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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是個審美的人
如果說“文革”改變了那一代的中國藝術家的命運，那麼何多苓一定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何多苓小時熱愛繪畫，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他也有著更多為自己選擇的權利。然而，高中就讀於重點中學成都七中的他，仍被父母希冀能夠學習理工學科。就當這一切應當順理成章的發生的時候，命運給了他一個轉彎的機會。
何多苓工作室中小學時的合影，攝影：YT
1969年，本應在學校學習理工科的何多苓來到涼山彝族自治州，和廣大的適齡青年一樣，響應號召，上山下鄉，感受真實的勞動人民的生活。
1969年，何多苓在四川涼山州插隊，圖片提供：何多苓美術館
在涼山的何多苓，在身體的勞動之餘，內心卻感到無比的狂喜。他熱愛自然的美麗。在成都，他看到的是平原、是城市，在涼山，他看到的是天高雲淡、山谷星斗。他說這讓他感到狂喜，這份狂喜抵住了勞作的艱辛、生活的苦難。而這種感受在後來，也被他歸結為他自己“天生是個審美的人”。
在涼山，何多苓不僅僅觀察、感受、擁抱自然，更去盡情地吸吮書本中的精華。在那段時間，他看完了各種世界名著，比如托爾斯泰、普希金、巴爾扎克、雨果，還閱讀哲學，尤其是丹納的《藝術哲學》讓他印象深刻，在人文知識之外，他還關心自然科學，比如C.弗拉馬裡翁撰寫的《大眾天文學》等等。
何多苓工作室中1963年時的素描，攝影：YT
在別人回憶起來，文革的十年或許遇到了家庭的變故、或許是改變了自己的一輩子，然而何多苓提起來，回憶的卻都是美好的記憶，這十年像是給了他一份禮物，讓他在涼山的美景中，內心逐漸成長。
不是選擇的選擇
1972年，上山下鄉接近尾聲，在大家都開始想辦法回城的時候，何多苓卻像個局外人，繼續做著自己的事情，看書、作曲、自學畫畫。
後來父親的身份問題得到解決，何多苓才從涼山回到成都，這時候，他已經將近25歲。成都師範學校招生，雖然想學習音樂，但學校只招收數學、語文、英語和美術，何多苓只好選擇美術，也因此，他開始接受了更為專業的美術教育。
1977年，已經教書幾年的何多苓看到了恢復高考的通知，當即決定報考四川美院，那時候的何多苓已經參加過全國美展，有很高的基礎，再加上將近30歲，再想轉行也並不是容易的事，他的音樂夢悄悄地藏在心裡，因為他也深知，需要童子功的音樂可能並不能成為自己的職業，只能是自己的夢想。
只關心自己的事與《春風已經甦醒》
1978年，何多苓、羅中立、張曉剛等著名當代藝術家考入四川美術學院，成為川美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他們背景閱歷不同，而年紀稍長的何多苓自然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羨慕他的技法、羨慕他畫得好，但是何多苓卻像知青時代一樣，仍舊關心著自己的事，埋頭學習、研習畫冊、鑽研技法。別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何多苓的方向就是“想要畫得好、畫得更好”。
1978年，何多苓（左4）與同學在四川美院，圖片提供：何多苓美術館
1981年1月期的《世界美術》上刊登了美國畫家安德魯·懷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何多苓立即被那種高度物質化、極其細膩硬朗但極具精神性的畫風所吸引，並決定用此畫法創作畢業作品。
何多苓工作室一角，還放著MoMA印製的安德魯·懷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海報，攝影：YT
何多苓的畢業作品《春風已經甦醒》在現在看來是極有標識性的一幅作品，而當時導師卻拒絕打分。當時對這幅作品的評價是“怎麼能這樣畫，像油畫嗎，根本不理解，甚至連分都沒給他打”。那時候有羅中立的《父親》這樣極富主題性和標誌性的作品，而何多苓的作品被認為“情調低下、格調不高”。當然也因此這致使何多苓沒能順利畢業與留校任教。
何多苓《春風已經甦醒》，布面油畫，96×130cm，1981年，藏於中國美術館，圖片提供：何多苓美術
《美術》雜誌編輯何溶、慄憲庭見到後力排眾議，將作品《春風已經甦醒》放於雜誌封面上。此幅作品後來被油畫界評價為“整個作品的情調是抒情的、詩意的、神秘主義的、不可知的，表現了人與自然的神秘聯繫”，也因此深入一代人青春的記憶中。《春風已經甦醒》之後參加“法國春季沙龍展”(巴黎盧浮宮)，隨後中國美術館以550元材料費收藏了此作品。
何多苓與慄憲庭，圖片提供：何多苓美術館
然而，何多苓似乎又恢復了自己那種“關心自我”的世界當中，他還是願意畫自己的畫。1984年，何多苓作畫《青春》，為自己的知青題材畫上句號，與艾軒合作《第三代人》，記錄了那個時代有志青年的樣貌，然而，轟轟烈烈的80年代的藝術運動中，找不到何多苓的影子。
何多苓、艾軒《第三代人》，布面油畫，180×190cm，1984年，圖片提供：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何多苓說，客觀的美術史，是由別人創立的，為藝術帶去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他自己主觀的美術史，屬於他自己，這部美術史也在變化，而變化的就是他個人。
走上自己的路
90年代，何多苓前往美國。在美國，他看到了之前沒有認真看過的中國宋畫。在何多苓成長的歲月中，他從來沒有認真地看過中國畫，而在美國，他有了更多的時間，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去仔細地看原作。他覺得他中國人的那部分甦醒了，於是他不斷地去探索，這段時間也被他自己看作他個人美術史的過渡期。
換做別人而言，十餘年的過渡，被邊緣、被遺忘恐怕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而對何多苓來說，他似乎根本沒有感受到任何失落、焦慮甚至茫然。他說他可能有些漫不經心，別人對他說你這個20年是不是太浪費了，一直在實驗，而他自己覺得，一瞬間就過了。
1998年，肖全在成都拍攝的何多苓，攝影：肖全，圖片提供：何多苓美術館
2006年到2008年，何多苓舉辦了一系列的展覽，何多苓開始找回了自己的模式：人作為主體、風景作為背景。然而和80年代不同的是，這時候的風景更加的模糊不清、更加漂移。在這段時期的“野園系列”被看做是“具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轉變的系列”。何多苓自己也認為，這源自於他對於題材選擇的自由，“沒有那種好像想非得這麼畫，非得畫這樣的東西，非得規定什麼是能畫的，什麼是不能畫的，我現在什麼都可以畫。”何多苓說。
何多苓《失樂園》，布面油畫，150×200cm，2009年，圖片提供：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2015年，何多苓前往俄羅斯，終於踏上這片令他心馳神往的土地。他崇拜託爾斯泰，普希金，阿赫馬託娃，契科夫，肖斯塔科維奇等等俄羅斯文藝巨擘，這緣分始於涼山大地他對於閱讀的經驗。在“俄羅斯森林”系列裡，他將他的肖像畫置於俄羅斯森林的背景前，這是屬於他的語言，而這個內容又是他自我的爆發。將他數十年的愛好、經驗與樂趣融為一體，淋漓盡致。
何多苓《俄羅斯森林之青銅時代》，布面油畫，150×200cm，2017年，圖片提供：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今年更好，七十而立
2018年，何多苓70歲。
何多苓說，“我覺得今年更好，今年又是一個新的時間節點”。他畫了一個寫生，在上面寫了一個小小的“七十而立”，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何多苓《雜畫寫生 No.8-3》，布面油畫，100×50cm，2018年，圖片提供：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他覺得現在有很多事情可能是年輕的自己會在乎的，但現在完全不在乎的。當時他喜歡蒼涼，現在反而感恩有一個花園旁的工作室，在這裡他隨便畫畫花、畫畫草，內心滴不滴血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他熱愛著現在擁有的景色帶給他的另外的感覺。
何多苓在位於成都藍頂藝術區的工作室花園中寫生，攝影：YT
現在的何多苓每天掌握著自己的生物鐘，睡到中午、畫到深夜；在他位於成都的何多苓美術館裡，舉辦音樂會，之後喝啤酒、開派對。他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自己的藝術史，一部屬於他的“隨性的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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