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鄉、西峽山水相依，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縣名本源於析地（西峽、淅川之地），西魏大統年間更名“內鄉”，距今已1400多年。後周顯德三年（公元956年），廢菊潭（今內鄉）入內鄉，縣治在峽口。歷近300年，後因時代變遷，政治需要，始將內鄉縣治由西峽口遷入渚陽鎮。直到1949年12月15日才將兩地分開新建西峽縣。
內鄉縣城，前稱月無月隆源〔源東有坡，曰金銀坡，（今內鄉衛校所在地），舊置巡檢司在焉〕，宋代改稱渚陽鎮（山之南水之北為陽，水中間小塊陸地為渚。鎮受湍、黃、螺三河之圍，稱渚陽最善）。內鄉縣治何時遷入渚陽鎮？歷來說法不一，歷有南宋、金、元之爭。對元初之說，起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版發行的《河南省內鄉縣地名志》，官方一家之說即成定論。這部志書首推《內鄉縣歷史沿革中有關幾個爭論問題的考證》，在問題七《內鄉縣治所何時遷入渚陽鎮》中一錘定音。原文如下：
“自隋唐至宋金，內鄉縣治所一直設於今西峽縣城關鎮。內鄉縣治所何時遷於渚陽鎮（今內鄉縣城），舊縣誌記載為宋金，唯民國《南陽第六行政區沿革考》載是元初。何史為據，難以定論。近有學者從《明正統南陽府志》（膠捲影本）查到：“內鄉元初以治阻遠，難於饋餉，改置西峽口巡檢司，即渚陽鎮徙治焉。正統時城池尚未築。”等記載，它比《明嘉靖南陽府志》還早了110多年，從而提出了內鄉縣治所是元初由西峽口遷往渚陽鎮這一疑難問題。”
我們首先重溫下歷史。歷史記載，北宋時，金已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政權，於公元1153年遷都燕京（今北京附近）。接著先攻北遼，挾滅遼之威席捲西南，於公元1127年趙氏北宋南遷，統一了包括黃河流域（中原）在內的廣大北方地區，並與南宋長期對峙。到金章宗時期，為金朝鼎盛時期，政治、經濟制度都更加完備，封建制度進一步發展。後因朝廷亂臣擅權，內外交困，內有紅襖軍起義，外值蒙古軍南下，金軍敗北，不得不於公元1214年京城南遷於汴（今河南開封）。到哀宗時，已是區區生聚，圖存於亡。雖哀宗積極圖強，但終不能扭轉喪亂中經濟、政治的最終崩潰。於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初，蒙古軍陷汴京，金哀宗遷往蔡州。天興三年（公元1234年）正月，蒙古軍佔領蔡州，哀宗自殺，金亡。
據《金史.地理志》記載：“鄧州，武勝軍節度使，領縣三：穰城、南陽、內鄉。南陽作為一縣屬鄧州管轄，均州、鄧州、唐州都統領於南京路。這一時期，據《鎮平縣誌》載：“鎮平，金哀宗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置縣，著名詩人元好問為首任縣令。”另見劉鵬九先生《內鄉縣衙與衙門文化》一書中對元好問的介紹。又據南陽日報社會早刊《“一代宗師”元好問的南陽情結》一文中考證：“元好問，公元1224年（金哀宗正大元年），35歲，第六次汴京應試詞科合格（中進士）……被授予國史館編修，留在汴京。”公元1227年（38歲），金正大四年，元好問任內鄉縣令，移居內鄉。可證元好問是在鎮平縣建置之初的公元1226年首任鎮平縣令，於次年公元1227年調任內鄉縣令。接著該文又說：正大五年，在內鄉只做了一年多縣令的元好問，為其繼母張氏去世而遵制守孝服喪，去官守制居白鹿原長壽村（在今西峽縣丹水鎮菊花山下）新居，後移居夏館秋林寺……經歷了一段由官為民的轉折。“金正大五年至七年（1228-1230），元好問服喪三年，……1230年春，應鄧州守將移刺瑗聘為幕僚。據史料考證元好問這年去南陽做了縣令。
歷史記載，金人統治中國北方後，採納內地的很多政治制度，元好問六次應試國考，就是金實行科舉制度的明證。斯時內鄉渚陽鎮劉文龍中了狀元。據〔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載：河南內鄉人劉文龍為哀宗（金）朝狀元。《遼金元狀元譜》一書稱，劉文龍，渚陽（今河南內鄉）人，字號，生卒年不詳，金朝某科狀元。”只因突發病疾，死於御街誇官途中。時內鄉縣令聞文龍得中，命將城牆垛口由橢圓形改為梅花形（朝中規制）又於衙後東崗（原檢察院處）建狀元府第，正廳三間建成聞薨乃至。今城南關劉文龍故宅後花園“狀元井”尤存。又因劉狀元之故，後世人們在內鄉黌學門外的影壁上鑄雕有“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楹聯。
再說元好問在內鄉做縣令的治所，不可置疑是在西峽。在其《新齋賦·序》中寫道：“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因內鄉舊縣治在菊水西北，即峽口，是元好問任內鄉縣令縣治尚未遷移的一個見證。前已述及元好問在公元1227年任內鄉縣令，於公元1228年就因母故而丁憂於菊水之上。罷官而去。是否就以此作為金末內鄉縣治未遷的依據呢？不！金哀宗是一個發奮圖強，革故鼎新，勉力鞏固國防，希望長期與蒙古抗衡併力圖戰勝它的末代皇帝。他既可在任期於公元1226年，對從未置縣的鎮平，在一片空曠之原，設置鎮平新縣，又於公元1233年蒙古軍陷汴京時將京城遷於蔡州，豈不能在這期間為方便籌措軍需，集會議事而把居於商鄧之間治所偏遠的內鄉縣治從峽口遷於更近的渚陽鎮呢？這裡有一張地圖，《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第52-53頁《金南京路圖》截圖《金朝時期內鄉縣一帶建縣示意圖》，見附錄：
圖上“內鄉縣1”、“內鄉縣2”說明什麼？“內鄉縣1”即在西峽口，“內鄉縣2”即在今內鄉縣城，這不正說明了內鄉縣治在金時先後在兩個地方設嗎？
援引“金遷說”幾處記載：
1.《金史·地理志》（金史二五，第67頁總6987頁）載：“內鄉，有高前山（今方山）、熊耳山、黃水、菊山、淅水、富水。鎮一：峽口。”高前山（方山）位於今內鄉縣城西南6公里處，海拔529.61米，距縣城最近的一座山；黃水河是湍河的支流，環內鄉城西南。當時內鄉含內鄉、西峽、淅川之地，境內那麼多高山、大河為何不提，單提這些山水，且直說“鎮一：峽口”，說明西峽已是內鄉一個鎮了。對元好問有所瞭解的人也知道，元統一中國後，元好問一直做《金史》編纂工作，且成效卓著。元好問當然最清楚內鄉縣治遷址之情，他主持的《金史》已表明內鄉縣治在金代已在渚陽鎮了。
2.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編纂的《內鄉縣誌·公署·縣治》（卷之二）中載：“金廢淅川，復置順陽縣，而徙內鄉縣治於渚陽鎮（即今內鄉縣治地，古名月無月隆源，源東有坡，曰金銀坡，舊置巡檢司在焉）。”並記載說：“（內鄉）縣舊治在今內鄉保三渡河東十里許……金以縣治去（鄧）州阻遠，難於集事，徙縣治於渚陽鎮，而以舊治置西峽口巡檢司。”
3.明嘉靖《鄧州志》（卷之九·創設志）載：“（內鄉縣）宋因之。舊治介商鄧之中。去郡（鄧州）二百四十里，恆艱於集事，金守襄陽，軍旅饋餉，郡實劇焉，由是，徙其治於渚陽鎮，即今治也。”
4.清王儉心，王滌心所著《內鄉通考·建置考·城池》（第二卷，第75頁）載：“內鄉舊城，隋時築於內鄉保三渡河東十里許，……歷唐、宋至金，以縣治去鄧州遠，始徙於渚陽鎮，即今城也。初建土城，週三裡許，至元時，已多傾頹。明景泰三年，知縣貊安重修。”該《通考·古蹟》中還說：“內鄉舊城周圍七里許，城門現存，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內鄉保。”
5.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編修的《內鄉縣誌·輿地·疆域沿革》（卷一）載：“金廢淅川縣，復並置順陽、博山二縣，而徙內鄉縣治於渚陽鎮。俱屬於鄧州武勝軍，統於南京路。”
另劉文龍中狀元后，縣令責成於衙後（前檢察院所在地）建狀元府第，並將城牆垛口改形之事，雖系民間傳說，亦不是空穴來風吧。傳說都是一輩一輩口口相傳而來，且劉狀元確有此人並在金朝中榜，誰也推翻不了！
再探討一下元初遷治的問題。
歷史告訴我們，迅速強大的蒙古軍從公元1211年即開始攻金，金被迫於公元1214年遷都南京（今開封），公元1215年蒙軍攻佔金的中都（今北京），並追擊金兵於河南。成吉思汗逝世後於公元1229年窩闊臺繼為大汗，聯宋攻金，勢頭迅猛，但同時做著滅宋的打算。金朝已感到形勢危機，一方面處於局勢暫時穩定，另一方面則積極備戰。鄧州乃金的戰略重地，距襄陽非常近，須近距離支援。此時，金因內鄉舊治距鄧州偏遠，不利籌運戰略裝備，集中人員和召集會議十分困難，故遷治於渚陽鎮合乎當時的歷史背景。
號稱“馬上得天下”的蒙古軍隊，自窩闊臺繼成吉思汗為大汗，繼續奉行征戰策略。公元1234年滅金，公元1235年揭開蒙宋戰爭序幕，同時西征，滅不裡阿耳、欽察、攻入斡羅思、勃烈兒（波蘭）、馬紮兒（匈牙利）。公元1241年窩闊臺死後的十年，皇室汗位之爭激烈，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加劇。時而皇后攝政，時而先皇兄弟子侄互相爭鬥，政局動盪不安。直至公元1251年蒙哥稱汗，才擺脫了這一統治危機。蒙哥於公元1257年親征南宋，公元1259年病逝。忽必烈乘機奪位，蒙元歷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正式建國號大元，這時才堪稱元朝。
忽必烈繼任，建國號大元，定大都（今北京）為首都，即加緊征伐南宋，至公元1279年，南宋亡，實現全國統一。這一時期根本不可能考慮一縣遷治問題。其後北方諸王屢有反叛，尤以西部海都，東北乃顏為甚，忽必烈多方親征，遏制住反叛之後，接著對鄰近諸國發動一系列戰爭，損失慘重。又於公元1283-1292年，用近十年時間，開通全長超過1790公里的京杭大運河。這期間可謂穩政局、拓疆域和大建設時期。請問這一時期元朝統治者顧及考慮遷縣治的問題嗎？忽必烈之後，經成宗、武宗等八帝，為元朝中期。而內鄉縣治早已在渚陽鎮建立，連縣衙的重建都在公元1304年，遑論遷治問題。
綜上，我們認為，內鄉遷治之事，宋金爭戰之際，宋處劣勢；無遐顧及一縣遷治問題；元初根本沒工夫，也無據可考，僅憑南陽府志一面之詞難以讓人信服。當在金哀宗年間，以鎮平建治之後，劉文龍中狀元之前約1230年前為宜。
我們在編篡《內鄉縣城關鎮志》之際，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同時也與一些關注城關鎮歷史的人士進行了接觸，提出了內鄉遷治於金代（1228-1229年）的見解，歡迎有識之士參與研討，以求一個真實的定論為盼！(任佔成 陳炳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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