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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图/网络）
原文首发于440期《法治周末》15版
原题：制度能力：经济发展荣衰的秘密
当审视当今各国经济数据时，最为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的人类文明“大分流”：世界各国在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在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下，西欧诸国及其衍生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条件也不断提高和改善。而自19世纪以来，在亚洲、非洲、拉美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则在传统社会的“制度内卷”中，经济增长缓慢乃至停滞。
与第一次“大分流”相映成趣的是，东亚“四小龙”自20世纪60年代后的快速经济成长，1978年中国市场化改革后经济的迅速起飞。相对而言，独联体国家转制后经济相对衰退和停滞，而西方国家则保持了“大缓和”之后的相对平稳增长，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经济增长仍然相对缓慢。基于此，有的学者甚至将此总结为继中西经济“大分流”后的又一个“小分流”。
为什么西方国家先富起来了？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赶超的机会，而有些却没有？为什么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后走向了崩溃和衰落，但中国却一路高歌，不仅顺利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还创造出了“中国奇迹”？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顾问、莫斯科新经济学学校荣誉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在综合分析和比较了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之后，他的《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一书从制度层面解密“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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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两条不同路线
按照马尔萨斯增长体制的内在要求，“亚洲价值观”(即以“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根基)制度之所以被农业社会或国家广泛采用，是因为该制度既确保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平等，同时又是能确保穷人生存、保持并增加人口的先决条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曾言：“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的瓦解。”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论断仅可以解释很多野心文明的衰亡。以集体利益和高度平等为代价，确认个人权利高于群体权利的早期尝试(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导致了大众的贫苦、较高的道德水准以及外国的征战。另外，公社的破坏和不平等的不断加剧导致了大规模贫困、社会冲突、国家机构遭到削弱、死亡率增加和人口减少。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话来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借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恩·芬德利的解释，虽用处不同，但某种程度上却有相似的语境：以牺牲集体利益得来的个人权利就如同浮士德与魔鬼进行的交易。许多国家和文明都试图完成这种浮土德式的交易，但只有15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西北部，这一政策在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得以相对成功地实施。
基于此，波波夫教授认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导致生产力的增长或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因为缺乏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或是技术创新思想。首当其冲的原因应该是，由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资本/劳动比的增长以及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强烈追求而带来的丰裕储蓄和投资。换个角度而言，西方变得富裕并不是源于其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而是源于对率先为穷苦阶层提供了社会保障的群体粗暴而残忍的解散。
英国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避免和向现代经济增长体制的过渡，以及随后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过渡，并不全是因为发明创造加速了科技进步。过渡期必要的条件是集体主义制度的根除和由不平等造成的增长，这种增长导致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增长到有形资本的积累超过人口的增长，因此资本/劳动力比率开始上升。诚如波波夫教授所言：“传统制度的消亡增加了收入不平等，导致了高储蓄和高投资率，反过来导致了资本/劳动之比和技术进步两方面的增长。”
当相同的路径被应用在发展中国家，则依照这样的两条不同发展路线：其一，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俄罗斯通过废除集体主义制度，允许不平等蔓延，提高储蓄与投资的方法，这些国家复制了西方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过程，即都经历了迅速的贫富差距分化、储蓄和投资的高增长以及生产力的迅速提升，但代价却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制度能力的恶化。
其二，东亚、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保持“亚洲价值观”制度或集体主义制度，不仅抑制不平等、储蓄与投资，此外还保留了“制度能力”与社会秩序。这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推迟至20世纪中叶，但也使其拥有了经济增长的良好开端，即较少的不平等和稳固的制度。最终，缓慢的技术进步使这些国家找到了另一个且代价较小的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出口——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允许国内生产总值中储蓄和投资份额的增加，同时却没有带来收入非均等化的加剧、“制度能力”的恶化以及生活期望的降低。
2
要追上发达国家，
储蓄/投资率需高于20%
波波夫教授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多数基础科学的发现都不是为了追求利润。人类的好奇心相比于需求更是发现和发明之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基础研究起到很大影响的不是利益的驱使或当下经济的刺激，而是研发的融资数额。如今，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国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2%至3%的资金用在研发上(和苏联解体前一样多)，但即使一个国家只用不到国内生产总值1%的资金在研发上，基础研究的进步也会非常大。
通过对比，波波夫教授发现，在很多古代社会，知识水平和基础研究水平都比支配生产的科技水平要高得多。在中世纪或者更早一些，丝绸、指南针、火药、纸、瓷器和印刷术，所有这些都由中国发明，但却没有被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发明的增值主要取决于储蓄(投资)率，储蓄(投资)率决定了想法和工程设计能以多快的速度转化为固定资本存量。人类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没有被转化成创新或仅仅很有限地应用了几十年或几百年。从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到18世纪末，近100年的时间里，蒸汽机除了把水从矿下打出来之外，别无他用。
如果发明和发现能够决定技术进程的速度，那么，发展中国家本可以在很久之前就追上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已基本追上。大体上说，25年前的发明都没有专利保护。在非洲的农村，用锄头耕作土地，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农用拖拉机，而是因为没钱买。
据波波夫教授预估，为了新科技的快速增值，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投资率不仅要高于5%(这个水平能够替代报废的固定资本存量和为新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机会)，更应该高于20%。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数字，发展中国家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更新率就不能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事物的发明比率，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将会落后于或至少追不上发达国家。
客观事实是，直至500年前，储蓄和投资率都非常低，仅占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至于投资不足以替代固定资本存量的报废和为进入劳动大军的新人创造工作机会。并没有太多余下的投资用于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所以实际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增长。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几个靠后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与投资率非常低。通常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会负增长——储蓄率、投资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用于实证研究的最稳健的数据之一。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储蓄变动及来自传统或创新的资源，显然是成功发展和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前提条件。
3
加速性增长和转型性衰退“小分流”
如何产生
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两条实现赶超式发展的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波波夫教授从“制度能力”、政府合宜产业政策等角度检视了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制度和经济发展差异，考察了社会主义时期和在这之前的长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短期经济表现，进而从更宽广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加速性增长”和“俄罗斯的转型性衰退”的内在“小分流”。
波波夫教授认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第一，中国改革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并不仅仅依赖于经济的自由化，而在于强大的国家的“制度能力”(即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逐渐而非立刻放宽价格，没有大剥夺，强大的产业政策以及通过积累储备来低估汇率。第二，近期中国的成功(1979年之后)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强大的国家制度和有效的政府，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的增加。第三，由于采取循序渐进而不是“休克治疗”式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些成就才没有在中国被挥霍一空。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直到今天，中国从未真正与保持较低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亚洲价值观”制度或集体主义制度分离。一方面，短暂的西化尝试(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被中止；另一方面，自愿和不情愿(殖民主义)被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拉美、苏联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复制了西方逃出“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以高收入不平等和明显缺乏制度能力结束。
与“中国的加速性增长”相比，俄罗斯之所以在其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了“转型性衰退”，波波夫教授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制度能力”的下降。产量的暴跌就是与“制度能力”相关的一个显例。内在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由过渡前夕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模式歪曲造成的：在渐进过渡策略下，歪曲本可以克服，但在“休克疗法”下，进一步的衰落不可避免。第二，由政府及非政府制度的崩溃造成的。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并且通过危机管理而非有组织的或可管理的过渡导致了混乱的转变。第三，由糟糕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以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造成的。
强大的“制度能力”是实施妥善的经济政策的一项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度弱的国家(加上一些制度强的国家)都执行过糟糕的政策，但是并非所有制度强的国家都成功地采取了妥善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
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从1949年到1979年恰好是30年。在计划经济“荣衰”的分水岭之上，中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扩大了研发费用，引进外资并用更先进的资本存量来取代行将报废的最初投资。
中国与俄罗斯，“一荣一衰”，人们可以从中互相镜鉴些什么？波波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俄罗斯则始于1989年，两国不同的制度发展轨迹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轨迹完全预先决定了全部的经济产出，如或好或坏的政策等其他因素也同样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难得的是，没有什么比政府政策更具内生性——在坏的制度框架下很难有好的政策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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