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鼓浪隱士
饒家駒
在抗戰時期，有不少外國友人出於崇高的國際主義以及人道主義精神，向處於民族危亡中的中國人伸出援手，與中國人民一道同舟共濟，並肩作戰，為抗戰的勝利以及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
而在慘烈的淞滬會戰中，有一位獨臂的法國人，在上海設立安全區，給困境中的難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從日寇炸彈、刺刀的危險中，拯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他就是被稱為“上海拉貝”的法國神父饒家駒。
饒家駒（RobertJacquinot de Besange,S.J.字軼才）於1878年生於德法邊境洛林地區的桑特市，其父工程師家庭。年輕時，饒家駒出於虔誠的信仰，加入了著名的耶穌會。並在英國、比利時等地修院深造，掌握了不少知識。
1913年，饒家駒來到上海，他很快就愛上了這座城市，並喜愛中國文化、習俗。史載：“拿起筷子來吃飯，讀中國書，講中國話，跑到鄉下去，和民眾打成一片”。饒家駒頗有語言天賦，除了精通法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日語外，普通話與上海話也講得流利，這為他後來參與難民救助，遊走於各方勢力，提供了方便。
饒家駒除擔任虹口聖心堂的神父外，還負責過外國僑民的童子軍訓練以及萬國商團的隨軍神父。當然他還是徐匯中學公學的學監，教授法文與化學。據學生回憶，饒神父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長於籌劃，勇於執行，極有決心的人，是個出色的教師。
但是在一次化學教學中，饒家駒不幸被炸傷，從此失去了右臂，因而被稱為“獨臂神父”。但誰能想到，饒家駒就靠著一隻左臂，竟在日後救助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
1932年，日寇悍然發動“一二八事變”，向上海發起進攻。十九路軍在蔡廷鍇將軍的率領下，奮起抵抗。可戰事一起，大量平民深陷戰火之中，在閘北一帶尤其如此。於是，饒家駒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負責難民、傷兵的救助工作。
由於饒家駒在上海多年，跟各方勢力打過交道。於是利用早年建立的社會人脈，出面與各方交涉，成功地使交戰的中日軍隊停火四小時，救出閘北戰區的難民和十九路軍的傷兵。他的義舉也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肯定。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八一三事變”，開始其全面侵華的狼子野心。淞滬抗戰爆發後，成千上萬來自上海、江浙等地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日寇的屠刀，紛紛湧進中立的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南部分）、法租界。史載當時難民潮最高峰時達“七十萬人左右”。
早在淞滬抗戰爆發時，時任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已在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上海戰事將會持續很長時間，必然產生大量難民，需要給他們提供一個安全區。饒家駒的建議很快得到了中外慈善團體的支持，他先在復旦大學操場、徐家彙等地建立了6所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5萬多。
隨著戰事的進行，難民人數劇增。饒家駒發現法租界與南市交界的民國路（今人民路）上，有大量難民流離失所，萌發了設立“南市難民區”的想法。他再次動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在中國、英美法等國以及日寇己方間遊走，呼籲，終於使各方同意建立安全區。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饒家駒安全區於11月9日正式成立。當天就收容難民2萬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餘所，收容難民30萬左右。
饒家駒認為安全區“不受任何形式之攻擊，不設武裝軍隊軍事機關，亦不作武裝的敵對活動之行為。”“為人道起見，皆願保護非戰鬥員”。難民區建立後，饒家駒差不多每天都到那裡工作。他不顧生命危險，與難民共患難，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
饒家駒在南市難民區內的工作點，原“北區救火會”，位於今上海方浜中路上。
雖然身在非交戰區，日寇也答應不騷擾安全區。但危險也是時常降臨。畢竟有些日本兵，並非善類，會搞點小動作。比如有一次，饒家駒在視察時，其黑色聖袍被飛來的彈片撕裂出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鬼子不滿他的行為，用槍頂著饒神父，但最終沒有扣動扳機。
對於“饒家駒安全區”的情況，學者蘇智良指出：“在南市有幾個主要的難民營所。設在教堂、城隍廟、庵堂、清真寺、學校、公所和飯店中。還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難民。尤其是城隍廟在安全區開放後的幾天裡，充滿了成千上萬驚慌失措，從戰爭的獵殺中逃脫出來的人們。”
面對至少有30萬嗷嗷待哺之口。饒家駒以‘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的名義，到處呼籲，號召各界人士為難民募捐。經過他的四處奔走，不僅在國內募集了70萬元（法幣），甚至還說服美國總統羅斯福，拿到了70萬美元的資金。
有了資金保障，難民得以獲得足夠的糧食供應，史載：“難民區內總共有9個發放免費大米中心，城隍廟是其中之一。難民區每天為60000名難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後來，共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此外，饒家駒還在安全區內開設了醫院、殘老院等機構，服務難民。
饒家駒的善舉，在當時就得到各方肯定。1938年3月9日，蔣介石向饒家駒致信感謝，信中表示： “寇氛張盛，淞滬淪陷，我同胞鋒鏑餘生，重遭荼毒。……貴神父及難民救濟委員會諸同仁，抱己飢己溺之懷，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勤勞，迄今不懈。中正忝主戎行，緬懷彌感，用特專函，代表全民，敬致最誠摯之謝忱。”
饒家駒所開創的難民救濟模式在不久後，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被南京城裡的貝德士、拉貝、魏特琳、約翰馬吉等等國際友人所有效法，他們學習饒家駒的方式，在南京設立安全區，保護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讓他們得以擺脫日軍的屠刀。
饒家駒不但造福了中國難民，更對世界難民救援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據阮瑪霞所著《饒家駒安全區》一書記載：“饒家駒開創了‘二戰’難民救濟的新模式。後來南京、武漢、廣州等地的‘國際安全區’模式，就是採用了‘饒家駒安全區’模式。歐戰爆發後，西方各國也是採用了這一模式救助難民。”
更為重要的是，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四公約》誕生，旨在更好地保護飽受戰爭襲擾的人們，而饒家駒神父提出的戰時的平民保護條例，被列入國際公約。可以說，饒家駒的義舉，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1940年6月16日，當時饒家駒的家鄉正遭遇納粹德國的侵略，他為了救援自己的同胞，只好離開他所熱愛的中國，到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他回國前曾言：“渠旅華甚久，以中國為第二故鄉。”“中國就是我的故鄉，我深愛中國，此次雖暫返歐洲，不久還是要回來的。”
只是，由於歐戰局勢緊張，饒家駒只好投入到新的救助工作中。並於1846年9月13日，在柏林災後重建的工作中，因積勞成疾而安息，未能再回到華夏大地。
但知恩圖報的中國人沒有忘記在危難中救助過我們的國際友人。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難民區紀念碑”在城隍廟落成並舉行揭幕儀式。以紀念饒家駒在抗戰時期，救助難民的貢獻。
饒家駒和難民區內的孩子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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