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为"二十四史"之一。
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政治家们对于前朝帝王的评价中肯，修书态度严谨，所以唐代21位皇帝（含武则天）到底是圣明还是昏庸、是大才还是蠢夫从《新唐书》的评价中可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由于篇幅过长，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五位皇帝，中篇为七位皇帝，下篇为九位皇帝。本篇3164字，阅读需要5分钟。）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论者乃谓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积功累仁，其来也远，故其为世尤长。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夏自鲧以前，商自契至于成汤，其间寂寥无闻，与周之兴异矣。而汉亦起于亭长叛亡之徒。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何如，而其后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坏乱，或渐以陵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译文：自古承受天命的君主，不是有德贤明者王业不旺。自夏后氏以来，才兴世袭传位，而继位者有的德才兼备，有的寡德少才，因此，占有天下，气数也就有长有短。论家于是讲：周朝从始祖后稷直到文王、武王，积聚功德累集仁爱，由来久远，因此统治天下特别长久。然而考察史书《世本》，夏、商、周三代均由黄帝而来，夏朝在其始祖鲧之前，商朝从始祖契直至开国君主成汤，这期间默默无闻，与周朝的兴起不同。而汉朝也兴起于亭长、叛逃的人们。到它们兴国之后，各都占有天下数百年才结束。由此说来，“天命”难道容易知道吗？但考察一个王朝的兴起与终止、太平与动乱，看看它们的功业、德行有高有低、有厚有薄和用来维持它的制度法纪的是什么，以及它的后代，有的渐渐兴盛繁荣，有的突然败坏混乱，有的逐步加剧衰颓，有的能够振起中兴，有的终于不能支撑而垮台，虽然各顺其势，然而都是有德的就兴盛，无德行就绝灭，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天命”总不显示它的征兆，而使握有国柄者兢兢业业以自勉吗？唐公在北周、隋朝之际，家世虽已高贵了，然而并没有所谓积聚功德累集仁爱的渐进迹象；而高祖的兴起，与顺应时势崛起的人士有什么两样呢？尽管唐朝有时太平、有时动乱、有时危困、有时衰败，但它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可称得上兴盛啊！难道不是人民厌弃隋朝的乱世，而得到高祖的恩惠，又继之以太宗的治理，制度纲纪的法则，使后继者治国得以有所依凭、扶助，才能“天命”长久的吗？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李世民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译文：政治最完美的盛世君主不出现，已经很久了！夏禹据有天下，传了十六代君王，仅只少康有复兴王朝的功业。商汤拥有天下，下传二十八个君王，其中最兴盛的，仅号称“三宗”的三人。周武王拥有天下，传位三十六任君王，只有成王、康王的文治与宣王的武功，其他的君主均无可称道。尽管《诗经》、《尚书》的记载，不时有缺略之处，但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一千七百余年，传承七十多位君主，其中卓绝显见于后世的，也就这六、七位君王罢了。呵，盛世君主可谓难得呀！唐朝拥有天下，传位二十人（不算武则天），其中值得称许的三个君主，玄宗、宪宗都不能善始善终；太宗的功业，显赫呵！他消除隋朝的乱世，业绩可与商汤王、周武王并列；达到太平盛世的伟业，与西周的成王、康王相近。自古以来功高德厚的君主，至少从汉朝以后未曾有过。至于他受制于爱欲失度，再兴佛徒，好大喜功，勤于出兵远方，这是中等材质、平庸君主常干的事。但《春秋》褒贬的准则，每每求全责备贤明有才的人，因此后世想成人之美的有德之士，没有不对此叹息的。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李治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译文：《诗·小雅》有句云：“盛大周王朝，褒姒毁灭掉。”这是指责周幽王宠爱褒姒的诗。这时，幽王虽死，但太子宜臼业已继位，此即周平王。而诗人仍说周朝灭亡，因为文王、武王的基业从此荡然无存，东周虽在，已不能复兴了。诗人说周朝灭亡，是恨极之辞。武氏祸乱，李唐王室成员遭受残害殆尽，贤明的士大夫十之八、九不能幸免。这时太宗的贞观之治，留存在世的德政功业相距尚不久远，却几乎完全丧尽，武氏的作恶哪里是一个褒姒所能比拟的呢？太宗如此圣明，却昏昧于了解自己的儿子，在废、立皇太子之时，不能自主裁决，终于起用愚昧之人。高宗溺爱寝卧中人，不警戒防微杜渐，以至于祸害遍及天下，毁灭邦国家族。可叹哪，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实在堪称极难处置呀！能不审慎吗？
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李显（母子同传）
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夫吉凶之于人，犹影响也，而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有矣；为恶者未始不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时有焉。而小人之虑，遂以为天道难知，为善未必福，而为恶未必祸也。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至中宗韦氏，则祸不旋踵矣。然其亲遭母后之难，而躬自蹈之，所谓下愚之不移者欤！
译文：古时孔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恐惧，他对弑君篡国的魁首，概不摈弃，这是否由于篡位夺国，为最大罪恶，不掩盖史实，以使其大恶昭著而不被隐瞒的缘故呢？司马迁、班固都写了《高后纪》，吕后虽非篡汉改朝，但她窃掌国柄，因而不敢掩盖这一史实，这是否因为他们懂得圣人的深意呢？或者只是偶合于《春秋》的笔法？旧唐史沿袭这一做法，将武后列于帝王本纪，这是由来已久的了。吉凶祸福对于人，就像影之随形、回响应声，因而行善事者常多吉利，但不幸而遭凶祸的人也有不少；作恶者未尝不遭凶祸，而幸免于祸者也不时有之。因而无德小人想事，便以为天道难知，行善者未必得福，而作恶也未必遭祸。武后的作恶，未遭大刑诛戮，即所谓“幸免者”。到了中宗、韦氏，就凶祸转眼临头了。然而他亲历母后的劫难，却又自蹈旧辙，真是所谓愚极不改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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