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納粹主義來說，民族血緣可以分三六九等，而“金髮碧眼”的日耳曼人則是納粹中最純種，最完美的種族，因為日耳曼人的血統中最接近雅利安人，必須保持雅利安人純潔的血統，世界才有希望。而相對應的最低劣的，最應該清除的就是猶太人。
最標準的雅利安人面貌
猶太人為什麼如此遭德國仇恨，甚至不惜以屠殺來清理猶太人種族？
首先是思想上的互相矛盾衝突，猶太人信仰耶和華，而歐洲更流行基督教，耶穌就是被猶太人釘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猶太人一直是歐洲人靈魂深處的敵人。而且基督教反對高利貸，而猶太人在從事金融上較為拿手，部分猶太人一直在放高利貸，所以猶太人一直不受歐洲人喜歡。
油畫：被釘死的耶穌
一直到20世紀，簽署了《凡爾賽和約》的德國自身難保，還湧進了大量的猶太難民，德國人肯定是不待見猶太人的。在1928年在柏林還出了一部猶太富商如何如何強姦了高貴純潔的雅利安人姑娘的小說，這小說一售即空。猶太人的生活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後來從美國開始爆發經濟危機（大蕭條），影響遍佈全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為了擺脫大蕭條開始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與法西斯主義道路。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崛起，成為德國獨裁者，納粹主義隨之誕生，血統歧視誕生，反猶主義從此散開在德國各個角落。對猶太人的壓迫、消滅計劃也逐步推出。
猶太人接受檢查
為了推動戰爭和種族清洗，希特勒下達了清除猶太人的屠殺計劃。阿道夫·艾希曼是納粹德國高官，其本人雖然並不完全是納粹主義者，卻是個十分合格的軍官，忠實而堅定的執行著上級傳下來的命令，所以阿道夫·艾希曼成為了“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最高負責人，為了高效清除猶太人，集中營的建立也是由他提出來的，在他手上進入集中營被殺害的猶太人就有三百多萬人。
後來二戰結束，艾希曼逃亡到了阿根廷過了十多年躲躲藏藏的隱蔽生活，直到著名的以色列情報組織莫薩德開始派出納粹獵人，成功抓獲艾希曼，艾希曼要面對的就是法庭、猶太人的審判。
集中營倖存者
1961年4月11日開始，接受審訊的艾希曼面對社會的譴責以及法官的罪問時，艾希曼說的最多一句話就是：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艾希曼認為自己應該無罪，他是一名軍人，是履行上層領導的命令，其本身應當無罪，該為此事負責的應該是更高一層的領導人。無論外界和法官如何講其做過的種種事蹟，艾希曼堅持自己無罪。
在這時漢娜·阿倫特，提出了一個“平庸的惡”的概念，她稱艾希曼是平庸的惡魔，同時也說眾多猶太人的領導人也需要為大屠殺負有責任，出身於猶太家庭的阿倫特說出這種話，無疑會讓猶太人心寒和憤怒。但其實阿倫特並不是為艾希曼推脫責任，只是揭露了一個讓眾多人都忽視了的社會現象問題。
漢娜·阿倫特
那就是思考能力的喪失。
舉個典型的法律案例：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裡奇在柏林牆倒塌前，射殺了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而被審判。亨力奇也是同樣的說自己只是遵從領導命令。
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尖銳的指出了問題所在：“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倒塌的柏林牆
多麼相似的一個案例，當普通人身處在體制中，時間越久，越容易與體制融合為一體並喪失掉思考能力。體制本身如果錯誤，那麼只是普通人的亨力奇、艾希曼甚至是任何一個人，都會成為惡人，去做那些不是正常人該做的惡事。
劇照：接受審判的艾希曼
阿倫特的本意也許是警示身處體制中的人們，不要成為不知不覺中施惡的人。艾希曼雖只是這場大屠殺中的一個較為關鍵的齒輪，也不能將這場災難的責任只歸於艾希曼一人身上，真正施惡的是以艾希曼為中心的整個體制，有關的人、機構，都應該受到懲罰。而猶太人領導人的不反抗，猶太人委員會提供了“遣送名單”，在多個方面因某種方法、某個理由和納粹合作，所以導致猶太人們一直在配合納粹的“遣送”，以至於後期屠殺規模達到了巔峰百萬人數。他們也是有責任的。
劇照：辛德勒名單
最後法庭判了亨裡奇3年徒刑，以反人道判了艾希曼絞刑，審判過程中艾希曼從沒有生出一絲的懺悔之意，到臨刑前他都只是都念道：只是奉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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