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走了，江湖老了，青春散了。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2018年，有着一个注定不快乐的十月。在这个向死而生、注定人人都要离开的世界里，我们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向逝者告别。就在人们还沉浸于李咏去世的悲伤中，一代文学巨匠金庸先生也悄然离去，享年94岁。一瞬间，几代人的回忆在此定格，属于上个世纪的江湖落幕。
世上本无金庸，至少在1955年之前，香港的报馆里只有一个叫查良镛的年轻人。1924年3月10日查良镛生于浙江海宁，海宁查氏是世家望族，查氏家族金榜题名中进士者有20人，获得入仕资格的举人有76个，康熙年间更是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进入近现代，査家还出现过实业家査济民，教育家査良钊，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诗人查良铮（穆旦）。而在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
- 徐志摩——金庸的表哥（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 蒋百里——金庸的姑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
- 钱学森——金庸的表姐夫（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的妻子）
- 琼瑶——金庸的表外甥女（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
在20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的年代，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他的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父亲死于50年代，香港则成为了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1955年，《大公报》有个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的年轻人，和金庸是同事，他名唤梁羽生。那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即将完结，而他的创作又到了疲惫期，于是，报纸总编辑邀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续写下去。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金庸都是忠实读者，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虽然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凭借着对武侠小说的了解与喜爱，金庸还是答应接替梁羽生的任务。他把自己名字中的镛字拆开，做了一个笔名，《书剑恩仇录》便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作品，在当年一炮而红并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短短几年间，金庸相继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一时风靡全港。1959年金庸创办了《明报》，自此他的小说皆由《明报》连载，直至1972年连载完《鹿鼎记》后宣布封笔。在《明报》创立之初的十几年里，一直被视为右派报纸。当时金庸每天以查良镛的本名在《明报》一版写时评，以金庸的笔名在三版写武侠小说。时评在涉及内地时多有批评。但此时的内地，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在内地被禁读，
对于大部分内地读者而言，在金庸才华最为侧漏的年纪，却无福享受那种江湖快意。1966年，“文革”开始后，《明报》曾开辟“北望神州”专版。对于彭德怀、邓小平等，《明报》不断表态支持。金庸本人曾亲自撰文称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他因此被香港极“左派”骂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甚至上了“左”派的暗杀名单。也许是英雄相惜，也许是机缘巧合，1973年3月，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并对其爱不释手。据说邓公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津津有味地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他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这一特殊功效之外，他特能将自己的命运联系书中人物的命运来思考人生，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古龙饮酒就是江湖的快意恩仇，那么金庸令人着迷的便是他笔下的江湖儿女。在武侠的世界里，成年人可以肆意解读出反抗、自由、浪漫、纯粹的价值观以及不问出身的修炼。大侠，成为人们理想化生活的最佳注脚。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不止有反抗，更有浪漫与自由，他有属于自己的家国济世情怀，也有令男女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金庸写的是一部成人童话，在成年人心里重新编织了一部罗曼蒂克史，也正是这种超越主义与制度的浪漫，让他成为一个在华人世界通吃的文化符号。他多年和林彪、江青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令中国台湾当局也对他颇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访问台湾时，尽管蒋介石因重病在身未见他，但蒋经国与他进行了深谈。金庸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说：“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金庸还说，他最喜欢“降龙十八掌”的“亢龙有悔”一招，用三分力攻击，保留七分的后备功力，不把对手逼到绝处。或许正是这种处事智慧，才让他在两岸三地间游刃有余，多次北上面见高层。1981年7月18日，这一天金庸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一位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两人坦诚交谈，涉及不少尖锐的问题。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回到香港后，金庸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不久，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但世人很少所知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除了一家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外，其他让青少年在租书摊前如痴如醉的金庸武侠小说，皆为盗版。相比之下，更为广大内地群众则是郭靖、黄蓉、翁美玲名字在前，知道金庸名字在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无线版《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热播，但与电视剧热播不相匹配的，是内地转型社会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彼时，CCTV《新闻联播》曾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舆论环境中，武侠小说有一个罪名，即对青少年有“毒害作用”。作家王朔也曾批评金庸小说是现代社会四大俗之一（其他包括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四大天王），但金庸倒不觉得这是一个坏的批评，他说俗就是接近很多人，或者说是很多人喜欢它。
尽管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后金庸已封笔多年，但在中国内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金庸武侠小说一直与“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摊文学”等负面评价为伍。使金庸武侠小说能够在内地顺利出版，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早在1988年，他就经由罗孚先生牵线，到香港拜访过金庸，商讨小说出版事宜。回到北京后，沈昌文立即给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并获得批准。1991年双方签订10年出版合同，但直到3年后的1994年5月，三联书店才正式推出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此时距离金庸封笔已有22年的时间。1995年，由北师大博士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金庸位列20世纪文学家排行榜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高于老舍、茅盾等名垂文学史的大家。当时的人们还习惯于把金庸与琼瑶、邓丽君并列为俗文化的代表，所以此排名一出，立即引起了学界和民间的巨大争议。而此时，已过人生七十古来稀年纪的金庸，也曾萌发出修改作品的念头。他想让韦小宝受点教训：比如家产被自己赌光，老朋友过来敲竹杠，甚至老婆都要走掉几个。金庸觉得“韦小宝作风”误导世人，还是少一点为妙。如果说韦小宝仅仅是念头，在其他一些作品里则有了实际行动：《射雕英雄传》里，专情的黄药师和弟子梅超风有了暧昧关系；《碧血剑》里，专一爱青青的袁承志因为爱上阿九而陷入了情感的迷茫。金庸解释说：“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不过，这些修订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人们并不认可作家晚年对世事的深刻洞悉和无情的揭穿，只愿“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故事永远是成人世界里不可破的童话。“韦小宝作风”再乌烟瘴气，金庸也不得不承认：“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争议的归争议，成功的终究还是要成功的。在担任老板的30年时间里，金庸将《明报》塑造成香港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此后，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90年代初期，金庸以10亿港币的价格卖掉了《明报》。而伴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金庸也从禁止到争议再到尊崇。20世纪90年代末，金庸同样进入了内地影视剧制作人的视野，有了和导演张纪中的“1块钱版权佳话”。在张纪中的讲述里，金庸侠义慷慨。“他说，如果你们要按照像三国像水浒那么拍我这个戏，我1块钱给你吧。”1999年5月8日，张纪中给金庸写了一封信，请求将《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编剧目。不到两天，金庸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张纪中给他转了1块钱，选了个吉利号85555。为了纪念这“意气相投的友情”，张纪中制作了一元水晶杯：用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成小匾，右侧刻“査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并在5月金庸到杭州会晤时交给了他。只不过张大导演一向有着虽然拍不好经典，但绝对能让经典吐槽成经典的本事。内地版《笑傲江湖》收获了不少恶评，金庸本人对此也并不满意，但CCTV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内地无疑又掀起了新一轮年轻人对金庸小说的追捧。只不过也许这也是一个时代影响力最后一次的有力传播，新生代或许也正开始远离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一位现场听众说：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2003年7月25日，金庸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演讲，题目也是中国历史的范畴。门票标价188元，但是外头黄牛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就能成交。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大部分人的票都是一家“红石梁啤酒”送的——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金庸深居香港家中，不问世事，也基本不再写作。近年来，他出现在新闻资讯里，多半是维权者的原告身份出现。2013年金庸在手游业界掀起维权风暴，2015年状告《此间的少年》作者江南侵权并索赔520万。其实早在2005年，金庸就表达过不满，“文学一定要原创，有些网民拿我的小说的人物去发展自己的小说，是完全不可以的。你是小孩子，我不来理你，要真理你的话，你已经犯法了。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也的确，周星驰在电影《功夫》拍摄完成后，曾因电影中使用了小龙女等金庸武侠小说中原创的名字，向金庸付了6万元版权费。但这样的“告诫”在新生代面前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十年后，他一纸诉状，希望让那“小孩子”开始懂得规矩。除了维权官司，金庸在北大读博士的新闻，也让这位老人颇受非议。有传言说他时常翘课，也有人说他无法按时毕业。这，只是晚年金庸尴尬的一部分。凭借着一生最美年华的15部小说，金庸本来已经可以名垂不朽。也许对于晚年的他来说，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安心在家颐养，会让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但对金庸自己来说，或许正如《神雕侠侣》里写的那样，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在完成了一次次谢幕后，这次，他真的退出江湖了。儿女情长今犹在，江湖侠骨已无多。关于武侠的话题，我们聊着，却好似在金庸之后越来越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想起小时候，到家旁边的新华书店找闲书时，抽出一本《天龙八部》，第一眼看到鸠摩智去大理天龙寺抢六脉神剑剑谱，点破枯荣大师所修枯禅的奥秘，一下被拉了进去，站几个小时也不知觉。待到如今逛书店时，一群孩子在外教带领下直扑“漫威”专柜，一个说我要看钢铁侠，一个说我要看灭霸。
大侠仙逝，也带走了江湖。
作者 好事先生 十年不资深财经媒体人
先生好事不惹事 欢迎转发
閱讀更多 有觀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