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和前汉的文化差异,后汉时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后汉一代就如其名称所示,有很多重复前汉的地方。专制王朝以武力立国,因而在初期武力强盛的时候,依靠其威力凡事都能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王朝自身腐败衰退外,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现象,以致严重的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堪重负,陷入混乱,王朝也随之灭亡。创造出这种模式的是前汉,而最初继承这一模式的是后汉。

后汉和前汉的文化差异,后汉时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后汉第一代皇帝光武帝统一之初,正与前汉高祖的时代相同。因为王莽之乱,据说户口减半,社会疲敝已极,因而光武帝一向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三十年间,避免与北方的匈奴开战,对新疆地区,也就是西域则弃而不顾。经下一代明帝、第三代章帝到第四代和帝时,民力已经恢复,财政也丰裕了,因而对外政策开始变得积极。在前汉,这正相当于武帝、宣帝的时代。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归服于汉,汉则用它攻击北匈奴。同时威服西域地区的都市国家,并按照前汉的先例设置都护进行监视,保护与西亚地区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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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护中功绩最大的是班超,他置身西域三十年,先后让西域五十余国向汉朝贡。此外还派遣甘英出使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甘英到达了安息(帕提亚)的西邻条支,也就是叙利亚,来到西海即地中海岸边,得知前方航海极为困难,于是就此返回。在日本,从白鸟库吉和藤田丰八两位博士开始,便将甘英所到达的西海认定为波斯湾,这看来是有问题的。在想要前往大秦即罗马时,绝不会有来到波斯湾而返回的道理。这一错误来源于对途中经过的斯宾、斯罗国名的处理。两位博士都将其认定为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巴比伦附近),并且这一认定在音韵上被认为是铁案如山、丝毫不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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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这样的先入之念,那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前方的海洋确实只能是波斯湾。但如果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斯宾、斯罗是否可以有别的认定,则其实还有更加合适的地名。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游北方的索菲尼国和南方的奥斯若恩国,斯宾和斯罗正是指这两国。而来到这里之后,横亘在前方的西海便是地中海,条支则不外乎是叙利亚。在白鸟、藤田两位博士的新说出现之前,比如那珂通世博士之说正是将条支正确地认定为叙利亚。地名的考证如果过分拘泥于细节,则可能会在大局的把握上发生错误。

武帝派遣的张骞只到达了撒马尔罕附近,而到了后汉班超的时候,东西之间的交通变得容易多了,这从甘英的出使也可得知。班超在和帝时期回国,此后都护不得其人,西域诸国背叛汉朝,而汉也断了设置都护的念头。北匈奴受到后汉和南匈奴联军的攻击,屡屡败北,又遭到崛起于东方的鲜卑族的侵寇,人民大都投降鲜卑,北单于直辖的部族则远遁西方。其后经过大约二百五十年,在罗马帝国末期入侵欧洲而成为民族大迁徙原动力的匈族被认为正是北匈奴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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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自从武帝以来虽说尊崇儒教,但也只是允许臣下学习儒教而已,天子自己并没有成为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后汉,明帝的时候建立了被称为“辟雍”的天子的学院,并亲自行儒家之礼。这意味着天子皈依了儒教,而天子的宗教便是人民的宗教,因而可以说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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