，然而若考索史料并设身处地，则会发现历史的印象与真相之间尚存距离。
昇平公主和郭暧，是李唐皇室和功臣勋贵的结合，若把这桩婚事放到安史之乱后期的大背景中看，就不难发现其历史含义。公元762年八月，唐代宗即位不久即将郭子仪解除军权，此时安史之乱余波未平，史朝义还占据洛阳。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结束；十月，吐蕃进逼，代宗奔陕，并不得不起用已赋闲一年多的郭子仪，郭子仪临危受命，克复长安；十二月，唐代宗返京，赐郭子仪铁券并图形凌烟阁。公元764年正月，唐代宗为抑制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命郭子仪以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出镇河中；九月，郭子仪辞受太尉职；十月，仆固怀恩叛变，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大军南犯，郭子仪出镇奉天，坚壁退敌；十一月，郭子仪辞受尚书令职。公元765年七月，昇平公主出降郭暧；十月，仆固怀恩引少数民族联军卷土重来，郭子仪拉拢回纥共击吐蕃，迫其退兵（参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旧唐书·郭子仪传》、《旧唐书·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
可见昇平公主出降郭暧前后，大唐帝国正危机四伏，战祸不断。册礼何以会匆匆选择此间隙？这和郭子仪当时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史官曾盛赞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旧唐书·郭子仪传》），这话虽反映了郭子仪的卓越功勋和皇朝对他的特殊优宠，但若绳之史实，则所谓的“不忌”、“不疑”，皆非实情。郭子仪不但屡受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忌恨，而且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更都曾解除其军权（同上）。如果说德宗时郭子仪年已耄耋，享“尚父”之尊号，罢除军职，还于理可通；那么肃宗后期和代宗前期，正值天下扰攘，社稷丘墟之际，郭子仪却连遭闲置，则如何理解？代宗自陕还都后，慰劳他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同上）。这“用卿不早”的苦衷，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功臣之疑虑。然而在公元765年的情形下，郭子仪是唐代宗必须倚重的对象，此时一面是仆固怀恩、吐蕃、回纥的虎视眈眈，一面是已被封汾阳郡王，赐予铁券，并绘图凌烟阁的郭子仪，在恳辞太尉、尚书令后，对他实在赏无可赏。于是一桩体现皇帝拉拢和示好的姿态、利于巩固君臣关系的政治联姻便显得势在必行了。郭暧和昇平公主行大婚册礼时，13岁的郭暧远未弱冠，12岁的昇平公主亦未及笄，如此年龄即使在对早婚习以为常的唐代，也显得异于常轨，这亦体现了在当时紧张的政治、军事氛围中，代宗要和郭子仪加强凝聚，增进互信的迫切愿望。唐代宗有十八个女儿，当他与郭子仪联姻以后，郭暧立刻成为最受宠爱的驸马，《旧唐书·郭暧传》谓其：“大历中，恩宠冠于戚里，岁时锡赉珍玩不可胜纪”。
面对郭子仪的负荆请罪，唐代宗能说出“不痴不聋，不做家翁”这样看似通情达理的话，除了本身“宽仁”的个性以及事涉郭子仪须特殊对待外，郭暧年龄尚小童言无忌也是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代宗对昇平公主说罢便“泣下”，这显示了皇帝内心深处并不平静。倘若郭暧说这话时已经成年，那么故事的结局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毕竟如此大不敬之辞在历代皇朝都是被治以重罪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郭子仪来说，皇帝对此事可以装痴作聋，而他却万万不能。皇帝的宽容大度是一种姿态，郭子仪也要体现自己的姿态，他“杖暧数十”，表面是忠谨之举，实质是聪明之举，于此可看出郭子仪是多么善于为臣，或许这可为他虽受猜忌却最终免于鸟尽弓藏，得以安享富贵寿考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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