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不守時”是最令人頭疼的“非洲性格”。家裡的水管壞了，打電話給維修公司的人，對方往往會說：“明天上午10點，我準時到你家。”不過，如果你信了，事情將不了了之，因為即使你第二天等一整天，也不會有半個水管工露面。再打電話過去，對方會連連道歉，再承諾：“明天下午兩點我一定到！”當然，第二天下午兩點，你仍然處於無水可用的狀態。
剛到非洲時的小竇，對此無計可施。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讓自己的水管恢復正常。有一次，他遇到法國使館某位簽證官的妻子，對她談及自己的苦惱。那位女士是本地人，聞言朗聲大笑，拍著小竇的肩膀說：“我的朋友，這太簡單了，下次他再說明天上午10點，你馬上打斷他，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然後立刻開車去接他，這樣他就跑不掉了！”小竇將信將疑。
沒過幾天，衛星電視天線出了故障，他照例打維修電話找人來修。“明天上午10點我準時到！”“不不不，你現在在哪裡？我立刻開車去接你！”對方似乎有些意外，卻還是說了個地址—是另一個用戶的家。小竇掛斷電話，立刻驅車前往，生生把維修工人“劫”到了自己家，順利地修好了天線。
遲到問題也是很多外國人難以適應的“非洲性格”。我們採訪烏干達國家文化中心總經理約瑟夫·瓦魯格比先生那天，還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採訪約定的時間為上午9點，對方卻直到9點半才露面。他客氣地把我們讓進辦公室，並對我們說：“稍等，我去取名片來。”
之後，他走出了辦公室。10分鐘後，他氣喘吁吁趕回來，一屁股坐在我們對面，微笑著說：“咱們開始吧！”我們面面相覷，只好試探著問：“您沒有找到名片嗎？”他聞言一拍腦袋：“對不起我忘記了！”再次起身折返，這次不到兩分鐘就回來了，遞過了他的名片。
愛要錢
從水管工事件之後，小竇彷彿突然開竅了，他觸類旁通地找到了和非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在我們看來，有點像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裡慕容家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去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員總是會對顧客說：“嗨，我的朋友，給我買瓶飲料吧！”這即是在索取賄賂。小竇說，應對此類狀況的方式，就是在對方張口之前，搶先說：“嗨，我的朋友，給我買瓶飲料吧！”通常情況下，對方聞言會呆愣半晌，搞不清狀況，自然也就忘了要錢的事。
對於頻頻向自己借錢的同事，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對付。當對方說：“借我兩萬先令吧，我爺爺死了。”最好的回答方式是：“對不起，我爺爺也死了，我正打算跟你借錢呢！”
其實，“愛要錢”在很多情況下體現的是非洲人強烈的權利意識。小竇的公司曾邀請非洲的一些重要客戶去中國開會、參觀，並負擔其一切費用，包括機票、一日三餐和住宿等。誰知回來之後，這些人竟要求小竇再支付他們一天幾十美元的“津貼”。
這樣的事，任哪個中國人都會覺得匪夷所思。人家出錢請你去國外參觀、遊玩，還管吃管住管路費，你怎麼還伸手向人家要錢？但非洲人的邏輯是這樣的：你安排我去中國參觀，這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我的本職工作，而且還影響了我在國內的正常工作，所以你要付給我因此而損失的經濟收入。
“如果不付這筆錢給他們，會怎樣？”我們問小竇。“他一定會去法院起訴你。”小竇回答。
後來，小竇再也不敢嫌麻煩，每次安排類似的事，都會提前白紙黑字與客戶簽好協議，聲明公司只負責路費和食宿，絕無津貼。這樣一來，就免除了後續的煩惱。中國文化講究人情世故，中國人總覺得只要大家成了朋友，便一團和氣、一切好說。但這是非洲人簡潔的思維方式中絕不存在的東西。除非簽署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否則對方一定“翻臉不認人”。
勒索和打劫
幾乎每個在非洲生活的中國人，都曾有過被警察勒索的經歷。相比被打劫，這樣的經歷更令人氣憤。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普遍比中國差，警察“勒索”去的雖然在當地人看來數額甚巨，但對中國人來說只能算是“小錢”。這些經歷帶來的損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
一位在非洲靠開發廊謀生的中國理髮師安橋曾將經濟最發達的南非作為自己的落腳點，但在該國短短的生活經歷卻給他留下了一生的夢魘—那段時間他被當地人多次搶劫，其中還有一次是入室搶劫。
“大多數中國人遇上這種情況都會忍氣吞聲，”安橋說，“原因很複雜，也很現實。”除了中國人普遍“怕麻煩”的心態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少來非洲淘金的中國人都不具備合法居留的身份，他們持短期旅遊簽證來非洲，簽證到期後就成了“黑戶”。
因為沒有合法身份，他們無法在銀行開戶，賺了錢就通過黑市的地下錢莊匯回國內。但這也決定了這些中國人的安全和權益無法得到任何保障，報警未必能挽回損失，卻一定會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國。強盜與歹徒就是認準了這一點，才專門去搶中國人，而且氣焰之囂張，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有些國家的政府對這個問題也是睜隻眼閉隻眼，故意留下一些沒有身份的中國人，讓失業的年輕人搶一搶，算是發失業救助金了。”安橋說。一年後，他離開了南非，來到了經濟貧困、安全形勢卻更好的烏干達。雖然依舊要面對官員和警察的偶爾敲詐，但比起動輒被人用槍指著額頭，終究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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