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萬清展示他從火災中搶救出來的照片
謝萬清攝影作品《渴望》
謝萬清攝影作品《征服》
拍了40年農村，農民攝影師謝萬清說自己只拍“溫順”的照片。
他拍陝西老家的春種秋收，也拍老人小孩。他的第一張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時拍的。40多年過去了，山裡的泥牆變成了磚房，機械取代了耕牛，省親的交通工具從毛驢變成了摩托車，又變成了小汽車。
這位地道的農民把攝影當作農忙間隙的愛好，有意無意地記錄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西部農村的變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遙國際攝影節展出，日本愛普生公司也為他在北京舉辦了影展。2015年，他的兩幅作品被收藏於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在此之前，他以為米蘭是中國的一個省，“就像海南、河南一樣”。
兩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攝於1986年，畫面上一位農民挽起褲腿扎著弓步，用力扯著前面的兩頭耕牛，這幅作品名為《征服》。另外一幅叫《樸實的愛》，兩位頭髮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麥地裡，戴著瓜皮帽的老漢一手託著菸袋鍋，一手探出去給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數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耐看”。
除了田間地頭，過年和婚禮現場是他最鍾愛的場景。他執拗地把鏡頭一次次對準火紅的燈籠、層層疊疊的喜被和農民臉上擰出褶皺的笑。
“我的照片裡看不到殘酷的場景。我喜歡溫順、溫和、溫情一點的。”在幾天的採訪過程中，這幾個形容詞他使用了多次，隨後鄭重地拍拍記者的膝蓋，“做人一定要跟主流。”
他在農村見過許多交通事故、葬禮或者封建迷信的場景，手指在快門鍵上停留了一會兒，終究沒按下去。有一次，村裡有老人過世，家屬扶著遺體，等他去拍張遺照。他覺得畫面太殘酷，堅持不拍，只翻拍了幾張老人生前的照片，沖洗出來送給了那戶家屬。
上世紀80年代，當地的人民公社解散，他在會上依然沒有按動快門，想著“萬一改革失敗了呢”。他覺得自己是個“保守主義者”，“不冒風險，能拍的拍，不能拍的不敢拍”。
像大多數農民一樣，謝萬清有著一張歷經滄桑的臉。皺紋像是刻在額頭上，即使不抬眉毛也留著一道道印子。眼窩像膚色一樣深，嘴大，乾裂的嘴唇包覆著黃牙，寸頭花白，常掩藏在一頂迷彩帽下。當兵是他從小的夢想，但因為家裡的上中農成分，他在徵兵時體檢過了，政審沒過。如今他總愛穿一套“別人穿夠了的”迷彩服，由於個子太矮，只能鬆垮地掛在身上。
對他而言，命運就像一座迷宮，走著走著就會摸到一堵牆。五六歲時，謝萬清趕上了“大饑荒”，餓得“腰都直不起來”。小學讀了3年，“文革”來了，所有考試的通過標準成了背出50條“毛主席語錄”。文革期間，他跟家人睡過牛棚，父親因為成分不好，站在桌子上挨批鬥，十幾歲的他在底下嚇得渾身發抖。
“那時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聊起這些，謝萬清罕見地陷入沉默，擺擺手，“不聊了不聊了，我們說點積極向上的。”
為了拍到“積極向上”的照片，謝萬清習慣將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時，他蹲在地上，讓畫面裡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點兒”。他從低處拍挑水的毛驢，把驢腦袋拍得碩大，木桶比遠處站著的人還高。上世紀90年代，有手藝人紮了一堆紅燈籠，壘在自行車後座上去縣城集市上賣，他趴在馬路中間，按完快門就往路邊一滾。
攝影是他“這輩子最開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機是1969年，一位西安來的知青請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給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門，還在紙上畫出構圖，讓他端相機的時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間”。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門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知青說，他在筆記本上貼的毛主席像“就是這東西拍出來的”。那會兒老謝一天的工時算下來差不多2角，而一臺相機要100多元。
對於他這樣一個農民來說，這幾乎是最奢侈的夢想。“我當時想，30年能買上一臺不？”謝萬清說。
為了攢錢，他主動報名去修水庫。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錢的補貼。拉著石頭下坡時，繩子斷了，他整個人撲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幹活時得了疝氣，他怕耽誤攢錢，就自己用鋼筋挽了一個圈，箍在腰上以減輕疼痛感。直到幾年前才在家人的強迫下做了手術。
他那時不敢跟別人說自己想買相機，怕在“鬥私批修”的浪潮中被扣帽子。為了研究攝影的光線、構圖，他一遍遍地看8部樣板戲的劇照，以及毛澤東的照片。
10年後，他終於在隴縣百貨大樓買到了一臺“紅梅”牌照相機，此前他已經去櫃檯看過4次，每次錢都不夠。謝萬清說，那棟兩層高的“大樓”相當於當地人心中的天安門，“在那之前，隴縣歷史上沒有‘大樓’二字。人們就算曠工也要去看看”。
他家窮得連一臺運糧的架子車都沒有，而那臺相機花了他70元。回家後，父親捧著相機似笑非笑，“你真買回個好東西”，隨後將他痛打一頓。村裡人說：“這娃娃叫鬼把頭麻咧！”
那時剛剛改革開放，村裡的“主流”正在發生變化。判斷標準從“家庭成分”漸漸成了“有沒有錢”。謝萬清曾有個相處9年的包辦婚姻對象，結果對方因為他“不會找錢”，不願意跟他結婚。他將這段失敗的感情視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我當時就下定決心找錢，讓她後悔，讓其他女娃來追我。”謝萬清說。
他想過學銅匠、木匠，但老師傅都規定學手藝的頭5年沒有工錢，他覺得找錢太慢，放棄了。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端著相機在廟會、集市旁幹起了拍照生意，“搭個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為每個剛走進新時代的男男女女設計動作，教他們翹起二郎腿，手裡夾支菸，或者望向遠方。一年下來能賺七八百元。
他還為《寶雞日報》拍新聞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機。一張照片的稿費有10元。
村裡沒通電，他就用煤油燈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製化學試劑，在地上挖3個坑，鋪上塊塑料布，當作顯影、定影和水洗的暗房。
他曾把鏡頭對準自己的兩個女兒。兩個孩子面對面熟睡著，一隻小貓從她倆中間的被子裡鑽出頭來。“這是我最不容易的時候。”謝萬清說，“你看，紅被子還是用白線縫的。”他常說，自己“最對不起的就是家裡人”。
1995年，農村人口急速膨脹，謝萬清的孩子上學連名都報不上，學校裡一張桌子旁圍著3個孩子。他帶著妻兒搬到了寶雞市，在一家照相館打工。這座城市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從寶雞發來的電報，通知他在農民攝影大賽中獲得一等獎，可等他從深山的家裡出發趕到，頒獎典禮已經結束了。他還在寶雞辦過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宮的櫥窗裡張貼了他的12幅作品。“連一面牆都撐不起來。”
在照相館，他負責手工沖洗黑白照片，“這活兒在當時只有我能幹”。老闆給他開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資：一個月400元。但兩個孩子在寶雞上學的借讀費每年就有上萬元，加上房租，謝萬清還是沒能“發財”。
他沒有放下相機，只是舉起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時在暗房裡待了十幾個小時，他已經精疲力盡。看到別人在拍婚紗照、證件照，他也“手癢”，“像鳥被困在籠子裡”。
他嘗試拍過城市裡的高樓和夜景，但“沒啥感覺”，還拍過公園裡談戀愛的男女，結果被罵“流氓”。他說自己適應不了城市生活。過馬路時，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橋”。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說“你坐在盲道上了”。
“農村哪有這說法呀！都是隨便坐。”他不滿城市空間太小，不開闊，空氣不好，還老堵車。有一次，他趕高鐵碰上堵車，乾脆下車，扛著行李跑了20分鐘。“差點沒趕上！”他說話聲音大，有時會湊到別人耳邊，邊說邊習慣性地拍打對方的肩膀或膝蓋。他跟別人打電話，免提永遠打開。
他再一次被“主流”排斥在外。
後來，照相館倒閉了，他賣過烤腸，還去浙江、江蘇、福建挖“西氣東輸”“西油東送”的管道，還鋪過通信光纜，“就是供人們看電視、打電話的”。可他只能在工棚裡聽收音機，2008年汶川地震時他抱著收音機聽了一夜。晚上就跟工友們睡在路邊或稻田裡，有時醒來，被褥都被灌溉的泥水弄溼了。
工作讓他覺得疲憊。他幾乎不怎麼拍了，相機壞了也不去修。
在“文化人”面前，謝萬清總顯得有些戰戰兢兢。有人在飯桌上說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響力，不是因為構圖或者審美，而是有重大的史料價值，他在旁邊一聲不吭，只是木然地點頭。
他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首詩，興沖沖地念給別人聽，結果對方聽了兩句就搖頭：“你這是個啥詩嘛！”
他常感嘆：“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
在照片之外，他確實難以展現更多的審美。家裡的擺設以實用為主，衣服也是亂穿。為數不多能證明他“愛美”的，或許就是院裡種的幾株月季和繡球了。他還在門口種了一大片竹子，“山上到了冬天就黃了，這個能四季常青”。
打工沒攢下什麼錢，2009年，他回到了農村。原來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損，裂了大腿寬的縫，蓋好新房後，他欠下了幾萬元的債務，直到現在也沒還清。30歲的兒子至今未婚，他覺得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窮，出不起彩禮錢。兒子埋怨他，他一聲不吭。因為內疚，他時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記為貧困戶。
相機壞了，他還是忍不住借錢買了一臺新的，甚至向孩子開口。“人家不煩我煩誰哩。”他訕訕地說。謝萬清曾經燒過自己的膠捲，打算“一輩子不碰相機”。但“這東西就像煙癮，沒辦法，戒不掉了”。
他喜歡翻看關於自己的報道。他給記者看一本雜誌，指著封面上自己的名字：“這雜誌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頓之類的，結果讓我佔了五六頁。人家都說：老謝費地方！”家裡的牆上張貼著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海報，片名就叫《老謝》。“我要是沒拍出點啥，人家能來找我？”
接到記者的採訪邀約後，謝萬清準備了3天的腹稿。“我語言都組織好咧！”他以近乎蹲下的姿勢坐在土炕邊低矮的馬紮上，手肘撐著膝蓋，眯著眼，用陝西方言小心翼翼地背誦已經組織好的語句，不時用手指點著筆記本上未乾的筆跡。伸出的手指像樹根一樣粗糙，指甲裡留著黑泥。
可這些年報道一多，他也煩了。“他們光報道，也不給點補助。”他伸出左手，做個了數錢的手勢，“現在小報我都看不上了。”
有時他會收到一些信件，請他去做出版物的編委，但需要交一定的費用。他交過一次錢，結果對方再也沒有聯繫他。“都是騙子。”他忿忿地說，“要是不交錢，我還可以考慮。”
有報道說他是“中國最窮的攝影家”，他不喜歡這個稱呼。有人勸他“多經營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記得要稿費。可他“一高興又忘了”。
回鄉後，謝萬清重新端起了相機。他發現村裡都蓋上了新磚房，樹也多了，可人卻少了。年輕人都出去上學、打工，他所在的山溝原來相鄰住了七八戶人家，現在只剩下5戶。
當地人說，現在村裡老人去世都湊不夠人抬棺，挖掘機挖個坑，就把人埋了。村裡的小學幾乎都撤了，而縣城的小學規模不夠大，許多農村孩子報不上名，只能中途輟學。
謝萬清依然愛拍過年、婚禮、社火。如今他的鏡頭裡，滿臉油彩的小孩把頭湊在一起玩手機。新郎新娘穿著西裝和婚紗，把粉色拱門立到了黃泥牆上。
他不願意展現農村的苦難和落後，因為“日子總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裡有小孩穿得不體面，他趕緊跳過，“這個不能公開，褲子都破了！”
但是他還是希望，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和農村的窘境，繼而帶來改變。作為縣城的政協委員，他曾經連續5年提案要求將山裡的一條公路重修，在會後坐到交通局的領導桌子上吃飯，“別人煩了我也要說，他們是肉，我就是那個蒼蠅！”他還建議村裡打深水井，因為淺水井水質不好。前幾年，村裡才通上自來水，否則還要像他照片裡那樣，用毛驢或人力挑水。
他看不慣農村彩禮重，娶個媳婦要十幾萬元。女兒出嫁時，他只收了1萬元彩禮，幾乎全部分給了女兒和女婿，自己只留了八百元。他跟親家說：“我不要錢，只要你們把我閨女當人看就行了。”
隴縣地處陝甘兩省交界處，距離他家六七里山路有一處界碑，他每次路過都要帶上一把鐮刀，把石碑周圍的雜草割淨。有人路過覺得奇怪：“你在這割啥草哩？”他總是說：“這事你不幹、我不幹，就沒有人幹了。”
有人說：“老謝沒錢，就靠這口氣活著。”
在劇烈變化的時代，他已經很難像準確捕捉到變化的信號了。比起人像，他現在更喜歡拍大自然。他很少再採用仰視的視角，更多時候喜歡俯瞰。“我的設備不行，必須站得遠，才能拍得全。”去年冬天，他幾乎天天站在縣城的大橋上等黑鸛，相比別人的相機，他的鏡頭短了一大截。
有人說他現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他們沒看出門道”。有幾次他想發表幾張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願意公開了，“現在很多地方尺子不準”。事實上，他也並沒有太多渠道。
前幾年，他在幾位影友的幫助下，以個人名義在西安辦過一次影展，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的。他聯繫了西安幾個場館，有的說“不提供這項服務”，有的要按平米收費，“一層每天5000元”。
他最終把場地選在了漢城湖公園，“那地方不要錢”。他繞著欄杆拉起一道長繩，每天清晨把貼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夾在繩上，入夜再收起來。他弓腰揹著照片走在西安的夜裡，摞起來的照片快比他人還高。連續3天，他搬著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有人來看，他就上前講解。
前幾年，他存放照片的倉庫起過一次火，許多照片被燒燬了。他搶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農具、糧食、化肥放在同一間屋裡。對他而言，那些都是相當重要的東西。
說話間隙，他的眼神習慣性地越過土炕，望向窗外。隴縣的山區已進入深秋，多雨，土黃色的院子裡泥濘不堪。玉米金黃，裝袋壘了一米多高，用雨氈蓋得嚴嚴實實。農民的日子極端地依賴天氣，已是種小麥的時節，他看著窗外嘆氣：“又下雨了，幹不成活兒了。”
謝萬清不再指望自己發財，“我就這人，就這命運。”他有時想起往事，會嘆口氣，“人這一輩子太難太難了。”
兩年前，寶雞群眾藝術館為配合扶貧政策，為他在隴縣文化館安排了一份工作，主要負責看管攝影展廳。那個廳裡至今還擺放著他的作品。他很高興，覺得自己作為政協委員，“帶頭脫貧了”。縣裡有什麼文化活動，他也會去拍些照片，有廣場舞，有書法比賽。但他不喜歡那些片子，翻看照片時，看到活動照總是急著跳過，“不看活動，堅決不看活動”。
每個週末，他要在山路上騎4個小時的自行車，回家種地。週日再回到縣城。他在館裡有一間屬於自己的辦公室，一張小床。他覺得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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