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底，已在办公室做了两年收发员的我，被调到法纪检察科当内勤。报到时，科长对我说，“我们不同大科室，历年是内勤兼外勤。因为看你字写得好，才专门要到科里来的。现在科里接到一件涉嫌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案，由你负责做笔录。”我心想，这有何难的。
两天后，我们办案组在副科长的亲率下赶至麻城县某管理区实地调查。因查的是干部，当地有关部门不怎么热乎，加之当时农村条件确实差，没给我们安排室内场地，更无桌椅板凳，办案组便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工作。我席地而坐，迅速拿出笔、纸，将膝盖当桌，记下主办人的提问，当被调查人答问时我懵了，方言听不懂，语速快，手里的笔只记了几个字，后面说的什么没记住，接着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协办人的插问……简直无法记了。
“能再说一遍吗？”我红着脸对主办人道，于是又从头来了一遍。我慌忙在相关问题处做补记，那些方言还是没听懂，旁边人就帮忙解释，但有的方言字我不会写，额头上不停地冒汗……副科长看到我这副囧态，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第一次嘛总有点，慢慢来。”老内勤也过来看了看我手中的笔录“你事先看过案件材料没？”我摇摇头：“不是只做笔录么，还要看材料？”
“事先要熟悉材料，笔录时要选关键的话，或归纳或用意思不变的语言记，没听清的应主动要求被讯问人重复一遍。”在等第二个调查人的空档，我赶紧找出报案材料浏览，竟慢慢品出了味道，完成了后面的笔录工作。
有了这次经历，我对笔录工作再也不敢忽视。为了不断提高笔录质量，不论大小会，我都认真做记录，练习书写速度、大脑记忆、归纳能力；办案时，尽可能地用被询问（讯问）人的原话；下基层时，注意学习听辩各地方言及意思。几个月后，我终于能听懂地属12个县市区的常用方言，记录速度有了飞速提高。在一次特大玩忽职守案破获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5年6月，检察长交办给法纪检察处一起涉嫌重大玩忽职守案件。笔录工作毫无疑问落在我头上。和往常一样，我仔细做着准备，熟悉报案材料时，发现该案有别于往常我们所办的此类案件，一是该案发生在市场经济初期，被告人原为某地直机关人员，到国企后首次经商出的问题；二是看表象上是一桩买卖合同纠纷，涉及经济问题，对我们来说可是一头遭，且涉案人员行踪不清；三是涉及直接损失达二百余万，对经济不发达的黄冈来说可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惊动了当时的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亲自过问。我马上向办案组作了反映，理出节点，查阅相关政策法律。几天后，我们收到线索赶赴上海，找到卖方李某某（即黄冈人）询问，他一直强调这是买卖合同纠纷，检察院是违法插手等等。欠经沙场的主办人沉着提问，我飞速记录着李某某每句话，不时审视着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眼前浮现被告人那副书呆子的模样，心想那合同能兑现才怪呢！
询问结束，当其阅笔录签字时，李某某突然说，这不是我说的，将自己的陈述连同询问人的提问全部划掉。
“刚才我们办案人是这样问你的吗？”我拿过笔录沉着问。
“是的”。
“你是不是这样回答的”，我指着记录李某某陈述的那段。
“是的”。
“那为什么不承认全划掉，连我们办案人的讯问也划了？”
李某某的脸白一阵红一阵，“没想到记得这么全和复读机一样，有点怕了”。
“你那振振有词，不做亏心事怕什么”！
……
针对李某某的这种反映，办案组及时调整了侦查方案，边查外边边继续询问李某某。一天两天……一次两次……李某某对我们的侦查行动了如指掌，外围情况几乎与李某某说的一致，侦查一下陷入了僵局。在家的检察长也受到了地委领导的严厉批评，检察长通知我们即刻返回，再研究案情。
夜深了，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直觉告诉自己，李某某绝对有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从这么长时间的调查询问情况看，随同办案组的发案单位人员中有人泄密。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李某某和其他有关人员的笔录，列出时间、地点、人员、事件，一一对比，一小时过去了，……五小时过去了，屋外的鸡已打了好几次鸣。突然从对李某某的一次询问笔录里发现了其提到一个可供货单位，我们还没查，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案件的突破口，心里一阵激动，待列好询问提纲，推窗一看，朝霞已映红了天边。我急忙敲开已劳累多天正发着烧的组长房门，简要汇报了情况，并请求担任此次侦查的询问人，组长迅速召集全体办案人员和随同人员短会，我提出马上出发，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员不得单独行动，所有无线电话全部关闭，具体行车路线、目的地听我指挥。
在副驾驶位上，我看着地图，指挥着行车，由于宣布了纪律，一行人都保持着沉默，车在乡村土路上，颠簸了5个多小时，来到长江口边的一个乡镇工厂，当我们一亮明身份，大铁栅门内即刻走出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你们终于还是找来了，我是厂长，一听这厂长的语气，我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厂长把我们让进办公室，“李某某早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们黄冈检察院在查他，要我帮忙。不管怎样，我是个党员，昧良心说假话确实做不出来。”接着竹筒子倒豆子，把李某某如何用黄冈的钱倒卖钢材，一货多卖骗被告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几个月后，我们为发案单位追回了全部损失和利息共300余万元。该单位领导带着锦旗到检察院来感谢，被告人也连连说，是你们检察官救了我，我再也不好高骜远了，要更努力的工作报答检察院的救命恩情。
多年后，检察机关办案再也不用笔记录了，全换了电脑打字。
2008年，我调到检委会办公室工作，没多久省政法委组织的年度案件质量检查开始了。当我翻阅着这些案件时，发现大多笔录都有一个问题，针对同一个案子同一内容时，一字不差复制首次笔录。“这样的笔录对破案有用吗？”检察长认真听完我的报告，语重心长地说，“我把全市案件质量的把关就交给你了，你大胆地去纠，不管别人说什么，只对我负责，对法律负责。”有了这尚方宝剑，我反复与有关部门、办案人沟通，耐心解释做好每份笔录的要求及重要性，逐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识。在检委会工作四年多，由于自己的坚持，两级院领导及干警的努力，全市案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多次在省政法委、市人大检查中获得好评，被评为优秀单位。
回顾从检三十四年的经历，认真做好每件事就是我最重要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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