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值《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两周年之际，信而富创始人、CEO王征宇博士与肖钢（证监会原主席），周延礼（原保监会副主席），张承惠（国研中心金融所原所长）等在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上一同建言献策，政协报用了6000字的篇幅专门介绍信而富、王博的普惠金融理念！以下为原文：
文/崔吕萍 刊登于人民政协报2018-08-24期06版
人物名片
信而富创始人、CEO王征宇博士
核心提示
▲普惠金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消费类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额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点。
▲我们说，征信与诚信不在一个维度。诚信要求的不仅是他欠债还钱，同时还要求他是一个好人。
▲业界有一种说法——小额贷款发达的地方，国民经济一般都不发达；而国民经济充分发达的地方，小额贷款都不发达。
▲反观我国，在推动普惠金融的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存在的问题，相比“一刀切”和白名单，我们其实更期待负面清单。否则，白名单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背书”。
王征宇认为，以互联网为载体推动普惠金融要过三关：一是平台自身必须具备持续创新能力，二是敢于预判市场行情，率先调整投资者预期，三是培养借款者信用习惯，放弃短期利益。他同时表示，普惠金融的实现同样需要合适的温度和环境，相比层出不穷的白名单，负面清单对行业发展而言，或更具指导意义。
1.
“普”是阶段性目标，“惠”是利率市场化后的终极愿景
时至今日，国际上仍有很多研究者对于“惠”这个概念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利率水平上，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大家不要给利率设立门槛，只要有人愿意以金融机构提出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他就可以马上享受到，背后的逻辑是利率水平完全市场化，一些人认为，完全的市场化之下，高利率是没有生命力的。
普惠金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消费类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额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点。
笔者：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在过去几年取得一定成绩，但时至今日，有些内容或许还应细化。在您看来，我国的普惠之路应该如何走？
王征宇：
普惠是个中文词汇，而普惠金融这个理念最早由联合国提出，其英文原文为“InclusiveFinance”。单从字面来看，这个词汇的意思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实更多强调了“普”的概念。
中文将这个词汇译作普惠金融，这个“普”与联合国所提倡的概念一致，通过普及，让很多原本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得偿所愿，同样，通过普及，让金融机构背后的资本结构更加坚实，换句话说，就是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受益；而谈到“惠”，这是我们对金融服务的终极愿景，其实也强调了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是商业层次之上的追求。
谈到普惠金融，你可能马上就想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他在孟加拉国靠着平均每笔几美元的信用贷款，做了大量普惠金融方面的实践。但时至今日，国际上仍有很多研究者对于“惠”这个概念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利率水平上，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大家不要给利率设立门槛，只要有人愿意以金融机构提出的成本来享受金融服务，他就可以马上享受到，背后的逻辑是利率水平完全市场化，一些人认为，完全的市场化之下，高利率是没有生命力的。但如果一边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另一边又压抑了服务成本的竞价，一个问题就有可能产生，那就是高利贷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往往会绕过监管秘密滋生。
讨论完利率话题，我们可以聊聊在普惠领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的问题。如果是国有企业或者房地产商有金融需求，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一定是一流的，因为这些机构一直以它们作为明确的目标客户，服务能力毋庸置疑。但如果是刚刚进城的务工人员，比如保安、餐厅服务员或者快递小哥，这些人常常有小额资金周转的需要，面对这类数量庞大的金融需求者，传统金融机构做这样的事，是否在行？如果不在行，谁该来补短板，我认为应该是互联网金融平台。过去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小额资金需求的确得到来自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满足，现在，我们也可以来总结一下普惠金融在我国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思路。
按照联合国的概念，普惠金融服务的对应额度是每笔200美元；而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尝试，对应额度每笔也就几美元。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比如，普惠金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消费类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额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点。以信而富消费贷为例，低至500元起步，可以做到快速响应，为那些缺少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普惠式的金融服务，帮助更多的消费者改善和优化他们的消费需求，也帮助那些有迫切需求的普通民众，享受普惠金融的服务。我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个人借钱，第一个人按10%以下的年化利率借100万元买房，算上时间成本和费用，他可能要在将来的某一天还银行200万元；第二个人借100元消费，利息很高，达到100%，而还款也是200元。看起来都是借款人的代价翻了一倍，但实际上借款人所承受的实际成本有重大的区别。
还有个例子，是出租车与飞机头等舱的价格之比。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头等舱价格大概3000元，行程1000公里，每公里大约3元；在上海，你乘坐出租车，起步价是14元，如果你只坐两公里就下车了，一公里是7元。但你绝不会就此说，单位里程下的运费，出租车比飞机头等舱要贵。引申的意思是，如果所有借贷利率都换算成本化，这样的成本与你现实中的感受是否一致？利率的绝对值和百分比是两回事，当额度大到一定程度时，百分比很重要，而当额度小到一定程度时，绝对值更重要。
2.
征信数据库还可以做到更大，诚信建设是更高维度的要求
我国征信系统其实有很强的威慑力，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征信水平。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大量劳动人群，没有信用卡，没向银行贷过款，虽然他们有劳动能力，但银行无法根据既有征信记录为其提供服务。
笔者：“普”的理论是大门敞开，但门开得太大，坏人也能进来，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地确保金融安全？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中，大数据是个关键词。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王征宇：
我长期学习、工作、生活在国外，2000年左右回国。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讨论如何建设征信系统，我在一次人民银行组织的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认为美国有比较好的征信环境，所以没有“老赖”敢欠账。但我并不认为美国所谓的诚信文化已经超过了中国。美国华尔街有很多人干着商业欺诈的勾当，但如果你去查他们在银行系统的征信记录，恐怕没有一个污点。美国有个臭名昭著的诈骗者叫麦道夫，他是“庞氏骗局”的创造者，被判入狱150年，但他的征信记录非常好，他为了借到更多钱，必须要按时归还银行信用卡，没有污点，但他就是个骗子。所以我们说，征信与诚信不在一个维度。诚信要求的不仅是他欠债还钱，同时还要求他是一个好人。
当前，我们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而征信记录其实是诚信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怎么做？有人说，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创设，相当一部分业务是给传统银行业务分担了风险，因为很多人到平台上借钱，是为了还信用卡，信用卡不还，征信记录会受影响，未来做什么事情会受到限制，人们觉得不能不还。而从互联网金融平台借到的钱，在一些人眼中，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比如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或者这个平台本身就不规范，收取了超过规定的利率，那么这个钱是可以不还的。
这个问题恰恰说明，我国征信系统其实有很强的威慑力，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征信水平。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大量劳动人群，没有信用卡，没向银行贷过款，虽然他们有劳动能力，但银行无法根据既有征信记录为其提供服务，对于这些人而言，普惠金融应该以什么形式提供服务？
我个人认为，当前我们可以做的，是扩大央行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允许那些已经从事相关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向这一系统报送材料，同时从央行查询、获取数据。再比如近期成立的百行征信，未来，希望有更多企业能够向这一征信平台报送数据，同时查询数据，对于去报送数据的企业，我想不应该设限，可参考的数据多了，数据相互印证之下，欺骗会大幅减少，也可以避免一些人在多个平台借钱，平台之间相互不通气的问题。
3.
互联网金融做普惠必修课：技术持续创新和风险释放
小额贷款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作为创新者，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其实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平台还无法寻求一个畅通的风险分散和释放的渠道。因此，我个人认为，互联网金融业要健康发展，我们有三方面工作要做：第一，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第二，持续创新。第三，打造风险分散、转移和释放的渠道。
笔者：普惠金融也好，数字普惠金融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小额、短期的贷款。您刚才提到美国、孟加拉国的案例，从您的所见所想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从别国经验中总结出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能绕过一些已知的误区？
王征宇：
业界有一种说法———小额贷款发达的地方，国民经济一般都不发达；而国民经济充分发达的地方，小额贷款都不发达。你会发现，联合国每次开小额贷款方面的会议都不会将会址选在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不需要小贷公司，为什么？原因在于小额贷款的业务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被银行取代了，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利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地区银行的定价受到严格控制，他们做小微贷款业务的积极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我们同时发现，互联网金融业做小额贷款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能寻到根源的创始者，却恰恰是在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说到底，小贷公司是用自己的钱来发放贷款，要获得发展，它必须做到以低于银行贷款的成本，收取高于银行的费率，成本要低，收费要高，赚出差价，才能存活。互联网金融平台拼的不是差价，而是技术，它必须掌握真正而且领先的金融科技，并且不断挑战自我，以创新为己任。信而富考虑到我国征信体系覆盖不足、存在大量用户缺少信贷历史记录的情况，创新性地研发了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预测筛选（PST）和自动决策（ADT）系统。如今，已帮助大量未被传统金融体系覆盖的人群建立个人信用历史和个人档案，直接实践普惠金融的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是信息中介，它不是一个放贷人，不应该承受信贷风险，在平台已经履行完成作为信息中介的职责的情况下，出现问题之后，平台是免责的，平台创立者和投资者必须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回到中国，今天，小额贷款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作为创新者，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其实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平台还无法寻求一个畅通的风险分散和释放的渠道。因此，我个人认为，互联网金融业要健康发展，我们有三方面工作要做：第一，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第二，持续创新。第三，打造风险分散、转移和释放的渠道。
笔者：在风险分散、转移的这个话题上，有人曾经提出由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资产处置公司介入互联网金融业。您认为这条路是否行得通？
王征宇：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保险公司所保的，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比如我开车开得很不错，从一开始到现在，很多年来出车祸的次数不到5次，保险公司愿意让我投保，但信用卡的风险损失率大概是2%~3%，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保险公司为信用卡损失率做保。如果是互联网金融平台，损失率假定高于信用卡，定到5%，试想，保险公司明知道这个风险实际存在，是否愿意做保？即便我们每年都交相应的保费，但在保险公司看来，做这样的业务得不偿失。从投保者的角度来说，与其每个贷款项目都拿出一笔钱来投保，不如哪个出现问题，就处置哪个就行了。长期来看，刚性兑付反而阻碍了风险释放，不具备可持续性。
笔者：在您看来，搞普惠金融是否是个挣快钱的路子？
王征宇：
这里不是个挣快钱的地方，因为我们拼的是技术创新，这本身就很“烧钱”。但的确有人挣到了快钱，说明什么？我认为只能说明需求太过旺盛，定价区间是否合理已经成为次要考虑的内容，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供应太过稀少，在一个有限的供应下，奇货可居。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推动利率市场化，不再以一些硬性的数据标准去规范这个市场的行为，而是让市场在充分竞争中，把实体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笔者：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其实很旺盛，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资产端的获客成本，对自身盈利水平产生了影响。一边是旺盛的需求，另一边是平台为了提升客户黏性不断“烧钱”，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征宇：
坦率地讲，信而富截至目前还没有盈利，原因是我们没有在借款者身上谋取暴利，还在花钱帮助他们打造信用记录。
谈获客成本，我很有体会。
获客成本从哪里来？我们举个美国的例子，美国的获客成本，要从征信局拿客户数据做筛选开始算起，一条数据大概要0.3-0.5美元左右，这些数据被打印出来装在一个信封里，贴上邮票寄出去，成本大概要2美元。我在美国从事这项工作时，大概每发出200封信，能收到一封回复，响应率是0.5%，那么我获得一个客户的成本就是400美元。但你不可能让这个客户在第一次借款时就交给你400美元的费用，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这样的，所以你会优化服务、创新模式，让这个客户在平台上多次借款，使用次数多了，手续费是固定的，差不多1-2年才可能收回获客成本。
在中国，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尝试，按照普惠的逻辑，我们不断改善客户体验，以此获得他们更多的使用次数。而且，针对一些特定客户，比如年轻客户，我是持续投入成本来维护的，为的就是将其培养成为成熟的客户，并为其在我们的平台上建立起人生第一笔信用记录。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对平台、对客户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笔者：在我的提问之外，您是否还有希望与读者分享的观点？
王征宇：
一是有关风险释放的话题。据我了解，监管部门一直在思考推出风险释放机制，但互联网金融平台本身就是信息中介，不该积累风险。如果能够预测到市场会有波动，对于平台来讲，风险释放最好的途径是主动调低市场预期。不能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情况下，依旧盲目推动撮合项目，即便这会让投资者的资金出现闲置，但我们有责任说明实际情况，要敢于“吃螃蟹”，同时做好舆论引导。
二是对于民间借贷风险的处置，国际上有过几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一个是本世纪发生在韩国的信用卡事件，当时韩国信用卡公司大规模发放信用卡，很多人以申请到的新信用卡额度还旧账，监管部门为了防控风险，采取“一刀切”策略，要求所有已经拥有信用卡的人不得申请新卡，这一做法触发了长达十年的信用卡行业危机。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日本，其民间借贷费率一度高企，监管机构同样采取“一刀切”策略，要求其费率不能超过一个数值，结果日本民间借贷一蹶不振。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一刀切”政策让整个行业陷入低迷。
当然也有反例，那就是在投资者本金出现亏损之际，另一些国家选择对债权风险进行登记，其余由市场去运作，最终获得了令投资者和市场都满意的结果。
反观我国，在推动普惠金融的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存在的问题，相比“一刀切”和白名单，我们其实更期待负面清单。否则，白名单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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