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擔任香港舞蹈團第一任藝術總監，江青舞蹈團在紐約，我家在瑞典，整天當空中飛人。比雷爾生怕我旅途勞頓，1983年就接受了日本著名科學家巖永真昭（Sadaaki Iwanaga）教授的邀請，在日本九州大學生化研究所做了三個月的訪問教授，滿以為離香港近，至少週末我們可以團聚。結果事與願違，九州地區沒有直接到香港的班機，單程要花大半天時間，香港舞團演出時間往往也安排在週末。有時他人來了，我也因為團務繁忙，沒有時間陪伴他，結果反而是我的朋友們輪流照護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學會到附近三陽食品店買酒釀、鴨舌、素雞等零食吃，記得鄭佩佩還請過他去澳門參觀寺廟。
1984年春天我懷孕了，比雷爾得悉喜訊時，眼中泛起了淚花。在紐約時比雷爾要我去做超音波孕婦檢驗，結果要六週以後才能揭曉，記得那是我們一起最受煎熬的時段，每天提心吊膽，生怕有不好的結果。檢驗結果出來，胎兒一切正常，也知道了性別：男。正感欣慰時，我們突然收到一張醫院寄來的一萬多美金帳單，是做超音波孕婦檢驗的費用。跟比雷爾結婚後我就沒有再買美國醫保，瑞典醫療免費，比雷爾有紐約血液中心給他的醫保，滿以為我隨他就有了醫保，最後和行政部門核對，才知道比雷爾粗心大意，根本沒有跟血液中心人事部申報過他結婚並辦理家屬醫保手續。我好心疼付出的冤枉錢，比雷爾安慰我：“破財買平安嘛！”很快事過境遷，我們想：期盼一個健康生命的誕生，讓喜悅排山倒海地來到，比什麼都重要。
夏末比雷爾去土耳其伊斯坦堡開會，一百個不放心，說什麼也要我同往。會後我們去了土耳其西北面，在愛琴海畔的古城特洛伊看木馬屠城記遺蹟。為的是懷孕前我正在學一支獨舞Cassandra（卡桑德拉），編舞者是赫赫有名的前輩Pauline Koner，這支舞就是以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戰爭故事為基礎，卡桑德拉成為史詩傳統和悲劇的象徵，在現代用法中，她的名字被用作修辭手段，表示某人的準確預言不被周圍的人相信。我對專業認真，想趁此次機會多瞭解些。比雷爾對古希臘歷史一直興趣很濃，也興致勃勃。一路上我們都在為給兒子起名字絞盡腦汁，比雷爾帶了本瑞典日曆，因為瑞典有傳統，每日都用不同的人名命名，我們想找個瑞典文、中文發音相同，字面也行得通的好名字。我一直不喜歡或者說不習慣中國人用洋名字，初到美國時也曾經用過Patricia，結果感到不是“滋味”，很快就放棄了。我們開始翻日曆，從元旦翻到除夕又從除夕翻到元旦，好不容易找到兩全其美的名字——中文名：漢寧；瑞典名：Henning。按照瑞典傳統，5月22日那天是Henning名字的命名日。
我跟英國北方芭蕾舞團（Northern Ballet Theater）早就簽好合約排舞劇《負、復、縛》，舞團在曼徹斯特，首演是1984年10月初在倫敦塞特拉斯·威爾斯劇場（Sadler’s Wells），正好也是生漢寧的預產期，排舞劇前後要五至六週的時間，比雷爾知道我不會放棄工作機會，根本沒有阻攔，9月中旬就靜悄悄地到曼徹斯特來陪伴我，看我頂著個大球在排練廳跳上跳下，跳得他心驚肉跳。在倫敦首演前一天，彩排圓滿結束後，我就被他押上飛機打道回府！
我母親提前來瑞典幫我坐月子，看到外孫漢寧，寶貝、寶貝叫個不停；比雷爾學了這個中文暱稱，就也叫兒子寶貝，一直叫到漢寧不好意思，他也不改口。
母親最不能忘的經驗，是出席1984年諾貝爾頒獎典禮，漢寧10月4日出世，12月13日是典禮，我們沒有打算參加，以前參加過多次典禮和晚宴，繁文縟節挺折騰的，我還在餵奶期，出門太久也不方便。心細的比雷爾問丈母孃可有興趣？母親表示有機會見識一下諾貝爾頒獎禮也不錯。當天上午比雷爾取來在皇家音樂廳舉行的頒獎典禮觀禮票，座位在第一排，下午他就開車送丈母孃前往，免得走失。晚上母親回來後告訴我們，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周圍毫無動靜，心裡直打鼓，等到樂隊奏樂、皇家人員魚貫入場在第一排坐下，她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是“貴賓”。國王妹妹、公主Christina Magnuson一直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一位中國老太太跟她相鄰而坐，那個位置本來是她臨時因病缺席的丈夫的。其實我們在家看電視轉播時早就看到了，只要鏡頭帶到公主，就可以看到我母親和亮晶晶響噹噹的人物坐在一起，那天她穿了一套泰絲象牙色的長裙和同色外套，素雅得很，凸顯與眾不同。後來比雷爾同事Birgit Hassle 給我們看一本諾貝爾頒獎典禮畫冊，母親赫然在上，與公主比鄰而坐。
過了些時日，我參加瑞典皇家舞蹈博物館舉辦的一次酒會，公主Christina酷愛舞蹈，在與舞蹈相關的機構中擔任名譽主席。大家在那裡寒暄時，大概她看我是個東方人，忽然說：“去年諾貝爾頒獎典禮上，我旁邊坐了位東方老太太，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那明明是我丈夫的座位。”我笑著告訴她：“那位老太太是我母親。”然後將來龍去脈跟她詳述。
我們認真地考慮、反覆地討論，關於漢寧將要面對的語言和教育問題，首先確定在哪裡安“家”。漢寧是瑞華的組合，雖然我是美籍華人，比雷爾也在美國工作，擁有永久居留權，但文化、價值觀、生活本質上，似乎我們倆都離美國很遙遠，美國是“異鄉”。大環境上又不允許我們考慮在中國“居家過日子”，所以唯一可選擇的居住地便是瑞典。
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太重要了，我們確認母語第一，比雷爾第一時間就去登記了漢寧有母語教師的需要。瑞典政府有非常好的規定：義務母語教育，在正常的學校上學之外，另外安排課程，漢寧一週有一次四十五分鐘的課，第一位中文老師徐盈盈女士認真熱情，她得悉我的願望是教漢寧繁體字，就找來繁體字課本。至今，我們仍然像自家人一樣來往。另外，我們還送漢寧去中國華僑自己主辦的週六中文補習班，儘管比雷爾因此損失去島上的時間，也堅持週六漢寧上中文課後再出發。記得漢寧小時候嘟著嘴問：“為什麼別人不需要，而我要學中文？”沒有等我答話，比雷爾就說：“寶貝，誰要你是一半一半呢？！”簡單明確，實話實說。似乎此時我又聽到了比雷爾在“肉麻”地叫著“寶貝！” 也許他在叫孫女禮雅寶貝罷？
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選擇。我在漢寧出生之後，也意識到舞團存在不切實際，因為帶著漢寧旅行，不同地方不同保姆，我們三個人又用三種語言，漢寧跟爸爸講瑞典語，跟我講國語，我跟比雷爾講英語。所以到了會說話的年齡，漢寧結結巴巴。問小兒心理醫師，醫師判斷語言問題是因為小孩沒有安全感的關係，我們必須要安定下來，有了固定而穩定的環境，漢寧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此一來，我和比雷爾商定，一個人在瑞典守家，另外一個人出門在外，我們輪流轉。半年下來，漢寧說話結結巴巴的問題徹底解決了。我也決心放棄舞團當“單幹戶”——獨立編導、舞者，自由創作。
比雷爾很快就給我創造了單幹的條件，在瑞典擴充城中公寓時，他將一間帶壁爐的客廳改裝成我的練功房，磨平木地板外，一整面牆上安裝了大鏡。Birgit Akesson女士是瑞典現代舞先驅者，德高望重，因為她和Al年輕時曾經是情人，所以比雷爾和她早就相識。1981年我與舞伴董亞麟受瑞典皇家芭蕾舞團邀請在美心劇場（Maxin）演出時，比雷爾就邀請Birgit來看。
產後在家，因為要餵奶無法演出，平時就在家裡練功。Birgit來家看新生的孩子，我們就一起聊家常吃便飯。那時她剛剛出了本圖文並茂瑞典文的書《泉源面具——舞蹈是非洲文化的根源》（
Mask of the Spring Water——Dance As a Source of Culture in Africa)，是她六七十年代深入非洲做舞蹈田野調查的成果，由舞蹈涉及文化的深廣層面，而且用詩歌般的語言，比雷爾十分欣賞。Birgit年輕時看過梅蘭芳演出，對中國傳統戲曲和太極拳興趣很濃，因此我們也有很多共同話題。Birgit年輕時一直是位獨舞演員，她知道我雖然有舞團但也以跳獨舞為主，那時她剛剛動手術換了胯骨，行動不便，大概是一時技癢罷，她拉我到練功房對著大鏡，要我試著做這樣感覺或那樣感覺的動作，有了第一次實驗，接下去她在我家出入就愈發頻繁。她並無任何具體計劃，但我感到她有奇思妙想，想在我身上體現出來，然而身體是舞蹈語言，她自己無法實現，我等於是她的替身，結果在我完全沒有計劃要請她給我編舞的情況下，居然左試右試半年後有了些眉目。她請早些年給她做過自傳體電視紀錄片的製作人Birgita Ohman來練功房看我們排出的片段，得到了讚賞。瑞典國家電視臺決定拍攝Birgit給我新編的舞，她在瑞典舞蹈界是大師級人物，在業內是出了名的眼睛長在頭頂、性情孤僻到古怪的藝術家，已經許多年沒有創作舞蹈。跟Birgit學舞的機會極為難得，又是在一個完全沒有計劃可以說是即興情況下的產物，我有受寵若驚之感。她慢工出細活，先編了《秋葉》（Höstlöv），好像欲罷不能，後又編了《雛菊》（Dagrar），這兩支獨舞都沒用音樂，前後居然花了八個月時間才得以完成。電視臺於1986年攝製，後者純為電視鏡頭而編排，無法在臺上演出。1987年《秋葉》在紐約作舞臺首演得到好評。這兩支舞也成了Birgit舞蹈藝術創作生涯的絕響。
1987年在我牽線下，廣東現代舞實驗班秋季開學，然而美國舞蹈節應允要派去的教師要年底才能成行，實驗班向我求援時，我馬上想到了Birgit，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舞班，必須請一位資深舞蹈家任首位導師，對物質條件Birgit絕不在乎，她欣然接受她心目中的文化古國的邀請。秋天實驗班開辦時Birgit準時報到，我完全不知道她帶了《秋葉》和《雛菊》的舞蹈錄像當課堂教材，所以在那裡學習的第一期學生對這兩支舞都相當熟悉。Birgit回瑞典時還請了位會氣功的中醫來斯德哥爾摩。這位性情孤僻的藝術家於2001年在醫院裡寂寞地走了，走之前她要見比雷爾，卻拒絕見我，至今我都不知道原委。也許我心直口快，傷了人還不自知。在她眼中，比雷爾是絕無僅有的“完人”，跟他有說不完的話，每次見到Birgit講得特別興奮眼睛發光時，我就知道她在講“有情人未成眷屬”的老情人Al，而且完全用瑞典文，還好，我也常常跟中國朋友完全用中文交談，我和比雷爾早就習慣這點了，也可以算是一種默契罷。
1987年漢寧與爸爸、媽媽
外界有很長一段時間，視我們為“不健全”家庭。在瑞典時，漢寧常常在託兒所最後一個離開，平時因為家中語言複雜的關係，也沒有教他唱兒歌。結果他聽到最多的是比雷爾和朋友們在喝酒時愛唱的瑞典傳統喝酒歌，記得漢寧初上託兒所，老師要小朋友表演熟悉的兒歌，他表演的竟是喝酒歌，為此老師特上門來做家庭訪問，害得我和比雷爾尷尬不已啼笑皆非。紐約血液中心會一年一度組織“親和聚會”，找個風景優美的度假聖地犒賞研究所人員和家屬輕鬆幾天，我只參加過一次就從速消失了，主要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們口中的家庭主婦和稱職媽媽的標準，我統統“不及格”。因為我太多年不露面，大家揣測大概比雷爾和我已經“分道揚鑣”，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問，所以旁敲側擊地向比雷爾打聽我們的婚姻狀況。比雷爾不得不轉彎抹角地懇求我忍耐一下臨時性的不適應，希望我次年出席，免得他再次面對尷尬，但我對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感興趣的話題：房子、汽車、股票、孩子、食譜那一套全然外行，也沒有興趣，所以還是鼓不起勇氣去搞“親和”，感激的是比雷爾一向尊重我的獨立，沒有再“勸”我一定要出席。
1994年漢寧十歲時，我們想到了最佳生日禮物——第一次帶他去中國，而且主要是去敦煌旅遊，目的是讓漢寧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歷史燦爛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國，是由文化、歷史和土地，以及生長在上面的人構成的，從而激起他學習中文的興趣。他在瑞典用的中文課本就這樣寫：我是中國人，我是海外的中國人，我愛我的當地的國家……其實1980年我和比雷爾去過中國，緣起有二。其一，1979年由於我的“牽線搭橋”，實現了中國舞蹈教育考察團第一次訪問美國的計劃，八個人的代表團在美國訪問了將近一個月，在最關鍵的時刻，我跟比雷爾協商，取消我們一年一度的夏天度假計劃，好省下錢來贊助部分經費。其二，比雷爾1978年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講學以及後來做的大量工作，得到良好積極回應。因此文化部邀請我於1980年先回國講學、演出，然後招待我和比雷爾到各地旅遊。文化部安排得非常周到，演出結束後，我們在文化部外聯局俞惠鈞女士的陪同下，由北京出發，先去西安，再由重慶出發看三峽遊長江，在上海下船後又去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杭遊玩，最後還去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為了遊山玩水，比雷爾做足了“功課”，他對歷史、人文、文化有興趣，也認為光看風景就“虧”大了，拼命翻看有關的書籍，結果每到一地，他都玩得津津有味，講得頭頭是道，有些重要歷史遺蹟還了若指掌，給俞惠鈞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臨別依依時，俞惠鈞忍不住用上海話跟我說：“儂真好福氣！”
1980年江青、比雷爾在長城
1994年，我們是一組九人一起去的中國，我們家三口子之外，有比雷爾弟弟Lars、弟媳Iila，前妻哥哥Bertil、嫂子Barbara，我們的好朋友Patrizia和Stuart伉儷。這組人先到北京，入住和平飯店，Lars夫婦不會英文，要跟飯店前臺打交道兌換人民幣、借熨斗等等，都拉著漢寧去當小翻譯。一下子有兩個驚奇：飯店前臺看長得像外國人的小男孩彬彬有禮又說得一口好中文；漢寧一下子發現他說的中文服務員全都懂，自己能當幫手了，興奮得小臉通紅。
我們旅行三週，先去甘肅參觀敦煌石窟，因為事先託人安排妥當，我們參觀了一般不對外開放的窟，還有專人講解。敦煌石窟是中國也是世界上壁畫最多的石窟群，是古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相結合的藝術殿堂。美得讓人驚歎！ 比雷爾為了敦煌之旅，買了無數相關書籍和畫冊，對壁畫的源起、歷史和宗教背景都有基本瞭解，敦煌壁畫中佛像、飛天、伎樂、仙女等和舞蹈有密切關係，我很早就通過學中國古代舞蹈史有了基礎知識。我們在鳴沙山月牙泉中騎駱駝，還在旅途中發現了沙漠中的“綠洲”——一望無際的戈壁中突然出現一捧青翠，我們興奮地嚷起來，讓司機朝那團濃郁的翠綠奔去，原來沙漠中的一汪地下甜水，養活了幸運、幸福的一大家人，瓜果蔬菜油亮茂盛、五色繽紛，我們一哄而上，買了不少各色水果，我則鑽到地裡去採毛豆，採了一大籃後還要菜農給加工，鹽水毛豆可是最佳佐酒菜，我們每天都輪流做“莊”，歡度“快樂時光”——喝餐前酒。這一路上西安的兵馬俑、羊肉串、百餃宴，北京的故宮、長城、仿膳、天壇、琉璃廠、頤和園，讓漢寧目不暇接，尤其在大夥兒採購時，他更是忙壞了，我一個人顧不過來這麼多人，他就必須擔任討價還價的工作，跟瑞典購物“說一不二”的習慣背道而馳。這次旅行後，漢寧學會上中國餐館用中文點菜，再也不問為什麼要學中文。
2005年我們又組隊去中國旅遊，主要一站仍然是敦煌。我母親沒有去過敦煌，一直記掛著；她自覺年事已高，也希望回老家鎮江給父母和祖輩掃最後一次墓。三個弟弟和他們的家屬馬上雀躍不已，比雷爾的朋友們也紛紛央求我們帶上他們同去旅遊中國，比雷爾比我還要差，一輩子不會講“不”，“不好意思”和“心軟”的特質，他皆具備。傅聰就跟我說過：“你是好人，但比雷爾是‘濫’好人。”因為他弟弟傅敏在倫敦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練鋼琴永遠是傅聰的首要任務，所以倫敦的名勝古蹟弟弟一個都沒有去過，一直在哥哥家乾等。比雷爾一聽我埋怨傅聰對弟弟“不近人情”，馬上不假思索地對傅敏說：“我正好要給青在倫敦當嚮導，你就跟我們一起玩罷。” 就這樣，傅敏跟我們一起當了幾天“倫敦遊客”。
旅遊團隊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共達二十三人，我只好找上海錦江飯店旅行社幫忙安排全程。第一站先去新疆烏魯木齊、天山，然後，除了美不勝收、越看越愛的敦煌，樓蘭古城遺址、羅布泊雅丹魔鬼城、陽關、吐魯番盆地中的火焰山……都是圍繞著敦煌值得去觀賞的景點。我們還記得十一年前戈壁沙漠中那團濃郁的翠綠——沙漠中的“綠洲”，結果遍尋不見，很感失落。好比此刻的我，遍尋不見比雷爾，我多麼希望沙漠中一汪地下甜水永遠在那裡澆灌滋潤著我，生命中的綠洲或許是短暫的，但情感的鈕鏈地久天長。
我們這個團隊在中國幾個地方一路玩下來，三週後在上海結束行程。媽媽在上海出生、長大，雖然目前住在紐約超過三十年了，仍然想在隊伍解散前盡地主之誼，請大家試試上海地道“本幫菜”。另外有位我們由衷感激的人——吳燕珍，我們也要和她以及她的家人見面，致謝問好。
緣起是1986年，吳燕珍經王浩、幼石推薦，由上海來瑞典，前後三年幫我們照顧不到兩歲的漢寧。在一個屋簷下同住同吃同勞動，跟我們就像家人，很貼心。由於瑞典移民法有規定，她不得繼續留下來，臨回上海前，我們為她舉辦了一個歡送會，歡送會中的食品是比雷爾“冒險”從紐約帶回來的八隻烤鴨與一整隻金華火腿。用“冒險”這個詞是有道理的，外來食品在瑞典不可以入境，尤其是肉類。從不犯法的比雷爾，打我在瑞典定居後，就禁不住我央求，常常冒險犯法，來滿足我這張好吃的饞嘴。他常常跟朋友笑說：“我真希望哪次在瑞典機場，海關逮我個正著，那我就不必繼續幹這種心中打鼓的苦差事。”當然，我媽媽在紐約早就把吃的東西準備得妥妥當當，比雷爾乖乖地提箱上機，竟沒有一次失手。我和比雷爾喜歡採蘑菇，有的蘑菇乾透了好，有的蘑菇煮了縮水後急凍保存味更佳。島上的大冰櫃基本上給比雷爾捕獲的魚填滿了，無計可施時，我就將一瓶瓶的急凍蘑菇和其他紐約運來的食品，儲存在他實驗室零下六十度的“西伯利亞冷庫房”中，漸漸地也堆積成相當可觀的體積，研究所的人知道比雷爾寵我，不便發難，況且他們也喜歡來我們家聚餐，所以我出入“西伯利亞冷庫房”存貨取貨時，大家都充眼未見。
那天歡送會上吳燕珍發言，挪威籍漢學家史美德女士替她翻譯，她說：“這過去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主人‘看得起‘自己，讓自己有尊嚴，從未感到自己是在幫傭……”最後她表示：“最要感激的是比雷爾先生，每看見我拿重東西都會搶著幫忙提。”講到這裡，比雷爾上前擁抱了吳燕珍，她便抽咽起來。這些溫馨的回憶歷歷在目，永遠不會褪色！
1978年在上海家中，江青、比雷爾見到外公（右）、外婆（中）、外婆姐姐姨婆（左）
散隊後的第二天，比雷爾陪著我們去掃墓，1978年我們在上海時，他跟我外公、外婆、姨婆、三姨夫等親人都見過，如今這些親人一個個相繼而逝，靜靜地長眠在鎮江丹徒老家祖產深山中。他看到我母親跪拜時淚如雨下，也不能自已地掏出手帕來。我們靜默佇立良久，山風在耳邊呼嘯而過，眼前一片蒼茫，不知何時能再“歸”！？
似乎與生俱來的對“人”的同情心和對“人”的尊重，對任何人永遠一視同仁的愛心，同時對生活又充滿了熱愛，是比雷爾最讓我敬重的“人”格。
我常拿自己和他相比，捫心自問不如。人生的閱歷和經驗讓我懂得仔細“看人”，我不是要看他對我怎麼樣，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他對“別人”怎麼樣，“別人”包括親人、朋友、同事，和周圍相關的所有人。
我父親九十年代初要去香港養和醫院做良性腦瘤切除手術，父親不放心，非要比雷爾當面跟主治醫師詳談後才肯入院開刀，比雷爾馬上放下手邊工作，風塵僕僕地由紐約趕去香港。給我父親開刀的是香港腦科名醫鄔顯庭大夫，開刀前後，比雷爾對我父親由心理到身體全盤照顧，鄔醫生對比雷爾的無微不至很受感動，跟母親說：“你怎麼會找到一個那麼孝順的外國女婿？！”還請我們去香港馬會晚餐，護士告訴我：“這位大牌醫生請病人家屬吃飯還是頭一遭呢！”1994年父親和母親決定由悉尼搬來紐約定居，不料他又提出要比雷爾去悉尼接他，我再三跟父親說他的要求“過分”。紐約的房子，父親買好也裝修完畢，機票也已買了頭等艙，他可以一路睡著來紐約。我向他解釋：“路這麼遠，比雷爾這麼忙，我不好意思開這個口……”但他如任性的小孩一般耍脾氣：“沒有比雷爾陪同，那我就不去了。”比雷爾反而怪我不懂事，二話不說，隻身飛到悉尼。
拉開五斗櫃上面的抽屜，裡面有不少小紀念品：派克鋼筆、小皮夾、紀念獎牌之類，都是比雷爾在飛機上當臨時醫生得到的禮物。他飛得多，碰到飛機上急診病人的機率相對就高。因為美國醫生被病人告的情況常有所聞，所以一般的情況下自告奮勇的醫生極少，然而比雷爾一聽到機上廣播有病情，就會一馬當先。我勸過他，等沒有其他醫生接應時他再去也不遲，然而比雷爾說：“救人第一！”我還能說什麼呢？
紐約血液中心的門房Ron跟比雷爾是哥們。原來他們有一回聊上了天，比雷爾發現Ron的專業是影評人，但寫影評養活不了自己，所以找了份門房工作。Ron是美國南方黑人，自己就有很多精彩故事，有機會時我們請他去血液中心附近的愛爾蘭酒吧聊天喝酒，吃南方人喜歡的烤雞翅，Ron就會“津津樂評”眼下上演的電影。他跟我們看電影的趣味相投，成了我們的“導影”。後來他知道我曾有從事電影的經驗，就更加滔滔不絕了，有時侯還送我們預演的電影票。不幸的是九十年代末期Ron因癌早逝，雖然我們並沒有見過Ron的家人，但葬禮上比雷爾送了現金支票給他太太，好貼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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