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和前漢的文化差異,後漢時儒教成爲中國的國教

後漢一代就如其名稱所示,有很多重複前漢的地方。專制王朝以武力立國,因而在初期武力強盛的時候,依靠其威力凡事都能順利進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王朝自身腐敗衰退外,社會上也產生了不良現象,以致嚴重的問題不斷出現。社會不堪重負,陷入混亂,王朝也隨之滅亡。創造出這種模式的是前漢,而最初繼承這一模式的是後漢。

後漢和前漢的文化差異,後漢時儒教成為中國的國教

後漢第一代皇帝光武帝統一之初,正與前漢高祖的時代相同。因為王莽之亂,據說戶口減半,社會疲敝已極,因而光武帝一向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在位三十年間,避免與北方的匈奴開戰,對新疆地區,也就是西域則棄而不顧。經下一代明帝、第三代章帝到第四代和帝時,民力已經恢復,財政也豐裕了,因而對外政策開始變得積極。在前漢,這正相當於武帝、宣帝的時代。當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國,南匈奴歸服於漢,漢則用它攻擊北匈奴。同時威服西域地區的都市國家,並按照前漢的先例設置都護進行監視,保護與西亞地區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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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護中功績最大的是班超,他置身西域三十年,先後讓西域五十餘國向漢朝貢。此外還派遣甘英出使當時被稱為大秦的羅馬。甘英到達了安息(帕提亞)的西鄰條支,也就是敘利亞,來到西海即地中海岸邊,得知前方航海極為困難,於是就此返回。在日本,從白鳥庫吉和藤田豐八兩位博士開始,便將甘英所到達的西海認定為波斯灣,這看來是有問題的。在想要前往大秦即羅馬時,絕不會有來到波斯灣而返回的道理。這一錯誤來源於對途中經過的斯賓、斯羅國名的處理。兩位博士都將其認定為泰西封和塞琉西亞(巴比倫附近),並且這一認定在音韻上被認為是鐵案如山、絲毫不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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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這樣的先入之念,那泰西封和塞琉西亞前方的海洋確實只能是波斯灣。但如果退後一步,思考一下斯賓、斯羅是否可以有別的認定,則其實還有更加合適的地名。這就是幼發拉底河上游北方的索菲尼國和南方的奧斯若恩國,斯賓和斯羅正是指這兩國。而來到這裡之後,橫亙在前方的西海便是地中海,條支則不外乎是敘利亞。在白鳥、藤田兩位博士的新說出現之前,比如那珂通世博士之說正是將條支正確地認定為敘利亞。地名的考證如果過分拘泥於細節,則可能會在大局的把握上發生錯誤。

武帝派遣的張騫只到達了撒馬爾罕附近,而到了後漢班超的時候,東西之間的交通變得容易多了,這從甘英的出使也可得知。班超在和帝時期回國,此後都護不得其人,西域諸國背叛漢朝,而漢也斷了設置都護的念頭。北匈奴受到後漢和南匈奴聯軍的攻擊,屢屢敗北,又遭到崛起於東方的鮮卑族的侵寇,人民大都投降鮮卑,北單于直轄的部族則遠遁西方。其後經過大約二百五十年,在羅馬帝國末期入侵歐洲而成為民族大遷徙原動力的匈族被認為正是北匈奴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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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自從武帝以來雖說尊崇儒教,但也只是允許臣下學習儒教而已,天子自己並沒有成為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後漢,明帝的時候建立了被稱為“辟雍”的天子的學院,並親自行儒家之禮。這意味著天子皈依了儒教,而天子的宗教便是人民的宗教,因而可以說從此以後儒教成為中國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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