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論網際網路時代的歷史學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6年第11期

論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

李振宏，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所教授。

內容摘要

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當代史學已經呈現出三種清晰可見的史學研究形態，即傳統史學研究形態，新史學研究形態，扭曲的史學研究形態。互聯網時代的史學變革，最主要的表現是：由事實性史學向思想性史學轉變，由知識性史學向問題性史學轉變，歷史貫通性研究日益發展。這場史學變革，要求史學研究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歷史學專業基礎訓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提升自己的史學理論水平；重視關鍵詞合理設置的極端重要性；重視選題問題，把提出問題看作是實現自身價值的最重要的標誌。新史學時代對史學基礎的重視，對提升理論水平的要求，對問題意識極端重要性的強調，將會使未來的史學更深刻，更誘人，更繁榮!

兩年前，《史學月刊》曾經編髮過一組題為《計算機技術與史學研究形態》的筆談文章，我在給這組文章寫的“編者按”中說：“最近30年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的普及，學術研究的路徑、手段以至研究形態，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一向被認為是最古老最傳統的歷史學科也不例外。如今的歷史學研究，不光是蒐集資料的方式或手段由於電子文獻檢索的推廣而變得極為便捷，以往竭澤而漁、將材料一網打盡的夢想輕而易舉地變為現實，而且數據庫方法也滲透到邏輯分析的領域，影響到學者思維方式的改變。古老的歷史學科，似乎正在展開一個學術科學化的發展方向。但也不容否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也帶來不少新的問題，諸如以材料檢索代替讀書的便捷路徑是否可靠，讀書與檢索的關係如何處理，數據分析與邏輯分析、歷史分析的關係，如何看待數據庫方法的侷限性，在數據庫方法日益推廣的條件下理論思維的價值和意義，如何估價計算機技術帶來的研究形態的變化，在新的科研條件下新一代史學研究人才如何培養，等等，都是需要認真面對和慎重思考的問題。”①所以會組織這樣一組筆談文章，就是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計算機網絡技術日益普及的今天，傳統歷史學正在發生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如何正確地面對這場變革，是當代史學發展需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②。

關於這場史學變革，人們都驚呼進入了一個新的學術時代，並對之有各種稱謂，諸如數字化時代、數據庫時代、計算機時代、互聯網時代、信息化時代，等等。總之，這是一個電子、信息、人工智能越來越深化發展，越來越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並影響到學術研究形態深刻變化的時代。本文將直面這個學術時代的種種變化，以期為我們更好地應對這場變革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聽到學界同人校正和批評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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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前學界關於史學變革的認識

關於互聯網、大數據、傳統文獻數字化所帶來的史學變革，人們已經發表了不少看法，這些看法構成本文討論的基礎和前提。所以有必要對學界已有的研究給予介紹和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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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獲取方式方面所作的評論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大多都注意到了傳統文獻數字化和大數據、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研究手段的改變，特別是獲取資料方式的改變，盛讚當今人們實現了傳統史家將史料一網打盡、竭澤而漁的夢想。文獻檢索的便捷，網絡資料的豐富性，文獻資源的共享，極大地改變了史學研究的速率和方式。這一方面是最表面化的表現，最易觀察的方面，同時也是傳統文獻數字化給人們留下的最初印記，是每個學者都有的切身感受。譬如，陳爽寫道：

30年間，古代歷史典籍的載體大多已經由紙質書本轉換為電腦可識別的文字符號，新一代學者對電腦寫作和網絡查詢早已駕輕就熟，數字化檢索已成為史學研究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史家對於史料的獲取方式經歷了亙古未有的革命。數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閱讀方式和寫作方式的改變，也使知識發現途徑與處理手段都發生了變革。甚至有學者十分樂觀地斷言“一個有機會孕育‘e考據學派’的時代或已出現”③。

陳春聲發文讚譽新時代的歷史學變革說：

傳統時代的歷史學者皓首窮經，有時可依賴對冷僻資料的佔有、對新資料的發現、對浩瀚文獻中某個詞句的挖掘或解讀而對學術有所貢獻。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佔有所謂冷僻資料或發現新資料這類具有“學術積累”意義的工作，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通史學工作者日常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毫無驚喜可言。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人文”的時代，由於“數字倉儲”和“數字圖書館”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聯網上的利用便利，由於海量的資料文獻可以“全文檢索”之類的方式便利地查詢，由於“文本數字挖掘”蘊含著幾乎沒有限制的“創造”與“重構”史料的可能性，傳統條件下一位學者需要花費數月、數年光陰，甚至要花費畢生精力進行比對、校勘、輯佚、考訂才得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可能在計算機網絡上花費數秒鐘、數分鐘就可以有相當確切的結果；而原來因為缺乏史料，許多傳統歷史學家認為不能研究的重要問題，在“數字人文”的背景下，變得有點“唾手可得”④。

姜義華撰文《大數據催生史學大變革》，也主要是強調由於歷史資料利用方式改變所帶來的變革。他說：

大數據使歷史資料利用產生革命性變革……大數據具有速率、體量、多樣性、價值密度四大特徵。在歷史學領域，大數據成百倍、成千倍地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尤其突出的是，除傳統的文獻與遺址、遺物外，人類存留的所有紙質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質的、非物質的資料，幾乎都可被用來協助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大數據通過數據採集、數據儲存、數據分析、數據管理為大範圍、中時段、長時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歷史學研究與大規模基因檢測相結合，有力推動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個成功的實踐。

大數據使歷史資料利用產生革命性變革，更集中表現在大數據有助於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因為它可以較好地用數字模擬方式在一個大範圍內展現歷史場景。大數據信息系統還可以較方便地將歷史活動中各種要素全面、綜合、動態地展示出來，這樣，它就可能為歷史研究創造新的價值基準⑤。

最近一些年，臺灣學者黃一農提出一個著名的“e-考據”概念，即基於互聯網、電子資源所進行的歷史考據。“e-考據”說引起了一些討論，不時地有相關論文問世，而究其實，所謂“e-考據”，也是從文獻利用的角度對新形態史學研究方法的一種表述。一篇介紹黃一農“e-考據”的文章說：

1994年，黃一農曾經以利瑪竇在中國最親密的友人瞿汝夔為素材寫過一篇3頁的《瞿汝夔家世與生平考》，十年後，當他準備將該文收為其研究中國天主教史的新書《兩頭蛇》中的一章時，黃一農選擇了重寫……通過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所製作的《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黃一農從其中收錄的2500多種明人文集中檢索到了豐富到難以令人相信的素材。通過這些素材，黃一農不僅可以瞭解到瞿汝夔家族中其他人的資料，甚至還可以知道其研究對象的外貌、身高、性格及其人脈關係，並有條件探索瞿汝夔與嫂嫂發生曖昧關係的背景環境，而這之前僅僅有三四本文集可以參考。通過運用這些資料，黃一農得以像寫偵探小說一樣細緻而邏輯嚴絲合縫地還原歷史現場，這一次，他寫了30頁，並且在《兩頭蛇》一書中嚴肅地提出了“e-考據時代”這一新的概念⑥。

70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大力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但是以其為代表的史料學派，無可否認尚未能令中國史學界的治學方法普遍發生質變……但是隨著現在網絡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來填補探索歷史細節時的許多縫隙，或者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西方已經把18世紀以前，幾乎30萬種的書籍全文送到網絡上面去，而且有相當比例可以全文檢索的……黃一農認為一個有條件孕育“e-考據學派”的時代正在悄然來臨，而史學工作者應責無旁貸地將歷史研究深化並提升到新的階段⑦。

這就是說，黃一農的“e-考據”概念，也是由於文獻電子化利用的產物，是從數字化文獻的豐富性系統性角度提出的問題。黃一農提倡“e-考據”，也是意在提醒人們充分利用因特網和豐富的電子文獻數據庫，借鑑前人的科學考據方法，將歷史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所謂“e-考據”，在其方法論上，在其科學屬性上，和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即史學”的科學治史方法並無二致，僅只是利用資料的方法、廣度不同而已。

以上諸說，大抵都是人們從電子文獻檢索之便、隨著文獻數字化程度的加深所帶來的文獻資源的空前豐富、電子文獻利用方式等方面所感受到的史學變化。

2

大數據與互聯網帶來史學形態的改變

姜義華指出，大數據將“推動歷史學從廟堂之學走向公眾之學”。他說：

隨著信息化在全社會的普及，歷史書寫進入尋常百姓家，人們可以自由地書寫自己的歷史，自由地在網絡上參與書寫地方的、國家的及其他各種專門的歷史，自由地對歷史問題發表評論。這樣，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便不再僅僅是歷史學家的專長，公眾也不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實際上，大數據已經刺激了大批非歷史專業的人們參與到歷史研究、歷史書寫隊伍中來，他們沒有受過歷史研究的基本訓練，但又各有自己專業之所長，常常可以發專業史家之所未發……大數據使得千千萬萬社會成員可以很方便地對歷史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所有與歷史相關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進行評論，並迅速擴散、傳播，對真實歷史、專家之學、廟堂之學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力⑧。

從廟堂之學到大眾之學，當然應該視為是史學形態的重大改變。這是姜義華先生對大數據時代史學發展的憧憬。

李劍鳴在《“網絡史學”的神話與實際》一文中，探討了網絡史學由於資料和信息的共享，所可能造成的作品發表形式的改變，從而造成一定的史學“民主化”。他說：

在網絡平臺上出現的資料和信息的共享性，為改變歷史研究的方式和性質埋下了伏筆。過去一些機構和個人藉助資料便利而取得的學術優勢，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顛覆。那些原來遠離資料與信息中心的人，現在也能接觸和利用同樣的資料，於是就可能從原來的知識的接受者變成知識生產者。這就無異於敞開了史學的門戶……網絡世界跟紙質出版界相比，可以說是一個眾聲喧譁乃至混亂無序的地方。發表之前無須經過身份驗證、資格審查和學術評議等程序，這樣就難免造成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局面。但是也恰恰由於這種靈活性和隨意性，許多“另類的”知識和觀點便獲得了面世機會，知識和信息的傳播變得十分便捷。有一些題材由於某些緣故而難以通過紙質媒介發表，而藉助網絡則可越過這些限制……借用美國學者羅伯特·伯克霍弗的話說，網絡世界有助於歷史表述在視角和聲音上的多樣化。長期以來，專業史家總是力圖壟斷歷史的話語權，但他們始終沒有做到這一點。到了網絡時代，這種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復返了。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史學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議和決策辯論一樣，史學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現為參與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則是學術聲音的多樣化⑨。

3

大數據、網絡技術的發展將造成史學觀念和史學研究範式的改變

也有學者認為，隨著大數據、網絡技術和電子文獻數字化及其資源共享的縱深發展，還必將造成史學觀念的改變，以及史學方法論體系和史學形態的改變。

馬建超認為，大數據時代的歷史學，將出現史學研究範式的改變。他說：

第一，大數據時代帶來歷史學方法論預流與範式突破……大數據時代伴隨著新的文獻載體，史學研究的新方法論也正在形成。借用陳寅恪的“預流”觀，我們可以發現，大數據時代下史學方法論的新潮流也正在成型，今天的文史學界正在經歷一場由技術革新帶來的方法論預流。

第二，計算歷史學可能成為大數據時代史學的新趨向⑩。

王晴佳認為，互聯網的普及，將帶來歷史觀念的變化。他說：

現有的一般論著，比較注意互聯網的運用如何有助於歷史知識的獲取和傳授，但並不側重其在歷史觀念層面的影響。依我管見，互聯網的普及同時也造成了歷史觀唸的顯著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對此加以論述。第一個方面與人們的歷史觀相關，而第二個方面則有關歷史的研究和寫作形式。當然，這兩個方面之間，也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不能截然分開(11)。

遺憾的是，王晴佳的文章沒有能把互聯網如何造成了、在哪些方面造成了歷史觀唸的變化，明晰而集中地論證起來。

陳春聲對未來史學有過一段暢想：

我常常在想的問題是，50年後的歷史學家想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史和經濟史，要到哪裡去找資料？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技藝和功底？除了今天我們在大學歷史系專業課和專業基礎課講授的這一套東西之外，也許他們更需要懂得對他們來說已經很古老的網絡技術、古董電腦的硬盤修復技術、數碼資料恢復技術、個人密碼破解技術等等，因為他們要蒐集、發掘、整理、利用的資料，基本上是非紙質的，要在舊電腦、舊硬盤、舊數據庫、雲端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什麼地方去獲取。在使用歷史資料的技藝層面上，其實我們這一代已經落伍，現在就理性地認清這一點，對學術的發展大有好處。因為史料利用技藝的進步，在本質上預示著史學研究規範和研究價值的根本性轉變(12)。

如果真的這樣，這是不是也在強調史學研究範式的轉變呢？

4

也有人主張不能過高估計網絡技術、大數據所帶來的史學變革。如陳爽寫道：

我們這一輩人，追隨著計算機技術在人文學科應用和普及的大潮蹣跚而行，體驗了驚喜，經歷了喧囂，也見證了歷史。駐足回眸，令人略感失望的是，當我們以數字化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比如我所從事的漢唐歷史研究)“窮盡史料”之後，我們所期待的“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卻並沒有到來，我們依舊要在那幾部最基本史著的字裡行間尋求突破；技術手段的更新，也並沒有帶來終極意義上的學術思維革命，前輩學者經典學說的理論框架短期內尚難以全面突破，我們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細化。數字化時代的史學論著呈幾何級增長，令人目不暇接，學者或成為侷促在某一領域自說自話的“專家”，或淪為批量生成“個案研究”的工匠。而那些立意格局令人耳目一新、閃爍著智慧之光的研究成果，卻寥若晨星(13)。

陳爽所談，的確是我們的普遍感受。大數據、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使用，就目前來說，的確還沒有給我們帶來學術思想上的新突破，除了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的量的堆積之外，真正有價值的著作還真是並不多見。

王子今也是把大數據和互聯網的發展，僅僅看作是技術層面的進步，而這種技術上的進步能否形成革命性的積極影響，現在還不能證明。他說：

回顧史學進步的各個關鍵點，技術層面的進步，似乎都並沒有形成顯著的決定性的推進力。也許計算機技術與此前的學術手段的進步有很多不同，但是要斷言這種技術提升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史學的學術走向或說形成革命性的積極影響，除了開發想象力之外，還需要實踐的證明(14)。

李劍鳴的觀點也很明確，他認為，就目前的情況看，網絡史學帶給人們的也僅僅是歷史研究方式的改變，至於在歷史觀方面並沒有因之而出現實質性的變化。他說：

當我們在談論“網絡史學”的時候，如果僅僅把它界定為“電子史學”，那就只是一種基於介質和載體的表面區分，似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那麼，“網絡史學”一旦真正登臺亮相，它會給歷史研究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呢？從目前的情況看，網絡主要是改變了歷史研究的方式，卻沒有在歷史觀方面造成實質性變化(15)。

綜上所述，在這場重大的史學變革面前，人們有著不同的感受和態度，熱情謳歌者有之，滿懷期待者有之，懷疑觀望者有之，相同之處是，人們都對它所帶來的文獻檢索之便有著共同的讚譽，不會加以拒絕。從科學史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革命性變化，都會帶來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甚至是社會歷史進程的重大變革，當前的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發展，會不會有這樣的動能呢？它在史學上引起的變革，會不會僅僅表現為檢索方式的改變呢？史學觀念、思維方式、學術規範、學術形態，甚至歷史學的學科屬性等重大方面，會不會因之而有所改變呢？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2

二 當代史學的三種研究形態

不管這場變革帶給史學的未來前景會是怎樣，就眼下的事實說，我們已經可以觀察到傳統的研究形態已經明顯有所改變。就當下史學界的狀況看，可以描述的史學研究形態有三種，試約略述之。

2.

1.傳統史學研究形態

所謂傳統史學研究形態，是指近代以來所形成的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閱讀文獻、爬梳材料、歷史考據為基礎，以分析歸納、抽象概括、歷史評價為主要研究方式的史學研究活動。這也是在計算機技術普及之前，史學研究的一般程序。這種研究形態，遵循下邊依次遞進的研究程序：

(1)現實啟迪→歷史感悟→問題意識

(2)掌握問題狀態，明確研究方向

(3)文獻閱讀→蒐集材料→材料甄別

(4)分析材料→凝練思想，形成觀點

(5)結構文章→編排材料→論文寫作

在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歷史研究活動一般是經歷提出選題，閱讀文獻、蒐集資料，分析材料、形成觀點，結構文章、寫作成文這樣幾個研究階段。當然，其中的蒐集資料，則是有針對性的文獻閱讀、手工摘錄卡片的過程。大體上，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主要的科研訓練階段，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的史學研究，基礎是比較紮實的。因為，問題的提出，就是在一定的歷史積累的基礎上實現的，不然就不可能有所謂歷史感悟。在這樣的基礎上，一旦確定了選題，還要根據選題的需要做有針對性的閱讀，或者說是為寫作而進行閱讀，帶著已經確立的問題意識，精讀主要文獻，泛讀相關文獻，在浩瀚的文獻中尋找有價值的歷史論據，並提出儘可能將有關材料一網打盡這樣的嚴格要求。如此下來，傳統史學研究，在基礎資料方面用的工夫最長，研究的過程、思想醞釀的時間都很長，所形成的研究結論，也可能更成熟，更穩妥，更可靠。

傳統史學研究形態的優勢就在於這個讀書時間的拉長，因為，這不僅僅是夯實了讀書的基礎，其不可忽視的副產品是拉長了思考的時間。

需要精讀的書有《史記》漢代部分、《漢書》《後漢書》。這是在選定了題目之後的讀書，是有針對性的為蒐集地價資料而讀書。所謂精讀也不是逐字逐句都要弄懂它，而是要求全覆蓋，一篇不拉，就像《史記》《漢書》中的表也不能放過，因為那些表的註文中，都可能夾雜有對物價有用的資料。

需要泛讀的書有《全漢文》《全後漢文》《風俗通義》《兩漢博聞》《三輔黃圖》《兩漢紀》《鹽鐵論》《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秦會要訂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九章算術》《四民月令》《隸釋》《貞松堂集古遺文》《睡虎地秦墓竹簡》《居延漢簡甲乙編》，等等。

另外，還要查閱近代以來的漢代出土材料，譬如要系統翻閱《考古》《文物》《考古學報》等刊物，以收集考古出土的漢代地券資料。

諸如以上文獻，即使很匆忙地翻閱，也不是一兩個月所可以完成的，記得當時這個讀書蒐集資料的過程持續了半年多時間，最後獲得了一本包含兩百多條材料的漢代物價資料集。我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在這個半年多的時間內，筆者所做的不僅僅是收集資料的問題，而是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著對論文主題的思想醞釀。期間，對每一條材料的發現及其價值判斷，同時也是對自己學術觀點的一次證實或考問，是對問題意識的一次檢驗。蒐集材料的過程，實際上是文章觀點思考、醞釀的過程，也是問題意識反覆醞釀的過程。這是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進行研究工作的實質性階段，最後的思想成熟、觀點形成，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孕育的。

2.

2.新史學研究形態

所謂新史學研究形態，是在計算機技術普及、數字化程度日益加深條件下，形成的史學研究形態。這種研究形態的一般程序是：

(3)關鍵詞設定→電子檢索(互聯網、數據庫)→材料甄別

很顯然，

如此說來，數字化時代所造成的學術研究狀況是不是就只是負面的效應呢？對於任何新生的而且是必然的歷史發展，我們都不宜做出這樣的判斷。從現代理性出發，科學技術的任何真正的進步，以及它所帶來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變革，都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去應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延伸著人類能力，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影響絕不可能只是負面的。它既是人類創造力的展現，也推進著人類創造力的發展，問題是我們如何去發現去看待它所帶來的改變。筆者以為，新史學研究形態所以為“新”，的確有它新的方面，有對傳統史學根本性的改造，有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永遠不可能企及的史學研究境界。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文做專題討論。

2.

3.扭曲的史學研究形態

所謂扭曲的史學研究形態，是指非正常的、與科學的史學研究不相適應、不能達到客觀科學的史學認知的研究狀況，是在新的史學研究條件下，由新的史學研究風格所滋生的研究狀況。從研究形態的角度說，它不具有存在的正當性。本文所說的扭曲的史學研究狀態，其一般研究程序是：

(1)現實啟迪→問題狀態→問題意識

(2)掌握問題狀態，明確研究方向

(3)關鍵詞設定→電子檢索→分析排比材料

(4)結構文章→編排材料→論文寫作

把這種研究程序和前邊的兩種研究形態相比，它不僅少了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中在確定選題之後的閱讀文獻階段，而且也缺少了前兩種形態所共有的“歷史感悟”基礎。也即是說，如此從事所謂歷史研究的人，缺乏必要的歷史學讀書基礎和史學研究素養，是一個沒有歷史學基礎的人直接跨入史學研究領域，單靠電子檢索所獲取的材料，而進行的所謂研究過程。

在傳統史學研究形態和新史學研究形態中的“歷史感悟”，不是一個簡單的要素，而是表徵著研究者的歷史學基礎，是研究者在接受長時間的歷史學訓練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讀書基礎和史學思維訓練。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基礎，他們在觀察現實社會時，才可能把現實與歷史相聯繫，產生歷史感悟，發現歷史問題，並最終形成問題意識。現在，一個缺乏歷史學基礎的人，僅僅憑著對現實的某種感悟，意識到現實的某種需要，便操起網絡工具進行相關文獻檢索，然後對一條條孤零零存在的資料進行排比分析，就得出某種與自己的預期相匹配的所謂歷史結論。這樣的研究，從形式上看，是歷史的論證方式，是歷史資料的堆積性支撐，貌似符合歷史學拿證據說話的學科屬性，而究其實則是類似文學上主題先行的創作模式。只不過是，文學創作的主題先行，是在沒有題材沒有實際生活的感悟和體驗之前就先確定了主題，然後再根據主題的需要去選配題材，安排人物，製造情節；而我們的這種所謂歷史研究，則是在幾乎沒有任何歷史學基礎的情況下，先確定了要表達的思想觀點，然後再去數據庫中檢索相關資料以證其成。歷史生活的複雜性，幾乎可以為我們的任何觀點提供佐證，於是，任何先驗的主觀性認識，都不難在浩瀚的大數據中找到“根據”，所以，要想證明任何主觀的先驗的看法，在大數據時代都是可能的。然而，當你尚缺乏對於歷史的環境基礎的深刻理解，沒有對所獲得的材料的性質進行分析批判的能力從而不能進行科學的材料鑑別的時候，如何去保障研究的科學性、結論的可靠性呢？在這種扭曲的史學研究形態下作出的所謂歷史結論，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研究的科學性是要受到質疑的。所以，我們指出這樣一種研究形態，並不是肯定它作為一種存在的合理性，而恰恰是史學研究所需要警惕的一種現象。

3

三 互聯網、大數據所催生的史學變革

現在我們需要來回答這樣的問題，在新史學研究形態下究竟實現了什麼樣的變革？在歷史學的思維方式、研究規範、學科屬性、研究形態等方面，有沒有可能發生一些根本性的改變？我們應該如何估價歷史學在數字化、大數據、互聯網時代所發生的改變，它的價值、意義及其未來前景？

根據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經驗來看，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史學變革，無疑帶有不可逆轉的趨勢，一切傳統文獻的數字化、各種日益綜合的數據庫、所有信息複雜鏈接並日益膨脹的大數據，等等，已經構成歷史研究的現實場域。歷史研究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手工操作，一頁頁閱讀、翻檢文獻的時代了。而且，所有這一切才剛剛開始，計算機技術的日新月異，互聯網程度的日益加深，獲取知識和資料方式的智能化發展，都會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在剛剛經歷了三十年發展的今天，我們其實還處在這種變革的極為初期的階段。在今天就來預測這場史學變革的未來結果，蠡測它的實質性影響，還為時過早，但為著當代史學的健康發展，我們必須根據現今所能看到的可能性發展趨向，作出儘可能清醒的判斷，儘管我們深知這是勉為其難。

3.1.從事實性史學向思想性史學轉變

現在，我們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知識和資源共享的時代，人們還需要向歷史學家請教些什麼？

互聯網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其所造成的知識與資源共享。隨便一部手機在手，就真的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的一切，無不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答案。於是，歷史學家向社會提供歷史知識的功能歷史地失去了。不要說老百姓已經不需要再向歷史學家請教什麼，就是大學歷史課堂上的老師，他所講的大部分內容，學生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中查到，並因此失去對課堂的興趣。在這樣的互聯網時代，傳統的所謂學富五車、博聞強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失去了意義，人們還需要向歷史學家請教些什麼呢？以往的歷史知識誰都可以輕易地查到，過去只有歷史學家才可以看到的神聖的文獻資料任誰都可以隨意調閱，甚至對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學者們的最新看法，非專業的人只要有興趣也都可以輕易地查閱，人們還需要從歷史學家的口中聽到些什麼呢？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對文獻資源的壟斷沒有了，對歷史學知識的壟斷沒有了，對學術信息的壟斷沒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歷史學家個體對歷史的看法，你對歷史的獨到見解，你從自己的學識出發對歷史事物的獨特性判斷。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思想個性，你的存在就失去了對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是說，歷史學家在互聯網時代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他在接受了歷史學的訓練之後，所獲得的獨特的思想個性，他的學識和判斷力。毫無疑問，思想性成了互聯網時代歷史學家最最重要的東西。與此同時，歷史學也完成了一個轉變，即從傳統的事實性史學，轉變為思想性史學，歷史學研究的目標，也將從弄清歷史事實，轉變為歷史解讀。雖然歷史解讀也是以弄清歷史事實為基礎，是在弄清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的分析判斷，但其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性史學，是以弄清歷史事實為基本目標或基本任務的史學。近代史家主張史料即史學，實際上就是一種事實性史學。新中國史學聲明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但實踐證明，將近七十年了，似乎中國學者從來也沒有發現一條歷史規律，人們對歷史規律的認識，除了馬克思提出的幾個定律之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認識。可見，新中國史學也沒有去研究所謂的歷史規律，也只是停留在弄清歷史事實的階段。只不過是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歷史事實，可以區分為不同的性質，或者是具體的某一件事、某一種歷史現象的事實，它的原本面貌；或者是一般的狀況或狀態性的歷史事實，譬如某個時期的社會狀況，總之都是停留在一個事實的認證階段。所以，總體上說，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可以說是一種事實性史學，從史學樣態來說，其描述的敘述的成分，要遠遠大於或重於其思辨的分析的成分。

事實性史學的著名命題是“史料即史學”，事實是靠大量可靠的史料來說話的，誰掌握了史料，誰就掌握了事實。但是，網絡資源共享打破了歷史學家對史料的壟斷，任何人都有條件迅速獲得大量資料，並且是可以得到以往歷史學家所不容易獲得的資料，這使得過往那個“史料即史學”的著名命題變得毫無意義。

“史料即史學”是傅斯年史學思想的核心命題(16)，也曾經是一個時期史學的經典性命題。這個命題雖然在“左”的年代遭受了汙衊性批判，但在改革開放、掃除了“左”的陰霾之後，它似乎又贏得了青睞，被不少學者奉為圭臬。“史料即史學”的命題並不是像它遭受批判時被理解的那樣，它僅僅只是把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確定為“史料”，更不是說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整理史料，它的真實內涵是很豐富的，不能做斷章取義、顧名思義的理解。蔣大椿先生曾經解讀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學”有六重含義：

第一，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只是史料。

第二，為著更好地研究史料和擴充史料，歷史學必須擴展研究手段，豐富研究工具。

第三，歷史學的任務是運用各種研究工具從史料中探明史實、史事。

第四，這種史學的基本性質，是如同自然科學一樣的純客觀的科學。

第五，這種歷史學是科學的事業，它的研究方式，應從個人的孤立的研究轉變為有組織的集體研究。

第六，這種史學的功能，傅斯年認為，它“沒有一般的用處”，只能是純學術的研究(17)。

筆者贊成蔣大椿先生對傅斯年“史料即史學”內涵的解讀。就蔣先生談的六層含義說，基本上都是指向史料問題。第一層含義，把歷史研究的對象確定為只是史料，歷史研究就是對史料的研究，史料是研究的核心；第二層含義，歷史學擴展研究手段，豐富研究工具，也僅僅是為著更好地研究史料；第三層含義，歷史學的任務，探明史實、史事，是依靠對史料的整理來實現的；第四層含義，歷史學的性質，是純客觀的科學，是強調所謂“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對材料的態度是“存而不補”，“證而不疏”，不在研究中施加任何主觀性的成分；第五層含義，強調歷史學的研究方式應從個人的孤立的研究轉變為有組織的集體的研究，也是從充分地佔有材料出發的，因為只有依賴組織的或集體的力量，才能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從各個不同的學科領域徵尋材料，真正地把人們動員起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把歷史研究奠定在更為科學的基礎上；至於第六層含義，強調學術研究功能的純粹性，其實也在於對材料負責，要甘於放棄任何現實的功利的目的，做“沒有一般的用處”的學問，才可能不扭曲對材料的解讀，保障研究的客觀性，亦即傅斯年所認為的科學性。“史料即史學”強調的就是史料問題，是史料的客觀性、全面性。在這樣的學科屬性中，材料的蒐集、全方位獲得，是整個學科的基礎，甚至史料研究本身就是學術活動的唯一目標。

在這樣一種史學研究形態中，儘可能廣泛地全面地佔有史料，永遠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取決於對材料的佔有和理解。有些學者一輩子都在為蒐集某種系統的材料而奮鬥。

在這種史學研究範式中，歷史學家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史料上邊。學者要完成一項研究成果，蒐集資料所佔有的時間，往往是思考和寫作時間的多少倍。就一般狀況說，進行史學研究，用在蒐集資料方面的精力和時間，大概要佔去整個研究時間和精力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學者傾其畢生精力，都耗費在史料上邊。如果學者之間比較其高下，學問的深度和廣度，基本上是以閱讀文獻的基礎和佔有史料的厚度來區分的，甚至有一些學術權威，就是憑著對史料的壟斷來保證的。人們形容一些大師級的學者，博學是其最常用的詞彙。

然而，現在一切都翻轉過來，再博學的大師，一輩子所看過的文獻，所摘抄的卡片，也抵不上幾分鐘的網絡檢索，在整個史學研究過程中，蒐集資料幾乎不需要佔用多少時間。一旦確定了選題，設置了關鍵詞，獲得史料幾乎就是瞬間的事情。過去人們上窮碧落下黃泉都無法做到的一網打盡，現在輕易而舉地實現了。數據庫方法保障了史料檢索的系統性，互聯網打破了任何對材料的封鎖和壟斷，憑著對材料的壟斷和佔有建樹學術業績、樹立學術權威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於是，新的問題出現了。

過去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現在的材料不是一分、十分的問題，而是百分、千分、萬分的湧現，鼠標一點，成堆的材料都撲面而來。我們不可能完全被動地就材料本身來說話，有一萬分材料就出萬分的貨，我們必須有能力把眾多材料中真實的歷史信息凝練出來，提出與豐富的歷史資料相匹配的歷史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歷史學家面臨的不再是沒有史料的窘境，不再是文獻無法盡閱的苦惱，而是史料的豐富性難以駕馭，是史料的混亂需要清理。過去的矛盾是沒有史料，現在的問題已經轉變成了史料過剩。歷史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如何獲得足夠的史料轉移到了如何處理史料的能力方面。這些能力大體是：

甄別史料真偽的能力；

判斷史料價值的能力；

對浩繁史料進行宏觀駕馭的能力；

面對同樣史料作個性判斷的能力。

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考驗歷史學家的思考力，理論思維的能力，辯證分析的能力。當然，這些能力在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也是需要的，但在新史學研究形態下則愈發突出出來。也就是說，當一切材料都對所有人公開，人人都可以公平地擁有同樣史料的時候，學術能力的差別，就只能是以研究者的理論素質和思維能力來區分了。這時候，“思想”該上場了，思想力成了新史學研究形態對歷史學家唯一重要的要求。已經有學者敏銳地觀察到這個問題。陳春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由於時代和學術研究條件的變化，更大的理論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於新一代史學家來說，可能已經成為對其學術生命生死攸關的問題……這樣一來，“數字人文”時代歷史學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新一代歷史學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也就是說，“出思想”與否，可能會成為新的學術世代衡量史學研究成果優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18)。

可以說，新史學研究形態完成了歷史學學科屬性的一個重要變革，傳統的事實性史學變成了思想性史學。新史學研究形態下的史學成果，是以思想性取勝的。

3.2.從知識性史學向問題性史學轉變

從廣義上講，一切學術、文化、學問都屬於知識的範疇，但從學術與知識相對待的角度說，知識則是學術的沉澱，是學術性認識中已經被廣泛認知的穩定的部分。就歷史學研究來說，在歷史研究中形成的穩定的認識，大家基本認可的學術認知，就被視為歷史知識。

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待歷史知識，在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中，形成歷史知識是相對容易的。因為，資料的充分佔有比較困難，一個歷史學家經過長時間爬梳材料並經過系統分析形成的歷史認識，很容易在學術共同體中獲得認可，於是，這樣的歷史認識也就很容易轉化為歷史知識。

另外，在傳統史學形態中，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掌控，基本上是處在一種學術壟斷的狀態中，沒有經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人們，很難涉足這個神聖的學術領地。歷史學家形成的歷史認識，專業以外的人們很難對之提出質疑，其他學術群體的歷史認知，乃至一般社會公眾的歷史認知，都只可能從專業歷史學家這裡獲取。歷史學家的學術成果，是特定時期社會歷史知識的唯一來源，沒有對之進行質疑或批判的可能性，因此，它就很容易獲得歷史知識的資格。

所以，傳統時代的歷史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知識性史學，歷史學家所獲得的歷史認識，不容易改變，更容易沉澱，大多具有歷史知識的性質。這樣的傳統史學，從屬性上說，是謂知識性史學。可以說，傳統史學研究的主要功能，是給社會提供歷史知識，歷史學家也就是生產歷史知識的人，社會大眾從歷史學家那裡獲得歷史知識素養，聽從歷史學家的歷史教誨。

但是，現在問題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在歷史學家共同體內部，對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問題，都不再容易形成一致的確定的看法。以往由於獲得全面而系統的歷史資料而不易，一旦一個歷史學家在某個問題上下了功夫，蒐集佔有了系統的歷史資料並由此得出一個確定的歷史判斷，其他學者就很難與之商榷。沒有特別之研究，不去下同樣的功夫蒐集佔有材料，你連材料的真偽、資料的真實狀況都弄不清楚，何來的發言權呢？你就只能去承認前人或他人所作的研究。而現在，大數據的發展，越來越龐大的數據庫資料，使得任一學者想對任何問題發表看法，都可以輕易而舉地得到完全和他人一樣豐富系統的歷史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會去輕易相信他人判斷，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認識要想得到同行的認可，在學術共同體中達成共識，就不再像從前那樣容易。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討論或爭鳴，使任何歷史認識沉澱為歷史知識都極其困難。這是就學術共同體內部說，歷史知識的形成發生了問題。

另一方面，互聯網資源的共享性特徵，使得歷史學家共同體之外的一切有興趣的人，其他專業背景的學者，甚至是普通的社會公眾，都可以很容易地獲取歷史資源，都可以根據所看到的歷史材料對歷史事物作出自己的歷史判斷，獲得歷史認識。雖然他們沒有經過歷史學的專業訓練，獲得的歷史認識不一定能達到歷史學家的認識的科學性，但是，他們有作出獨立判斷的權利，並且也有理由不盲從歷史學家的認識。在這樣一個由於互聯網的發展而造成學術全方位開放的時代，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壟斷被打破了，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神聖性喪失了。於是，專業歷史學家獲得的歷史認識，除了會得到共同體內部不同認識主體的商榷之外，也還會面臨眾多非專業人士的質疑，難以形成穩定的歷史認知，其歷史認識的知識性特徵便被顛覆了。

無論是專業歷史學家，還是非專業的社會公眾，人們獲得的歷史認識在其認識屬性上都是平等的，沒有絕對的正確或錯誤、真理或謬誤之分。這一切還都是導源於互聯網資源的共享所帶來的變化。再加上互聯網、大數據給人們帶來的知識檢索之便，對於一般歷史知識的獲得，對於學術資源、學術狀態的瞭解，人們似乎也不再依賴於歷史學家。即便是最新的學術成果，他們也和歷史學家一樣輕輕地一點鼠標，就可以便捷地獲取。那麼，在這樣的學術條件下，歷史學家失去了對歷史知識的壟斷之後，其存在的價值何在呢？

如此說來，在互聯網時代，社會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歷史學家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歷史學家的獨特價值是不會因為互聯網的發展而消失的，所不同的是，其價值的獨特性將發生變化，歷史學家已經不再是以向社會提供確定不移的歷史知識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了。

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術共同體一樣，都是有自己學科特性的特殊學術群體。實際上，受過歷史學訓練的歷史學家，他們看問題的獨特角度，特殊的思維方式，是其他學術群體所不具備的，更是一般社會公眾所不可企及的。雖然其他學術群體、一般社會公眾都可以對歷史問題發表意見，都可以利用互聯網的便利去直接接觸歷史問題，但歷史學家由於其思維的獨特性，他們對歷史的看法，提出問題的特殊角度，他們從歷史中提取的歷史啟迪，則是其他人所無法替代的。互聯網的發展，可以宣佈傳統的歷史學形態成為明日黃花，但歷史學家則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

大體說，歷史學訓練所培養的歷史學家的思維特性有三個方面：

一是觀察問題的整體性眼光。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由各種複雜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織而形成的有著內在聯繫的統一的運動過程。任何歷史事物、歷史現象都處在與其他各種事物、各種現象複雜的歷史聯繫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學家所說：“人類這樣東西，絕不是科學的分門別類的總和，水是由氫和氧組成的，但水既不像氫，又不像氧。”(19)單獨研究氫和氧，並不能理解水。研究歷史也是這樣，任何一種歷史現象，如果割斷它和其他歷史現象的聯繫單獨加以研究，都不可能達到認識它的目的。因此，歷史思維就要求有整體性的眼光，把每一種歷史現象都放到歷史的整體聯繫中去認識，去考察。因此，整體性，就成為歷史學家觀察問題時，區別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的特殊角度。整體性思維，就成為歷史思維的一個明顯特徵。

二是特別重視原因的探討。和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較，歷史學研究的一個特徵是，它把發現原因看作是始終不懈的任務。探賾索隱，發現歷史的隱秘，解釋歷史現象真正的原因，是歷史學的特性。所以，重視原因的發現，就形成歷史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一書中說：“研究原因是歷史學家的特殊作用。”“偉大的歷史學家——或許我應該更廣泛地說，偉大的思想家——是能對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為什麼’這個問題的人。”“歷史學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稱……每一個歷史爭論都是圍繞主要原因而展開的。”(20)不斷地探究歷史事物的原因，是由歷史科學的任務來規定的。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陳述歷史，而是解釋歷史，正是解釋歷史才能為今天提供借鑑。而解釋歷史，就是發現歷史的原因。

三是特別重視歷史性的分析。歷史性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屬性。任何歷史事物，都是由特定的歷史時代、歷史環境所產生、所決定的，都是一種歷史的現象，產生它的歷史時代、歷史環境、歷史因素，就是它存在的根據，並使它具備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條件的變更，它就必然要喪失其存在的根據，變成不合理的、從新的歷史條件出發而不可理解的東西。那麼，研究歷史，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認識歷史事物的歷史性。重視歷史性的分析，就成為歷史思維最基本的特徵。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思維特徵，歷史學家在看問題的方式、角度方面，就區別於其他學術群體。於是，他們在面臨同樣歷史現象的時候，就有了特殊的歷史眼光，形成不同於他人的問題意識，而顯示出歷史學家的特殊性。

分析至此，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互聯網時代，當歷史學家對學術資源、歷史知識、學術信息的壟斷被打破之後，剩下的唯一沒有被剝奪的東西，就是他們特有的由於學科訓練所培養出來的思維方式，這是其他沒有經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人所不可能獲得的東西，是靠網絡技術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是，歷史思維這個獨特的東西，就成了歷史學家存在價值的唯一支撐。有了這個東西，歷史學家在面對歷史現象的時候，就有他們獨特的歷史眼光，就可以從歷史中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問題，以此來影響社會，啟迪他人。所以，歷史學在新時代仍然能保持它的獨立性的地方，就是以歷史學家提出問題的獨特性來表現的。由此，歷史學也就從知識性史學發展為問題性史學。歷史學家對社會的貢獻，實際上就變成了提出問題，以提出其他學術群體和一般社會公眾不可能提出的問題，而保持自身存在的獨特價值。

其實，歷史學家從來就是以提出問題而聞名的，只不過是現在由於其他功能的喪失，而這方面的功能被更加突出出來了。在新的歷史時代，社會對歷史學家的期待，不再是要知道你講的是什麼樣的歷史事實，不再是要你告訴人們歷史是什麼樣子，人們需要的是知道你提出了一個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我們有什麼借鑑和啟迪，研究這樣的問題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助益。從歷史中發現問題，是歷史學在新時代最主要的學術功能！

3.3.歷史貫通性研究將得到長足發展

中國史學自古就有著崇尚通識的優良傳統，幾乎所有名垂史冊的歷史學家，都主張史家應該有貫通古今的大尺度歷史眼光。司馬遷留下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21)的歷史名言。劉知幾主張史家應有通識，說：“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譭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斯則物有恆準，而鑑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22)“識有通塞”，是明確提出通識的問題。劉知幾認為，有了通識的眼光，才可能鑑有定識，銓核得中，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獲得有益於今人的歷史借鑑。通識是史家最重要的品質。宋人提出了明確的“會通”思想，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主張著史應該“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達到“極古今之變”的境界；對文獻的佔有，應該“盡見天下之書”，達到會天下之書於一書“而無遺恨”的境界(23)。近代以來通史性著作繁盛，也是重視通識的反映。

但是，儘管歷代都重視通識，重視對歷史的貫通性考察，而真正實踐這一思想卻並不容易。一方面，通識需要大尺度思考歷史問題的學識和眼光；另一方面，通識的前提是系統地佔有歷史資料，由材料來支撐你作出貫通性的歷史判斷。但在傳統史學時代，這第二個方面，則是無法達到的。古代歷史資料的散在狀態，以及它的極其宏富，使盡閱天下圖書幾成不可能之事。一個人即使窮畢生之精力，也無法達到對史料的一網打盡，不可能做到對史料的全方位系統性佔有，不具備做貫通性考察的基礎性條件，想通都無法企及。所以，人們的研究只能侷限在某一時期、某一歷史階段的選題方面，要做一個貫通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某個問題的系統性考察幾乎就不可能。出於教學或社會普及之需而必須進行的中國通史寫作，也只有靠團隊協作來完成，而一旦集體著書，真正的通識就難以貫徹了。可以說，在傳統史學時代，專題性貫通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數據庫、大數據的應用，開闢了史料蒐集與應用的新時代，對歷史的貫通性考察變為現實。金觀濤、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就是利用數據庫方法研究現代觀念，在觀念史的宏觀性貫通性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樹的一個典型案例。作者是書的結論是：

所有中國當代政治觀念的形成，幾乎都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中葉以後的洋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用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意義進行選擇性吸收……第二階段是從甲午後到新文化運動前的二十年(1894～1915)，這是中國人以最開放的心態接受西方現代觀念的一個時期。大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原來沒有的現代新觀念，都是在這一階段傳入的；而以前經選擇性吸收的某些現代觀念，在這一時期也比19世紀引入時更接近西方原意，我們把這一時期稱為學習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特別是1919年以後，可以看到中國人對所有外來觀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構，將它們定型為中國當代觀念。這些觀念趨於定型，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現代意義……建構了現代中國主要的意識形態(24)。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十分宏大的歷史判斷。作者不僅具有通識的眼光，而且僅僅從結論本身就知道其具備深厚的材料基礎。這是作者利用數據庫方法，依據幾乎囊括了全部近代報刊的全文數據庫，通過對近百個現代政治術語的檢索，在得到數以千計的統計數據、數以萬計條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分析，以十數篇系列論文、幾十萬字的研究規模而作出的歷史判斷。作者根據所得到的龐大數據，製作了31幅詞語演化的函數曲線圖和36個有關政治術語的統計表格。這樣的研究，在傳統時代是無法想象的。如果是靠翻閱文獻、摘抄卡片式的積累資料，僅僅是製作一種表格，怕也不只是幾年的工夫。正是對這樣複雜的術語演化現象的整體性把握，才可能對其演化的趨勢或規律作出判斷，才可能看出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術語形成的整體圖景。可以說，真正的通識性研究，也只有在大數據、互聯網的時代才有可能達到。

所謂貫通性研究，並不是說一定要去做通史，做宏大的課題，就是在一般性的課題上，通識也是必要的，也是要有數據庫或大數據來支撐的。如果沒有大數據、互聯網的資源便利，在一般的或者是很具體的課題上，要做到通識也是不容易的。

近二十年來，筆者也嘗試過依賴數據庫資源對一些具體問題作貫通性考察的研究工作。譬如十年前筆者發表的一組關於中國歷史上均平思想的論文，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說》《中國古代“平均賦役”的文化考察》(25)等文章，選題都不大，但卻都是貫通古今的研究，如果沒有數據庫、大數據的支持，是很難想象的。像做《中國古代“平均賦役”的文化考察》一文時，數據庫檢索中發現一條材料，即清人焦袁喜在《徒善不足以為政》篇中說：“徒善不足以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見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連阡陌，貧無立錐，雖輕賦斂蠲逋負，總不謂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則亦為徒善而已。”(26)這條材料用以說明古代國人的均平心理及其對政治的影響非常重要，極其寶貴；但若不是數據庫的應用，按過去做學問的方式，筆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把閱讀面延伸到焦袁喜的《此木軒四書說》一書，甚至也不知道焦袁喜這個人的存在。或者說，如果不是有數據庫的支撐，像這樣比較宏觀的題目，需要做大尺度歷史考察的題目，都不可能進入筆者的研究範圍。因為，雖然僅僅是考察“平均賦役”，題目看似具體，而要做的卻是要貫通整個中國古代，這樣的研究勢必要閱讀“二十四史”，系統的經書、諸子，以及歷代那些有名的筆記小說，這樣的閱讀量，足以讓我們望而卻步。正是數據庫、大數據的發展，使我們有條件對這些問題在中國歷史演進中的整體面貌作出判斷。

筆者在2014年發表的《漢代社會觀念研究》(27)一文，也應該被視為一項貫通性研究的成果。該文對兩漢時期的社會觀念進行縱向四百餘年、橫向全社會的通體考察，資料涉及所有可供考察的漢人文獻，離開數據庫檢索，是無法完成的。該文最後在20種漢代文獻全檢索的基礎上，得到材料37793條，獲得基本數據374個，在此基礎上進行量化分析，全文表格13個，分析數據1211個，最後得出了一些不同於傳統看法的新認識。在傳統史學研究形態下，這樣的研究便無法進行，為寫作一篇文章，要對數十個概念進行逐個統計，彙總出每個概念出現的頻次，再做量化比較分析，僅僅依靠摘卡片式的手工操作，這樣一篇文章的寫作不知需要多少年工夫。而沒有相關概念的全考察，對其數量關係的分析就不能做到精確可靠，其研究結論就大受影響。

在排除了史料障礙，超越了傳統閱讀侷限的新史學研究形態下，各個層面上的歷史貫通性研究成為可能，也必將引起史學工作者的研究興趣，判斷在新的史學時代歷史貫通性研究將得到長足發展，可能並不唐突。

關於互聯網所造成的史學形態的改變，學界已經有所關注，已經有人以網絡史學來概括這種史學形態，也有人預測它將帶來史學方法論和史學研究思維方式的改變，本文所論，可以看作是對以往研究的一些補充，並且也還十分膚淺。雖然如前文所說，現在才剛剛進入互聯網時代，大數據、互聯網的發展也只是處在它的十分初級的階段，但即便如此，它所帶來的史學變革已經是非常巨大了，未來的史學形態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還很難難預測。本文所以要來研究這些變化，要來預測它的發展趨勢，只是想就初步觀察到的東西發表一些淺見，以便我們儘可能清醒地去應對這些變化。

4

四 新時代史學對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既然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史學研究形態的變化，而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呢？或者說，新的史學研究形態對當今的歷史研究提出了些什麼要求呢？我們初步思考，應該強調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4.

首先，史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歷史學專業基礎訓練。

傳統史學時代，打好基礎是老一代學者教導史學新人的口頭禪。歷史學是實證性學科，要憑證據說話，所以，讀書，積累深厚的專業文獻基礎，始終是該學科培養學術新人的基本要求。但是，新的史學研究形態對讀書提出了更為重要的強調性要求。乍一看來，這似乎和新的史學形態變化不太相干，也似乎有點不好理解。為什麼新的史學研究形態和傳統史學研究形態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呢？其實，這並不是新史學研究形態對傳統史學的繼承，而是從它自身特性出發必須強調的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根據前文分析，新史學研究形態中省略了問題意識確立之後的文獻閱讀階段，那麼，研究者對文獻的理解、對歷史背景的把握，分析材料的理論功力等，就全依賴於在研究工作開始之前已經培養起來的專業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已經積累的專業基礎，就對整個研究過程起著極其重要的支撐作用。過去傳統時代強調文獻基礎，是從積累資料出發的；現在強調專業基礎，則是從保障整個研究的學科基礎從而保障研究工作的科學性考慮的。沒有紮實可靠的專業基礎，就等於是缺少了傳統時代以及新史學研究形態下都需要的歷史感悟和文獻理解基礎，缺少了必要的專業素養。任何一個學科，在失去了出於自身學科特性所必須的專業基礎之後，它就不再是這個學科了，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同樣，作為一個學科的從業者，如果缺乏必要的專業素養，他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專業特性。試想，一個缺乏專業基礎訓練的人，突然涉足歷史學領域，既沒有歷史學的學識和眼光，也沒有通過長期專業訓練所培養起來的歷史感悟，更不瞭解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環境，僅僅根據電子檢索獲得的完全脫離文獻背景的片段性文字堆積起來的材料去作判斷，這樣得出的結論與真實的歷史會有什麼關聯呢？這樣的研究沒有了歷史的味道，如何能被視為是歷史學的成果呢？

魯濱孫在談到優秀的歷史著作與一般性或日平庸的歷史著作的差別時說：

最優秀的歷史著作(這種書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歷史著作的差別，就在於作者具有歷史的眼光。歷史眼光這個問題將來一定會大大地發展起來，因為一切歷史著作，若要成為建設性的和教育性的歷史著作，並且不僅侷限於歷史原材料的收集，那麼，都應該把歷史眼光貫注於整個著作之中(28)。

其實，有沒有歷史眼光，恰恰是我們今天應該拿來作為衡量是否真的是一本歷史著作的標準。“歷史眼光”這個東西，在魯濱孫那裡是區別好的歷史著作與差的歷史著作的標準，在當代中國史學界應該降格為區別是否歷史著作的標準。因為，我們今天面對著不少非歷史著作的“歷史著作”，一些絲毫沒有歷史學修養的人，竟然也出版了“歷史著作”。這些所謂的非歷史著作，所缺乏的就是魯濱孫講的歷史眼光。歷史眼光不是別的，它是通過專業歷史學訓練所培養出來的歷史感，對歷史的感悟能力，歷史的眼界，歷史的角度，歷史地看問題的思想方法。沒有紮實的專業基礎訓練，這些東西是培養不出來的。而沒有這些東西，要寫出真正的歷史著作也是不可能的。

由於新史學研究形態下的研究工作，省略了傳統史學在確定了選題之後的文獻閱覽階段，所以，已經具備的專業基礎，就在根本的意義上決定著研究的成色或成敗。對於一個新進入研究領域的史學工作者來說，在學習階段、學術修養的培養階段，打基礎的工作就顯得特別重要。就目前的人才培養體制來說，就是本科、碩士階段的基礎特別重要。一旦在這個階段的基礎沒有打好，一生的研究就基本上被決定了，很難再有補課的機會。務必要重視專業基礎的培養，這是新史學研究形態對史學研究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其次，史學理論思維訓練的重要性被突出出來。

互聯網、大數據、數據庫的發展，衝擊傳統史學，最直接最顯著者是改變了傳統的獲取資料方式，打破了歷史學家對歷史資料的壟斷，歷史學從業者無論是年長還是年少，無論是名家還是初學，無論是飽讀詩書還是空腹皮囊，在史料面前人人平等。過去那種靠拼命讀書、佔有資料而取勝成為學術名家的路子走不通了，靠臚列材料吃飯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如前所論，事實性史學將轉變成思想性史學，知識性史學將轉變成問題性史學，這兩大轉變趨勢，都突出了理論思辨的價值，把學習、掌握理論的重要性空前地突出出來。

以往，也有不少人強調理論的重要性，但強調歸強調，總有一些人不去理會，人們僅僅靠著爬梳材料就可以弄文成篇，因為蒐集資料本身就是功夫。而現在，再不去理會理論真的不行了，因為檢索材料太簡單，單是把那些瞬間即可獲得的材料排列出來，實在說不上是什麼本事，不能再視為一種研究的成果了。不去思考點什麼，不去下功夫從材料中發現點什麼，就不會被承認。而要思考點什麼，要從材料中發現點什麼，就必須有理論思辨的能力。

史學研究的第一個環節是提出問題，你提出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你的學識和眼光、你的思想洞察力的反映，沒有理論深度是不可能提出有啟發性的問題的。互聯網、大數據提供給人們的材料是極其龐雜的，對雜亂的資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爬梳整理，從最有價值的材料中提取歷史信息，也考驗著歷史學家的思想力。判斷材料價值的能力，鑑別材料真偽的能力，選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的能力，都是依賴理論思維去實現的。大量複雜堆砌、雜亂無章的材料，對史學研究者處理材料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這些都指向了研究者的理論水平問題。

最近幾年，在史學研究中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就是表達數量關係的函數曲線和統計表格多起來了，很多碩士、博士論文中，都有大量的統計表格，或是附錄大量表格。這就是互聯網時代史學研究出現的一個文風上的變化，即用極容易彙集的大量資料製作表格，通過複雜的數量關係來反映歷史，以證明某種歷史聯繫的精確性。但是，真實的歷史，富有主觀能動性的人類的歷史創造，卻不是簡單的數量關係所可以表達清楚的，任何歷史的結論，都需要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斷，有透過簡單數量關係的辯證理性分析，用簡單數量關係代替深入的理性考察，是輕率的和膚淺的。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提出要“慎用數理統計”：“數理統計方法在史學中的應用受到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既有基礎史料數據量的侷限，又受到數據庫設計理念的影響。否則，根據錯誤理念所建立的數據庫系統，雖看似科學謹嚴，實則南轅北轍。”(29)作者還引用了韓昇先生的相關評論：

數理統計有其優點，但是，要很好地運用於人文學科，並不容易，絕非加減乘除或者更加複雜的數理運算就能夠進行。人的社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且，表面看起來確定的東西，卻必須進行定性的分類，才能夠成為統計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織在一起的，不可能簡單地通過定量進行定性。這個過程，存在著許多歧義，需要歷史的判斷，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人文科學一旦運用數理方法，就不是簡單容易的事(30)。

韓昇和陳爽強調的，都是不能用數理統計來代替歷史判斷，他們已經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了。可以說，用大量表格堆砌起來的論文，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數量關係，無論它多麼確切或真實，都只是事物呈現的表面現象，而它為什麼會呈現這樣的數量關係？支撐這種關係及其發展趨勢的是什麼動力因素？數量關係背後更深層的原因的考察，是不能離開理性的分析判斷的，而在這時，就用到了理論思維。突破簡單數量關係而洞察歷史的底蘊，是高質量史學研究的要求。

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嶽先生曾經說過：

歷史學家的任務不限於記錄歷史，更重要的還在於說明歷史。而要有所說明，就不能不依據那些理論範疇(諸如社會形態、生產方式、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等等)，不能不把握歷史認識中主觀和客觀、一般和特殊的相互關係，不能沒有研究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的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翱翔於歷史的長空，既要憑藉史料的空氣，還得依靠理論的筋力，否則就只能像一隻肥胖的母雞，無可奈何地拍打著自己的翅膀(31)。現在互聯網、大數據和數據庫的發展，把史料的問題解決了，歷史研究的憑藉就只剩下“理論的筋力”了。研究者水平的高下，研究成果的成色區分，大概也就只能靠所掌握和所蘊含的理論來支撐了。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理論創新與理論的掌握問題，被突出到了極端重要的位置。

。

複次，關鍵詞設置對研究的成敗具有基礎性意義。

在新的學術時代，獲取資料的方式只是靠文獻檢索，而檢索的前提是設置關鍵詞，於是，關鍵詞設置是否合理關係重大。設置不當或不夠周全，就可能遺漏重要的歷史材料，從而影響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歷史學家的問題意識來源於現代社會，思維邏輯和語言概念都源自於現實語境，於是，當一個問題意識形成的時候，腦海裡首先浮現的關鍵詞是現代漢語的規範詞語，而它則與古代漢語語彙有很大差異。這個最初浮現的關鍵詞，即使能用，也是最簡單最直接的關鍵詞，用它來做檢索，肯定會遺漏大量的文獻信息。關鍵詞的設定，必須從歷史背景語彙中去選擇，特別是古代史研究，這個問題十分突出。

前文談到筆者作中國古代平均賦役研究的問題，當初的關鍵詞設計就很費思索。古代的賦稅徭役問題，有很多種相關詞語，如賦役、徭役、賦稅、差役、役法、徭賦、調役、力役、賦斂、口算、稅役、貢賦等等。但採用這些語彙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在表達平均賦役的思想，如果用這十多個關鍵詞去檢索相關文獻，獲得的材料就會過於雜亂，於是，在設計關鍵詞的時候，還要將這些表達“賦役”的詞語與表達“平均”的詞語相組合，才可能檢索到比較準確的材料。表達均平思想的詞語一般的用“平均”“均平”“平”“均”等，而且在語彙組合時，人們有時會顛倒組合的前後次序，譬如“均賦役”或者“賦役均”，“平賦役”或者“賦役平”，都符合人們的語言習慣。只有將表達“賦役”的詞語與表達“平均”的詞語排列組合，形成關鍵詞群，進行多樣性的檢索，才可能既保證不會過多遺漏有效信息，又檢索得比較精準，不致於浪費過多精力。

選擇關鍵詞需要對歷史背景有充分的理解，熟讀過相關時期的歷史文獻，熟悉該時代人們的語言習慣，否則，無論如何是難以做到關鍵詞設置的周全和精準的。這實際上又是回到了前邊的話題，必須要有較深厚的專業基礎。如果專業基礎不好，最好在熟悉相關文獻方面下些功夫，在關鍵詞設置階段多做些功課，為獲取相對完整的材料打好基礎。

最後，筆者想強調，由知識性史學向問題性史學轉化所提出的問題，即在互聯網時代，史學研究的最終價值，是要以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來標誌的，所以要在選題上多下功夫。以選題取勝，應該成為一個明確的治史理念。

選題問題也是傳統史學所重視的，同前邊兩個問題一樣，它也是在新的史學時代顯得更加重要或迫切。其實，就史學的歷史說，古往今來的歷史學家，也從來都是以提出問題而著名的。他們在史學史上的價值，大多不是以解決了什麼問題，而是以提出了什麼問題而影響於後世的。司馬遷史學最重大的貢獻，就是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個影響後世兩千年史學的重大命題；而至於說他是否從天人之際中究出了什麼，找到了古今什麼樣的變化規律，倒並不重要。劉知幾是以他提出“史家三長”而著名的，至於他自己是否具有三長之才，他是否告訴了人們達到史家三長的秘訣，那則是無所謂的事情。章學誠是以提出“六經皆史”而著名的，至於他是否拿著“六經”還原了什麼樣的歷史，則沒有人去過多地考究。顧頡剛是以提出“層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而著名於世的，至於他是否因此而還原了多少古史的面貌，則不必去做計較。這些彪炳予史冊的中國歷史學家，無不是以他們提出的問題而著稱於世。

但是，在傳統時代，即使提不出驚世駭俗的重大問題，也還是有碗飯吃，扒扒材料，梳理一個問題，說清楚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還是有他的價值。而在今天，當互聯網、大數據、數據庫粉碎了壟斷資料的夢想，在材料面前人人平等，佔有材料易如反掌的時候，影響於社會或歷史的，就只有靠你所提出的問題所帶給人們的啟發了。任何一個史家，都必須以你提出了什麼問題，來標示自身的價值。至於你解決了什麼問題，則並不重要，解決得好與不好也不重要，因為只要提出了問題，你解決不好還有別人、後人會在你的啟發下繼續推進。但是，如果沒有問題，提不出給人以啟迪的問題，你的價值何在呢？

所以可以斷言，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家，是以他所提出的問題而著稱的。一切以民族的未來為念，心存現實關懷的歷史學家，都會在歷史與現實的交會處，找到他獨到的關切點，從而提出啟迪人們心靈的歷史命題！

綜上所述，我們談的四個方面，除了關鍵詞問題有它的特殊性之外，其他三個問題都是傳統史學中也有所強調的問題，只是新的時代特性，又加重或強化了治史的這些要求。由此也可以說明，

註釋：

①《計算機技術與史學研究形態筆談》“編者按”，《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本期筆談共發表論文五篇，分別是：喬治忠：《歷史研究電子資源運用的興利除弊》，王子今：《“史識”與計算機“利器”》，王文濤：《信息時代的文獻閱讀和史料檢索》，陳爽：《迴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周祥森：《空間轉向：電子傳媒技術與當代史學形態》。

②事實上，關於史學研究形態的變革及其應對，史學界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關注了。除了所談《史學月刊》組織的筆談之外，《史學月刊》2001年就開始增設“電腦與史學應用”欄目，積極組織編髮這方面的論文；2011年第4期《史學理論研究》雜誌，編髮了一組六篇《互聯網與史學觀念變革》的筆談文章；2015年12月，上海大學舉辦了以“大數據時代下的歷史研究”為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最近《史學月刊》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聯合舉辦的“新史學青年論壇：大數據時代的史料與史學學術研討會”，於今年11月在南開大學舉行；最近幾年來，基於互聯網的“e-考據”的爭論也方興未艾。凡此種種，都說明由互聯網、大數據、傳統文獻數字化所帶來的史學形態變化問題，已經越來越緊迫地擺在我們面前。

③陳爽：《迴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第14頁。

④陳春聲：《新一代史學家應更關注“出思想”》，《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第16～17頁。

⑤姜義華：《大數據催生史學大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⑥⑦熊彥清：《要為e-考據時代做範例》，《中華讀書報》，2006年11月1日，第005版。

⑧姜義華：《大數據催生史學大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⑨李劍鳴：《“網絡史學”神話與實際》，《史學理論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頁。

⑩馬建強：《計算歷史學：大數據時代的歷史研究》，《學術論壇》2015年第12期，第103～104頁。

(11)王晴佳：《互聯網的普及與歷史觀唸的變化》，《史學理論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7頁。

(12)陳春聲：《新一代史學家應更關注“出思想”》，《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第17頁。

(13)陳爽：《迴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第15頁。

(14)王子今：《“史識”與計算機“利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第10頁。

(15)李劍鳴：《“網絡史學”神話與實際》，《史學理論研究》20n年第4期，第4～5頁。

(16)傅斯年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頁。

(17)參見蔣大椿：《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析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46頁。

(18)陳春聲：《新一代史學家應更關注“出思想”》，《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第16～17頁。

(19)詹姆斯·哈威·魯濱孫著，齊思和等譯：《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48頁。

(20)E.H.卡爾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95、186、189頁。

(21)《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5頁。

(22)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頁。

(23)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頁。

(24)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25)李振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說》，《二十一世紀》2015年第6期；《中國古代“平均賦役”的文化考察》，《學術界》2015年第2期。

(26)清焦袁喜：《此木軒四書說》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李振宏：《漢代社會觀念研究》，《史學月刊》2014年第1期，第4～28頁。

(28)詹姆斯·哈威·魯濱孫著，齊思和等譯：《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7頁。

(29)陳爽：《迴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第16頁。

(30)韓昇：《中古社會史研究的數理統計與士族問題》，《復旦大學學報》2003年5期，第94頁。

(31)李時嶽：《馬克思主義的再學習和歷史的再認識》，《史學集刊》1982年第2期，第1頁。

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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