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到底哪裡值得我們學習？
2018年10月23日
張傳倫
答案是肯定的，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依蔣中正看來，曾國藩幾為完人。
青年毛潤之曾發感慨：“近人吾獨服曾文正公。”
曾國藩朝服像
潤之先生領導革命，號召人民學習太平天國革命精神的同時，絲毫不耽誤他從國藩事功中汲取有用的東西，湖南人的韌勁、狠勁是出了名的，於此處，他省之人是要遜三分的。
蔣中正則更為徹底地學習曾國藩，治國、治黨、治軍，迨至治家，無不尊奉其旨要。中正書法也要臨習“曾體”，端肅爽利，可謂樣樣以國藩老師為榜樣，“寓裡帥氣”，群雄亦曾仰其氣而尊之。
曾國藩楷書七言聯
蔣中正與毛潤之同生在一個年代，是中正的悲哀，簡直可以說是現代版的“既生瑜，何生亮？”
可以說是蔣中正先替毛潤之收拾了各路軍閥，楊虎成曾在西安事變前，十分折服地言於張學良：“我們都不是老蔣的對手，只有毛潤之先生才有辦法對付蔣介石。”
籍貫江浙的蔣介石終歸是敗給了湘人毛澤東。
那麼，作為我們普通人來說，應向曾國藩學習什麼呢？
微吾書生若我，只學曾國藩治學的勤勉克敬，學他的那股子“打掉牙齒和血吞”的咬勁，“咬定青山不放鬆”。國藩是將這股子勁崩緊了一生，先是用在讀書上，少即五更起，挺經至老。
曾國藩治家格言，指導晚輩讀書之語，誠金玉良言，當傳之久遠。誰都知有諺曰：“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最是曾國藩將早起的好處說得明白又宜人怡然接受：“早起撿個金元寶。”
曾國藩課子讀書，最注重“讀書要出聲”，此舉與古賢治學一脈相承。
朱熹《訓學齋規》，“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眼到只是看書，加上口到才是讀書，心眼口三到，體察涵泳，始入讀書之化境。
朱熹《訓學齋規》讀書名言
曾國藩書讀得好，妙處體味也深。故乃最講究聲調，讀書出聲的好處、讀書的秘訣，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家書中，最得緊要：“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功夫。”
吾獨喜曾為儒生學子的曾國藩力學上進，砥礪品節之高行。
君不見，前幾年忽閃至全國範圍內的“曾國藩熱”，兼及“左、胡、李”。好在漸漸冷落下來了。
那一陣子，我委實不願意掃一些人的興，尤其是這其中有我的朋友，現在，興許是他們的興趣轉移了，我方始有意說道幾句。
大家都知道“曾左胡李”以“中興名臣”名垂青史。蓋因平定了縱橫天下十四省的“洪楊”之亂。十年過後，四人中的李鴻章訪問德國，與有“鐵血宰相”之稱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有過一番今日憶及不是閒話的閒談，發人深醒，大意是：李鴻章為平定“洪楊”及“捻匪”事，意頗得意。俾斯麥聞之不以為然，說那是對內的戰爭，我們西人在對異族人的入侵才會痛下狠手云云……
“曾左胡李”在清廷看來，充其量家奴而已，並無遠見卓識，掌握國家權柄的慈禧視國家如玩物，早定妖旨“寧與外夷，不予家奴”。
“曾左胡李”不亦悲乎！
清朝傾覆，民國初年的有識之士之睿見，竟亦遠在今日盲目追曾的一干粉絲之上，不惜譏諷“曾、胡固亦阮籍登廣武原所謂‘豎子成名’耳！”其非故意貶損，且對太平天國尤為不屑：
“若太平天國****，本不足一擊，曾、胡遭際時會，遂享盛名。觀國藩暮年在直隸總督任內，束手於天津教案，以憂鬱死。林翼（胡）見英公司小火輪駛入長江，乘風破浪，瞬息即逝，輒駭然瞠目搖手曰‘此非吾輩所知也’，言已竟昏厥。則知博古而未通今，曾、胡固後阮籍登廣武原所謂‘豎子成名’耳！”
1902年，梁啟超所辦《新民叢報》，如日中天，成為與論界的權威。梁啟超開筆寫《曾國藩傳》之前，寫信徵求黃公度的意見，黃反對的意見切中情理，梁便放棄此念頭，由此可知淵博敏學如梁任公亦有一時之迷惘，尚須友人提醒，今人不得盡識國藩，又何足怪之。
梁啟超像
黃公度是晚近以來，睜眼看世界的少數幾人中的姣姣者，其于思想認識上或許做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倘問他本人，公度末必服膺南皮之論。
黃公度像
公度回覆啟超的信，雖系文言，語頗通俗，允我抄錄一二重要章節，若使讀者認真細閱，俾有良益者甚眾，特於曾國藩略有正視，可不負吾捉管之勞：
“僕以為其（曾國藩）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哲學，未夢見也。其功業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弼為尤甚。然彼視洪楊之徒，張（總愚）陳（玉成）之輩，猶僭竊盜賊，而忘其為赤子為吾民也。此其所盡忠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所學皆儒術，而善處功名之際，乃專用黃老。其外交政略，務以保守為義，爾時內戰絲棼，無暇御外，無足怪也。然歐美之政體，英法之學術，其所以富強之由，未曾考求，毋乃華夷中外之界，未盡涽乎！凡吾所云云，原不可以責備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竊以史家之傳其人，願後來者之師其人耳，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
黃公度此一大段回信，甚為民國達人所激賞，不禁拍案叫絕：
“這不僅是快人快語，搔著癢處，黃公度畢竟是現代頭腦，吃著牛奶麵包，懂得西方文化政教的短長的！有人談政，愛推崇曾國藩，引為法師，連天天寫日記，也算是效法曾氏。其實，曾氏只是口頭上的孔孟之道，自許儒家，骨子裡乃是名法家（中國古代政治家，不僅商鞅、李斯、趙高是名法家，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張居正都是名法家）。曾氏處功名之際，專用黃老，這是他的成功之道，他閒居對門徒幕客，就談到這一種訣門。這些方面，曾氏乃是師法張良、李泌，和孔孟之道完全不相干的。曾氏沒有民族觀念，沒有世界眼光，他的成功就那麼一點點。所以，他們所提倡的‘洋務’，曇花一現，經過甲午一戰，便付之汪洋大海了。黃公度說曾文正公事事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具不得成名……”。
人生一世，苟利國家而覆成名成家，固是大幸，未得成名也不要緊，要在讀書方能明理。百來年前，先輩大家之於曾氏之認識，不獨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且具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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