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中的各種現象不過是一些思想在現實世界的體現。諸如調結構還是穩增長、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爭論，不過是長久以來經濟思想界的爭論以新形式重演而已”。光大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博士在北大匯豐第十六期“耦耕讀書會”上發表了題為《決定中國經濟的思想線索》的演講。

徐高博士從古典經濟學開始講起，梳理了經濟學思想爭論的歷史脈絡，以及在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中的體現。徐高博士認為，經濟現象最終是人的思想的具現。因此，只有從思想源頭上來解釋中國經濟的諸多現象，才能深入到經濟現象背後的最深層次成因。徐高博士從對經濟思想的歷史溯源開始了他的演講。

徐高博士介紹了霍布斯對人性的看法

政府還是市場？

經濟學家似乎總是在爭論不休。但在他們爭論中有一對永恆的矛盾——市場和政府。對這對矛盾的爭論貫穿了經濟學的整個發展史。政府究竟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涉入經濟活動？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取決於回答者對市場的看法，更決定於回答者對人性持有的觀念。

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抱有對人性的悲觀看法。在其1651年出版的名著《利維坦》中，他認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時，人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霍布斯覺得把自私自利的人放在一起會天下大亂，讓人們過著“孤獨、貧困、卑汙、殘忍而短壽”的生產。為了自拔於這種悲慘的狀態，所有人都會簽訂一個契約，把權力交給強有力的主權者，讓這個主權者來懾服大家。很顯然，霍布斯的理論是對政府管制的有力支持，並常常被用來為集權辯護。

而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則代表了對人性持樂觀看法的流派。斯密相信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自私自利的人們湊在一塊也能形成一種和諧的局面。因此，他認為政府只需要擔任守夜人的職責，把剩下的事都交給市場就可以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經濟學中就具體表現為基本分析工具“一般均衡”。

在這裡可以看到，如果對市場（或是更廣義地說，人所組成的群體）沒有信心，那就會認為需要政府更多的管制。所以要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做選擇，關鍵取決於判斷者對市場的信心有多強——對市場信心強，就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涉，反之則需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深度涉入。而對市場是否有信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判斷者對人性的理解。

講座現場

供給還是需求？

在市場與政府的選擇題中，古典經濟學家一般傾向於選擇前者。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場的信仰可以用薩伊定律來概括。薩伊定律說得是“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這個定律並不像初看起來那麼不可理喻，而是包含了對市場運行的深刻洞察。

古典經濟學們認為當我們看到經濟中有生產活動正在發生的時候，一定有需求已經產生了——因為人之所以會費力地去勞動，一定是因為他想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一個人什麼需求也沒有，那是不會去工作的。當然，需求與勞動之間可能隔著很遠的距離——種地的人可能需要織布的人縫出的衣服——但古典經濟學認為高效運轉的市場會把這分隔的需求與供給聯繫起來。所以在整個市場的層面上來看，供給總能找到足夠的需求。由於市場這種高效調節能力的存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

但也不都是所有的古典經濟學都認同薩伊定律。以人口論聞名於世的馬爾薩斯還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來論述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可能性。馬爾薩斯認為需求雖然人人都有，但如果真正要對經濟產生影響，需求必須出自有購買力的人。如果需求和購買力不相匹配，就會產生需求不足。而需求是否和購買力做了很好的匹配，其實是有關收入分配的問題。

對薩伊定律的支持與反對與否，決定了分析者心中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在供給面還是在需求面。如果認為薩伊定律是成立的。供給總能找到需求來匹配，那麼需求就不應是經濟增長的瓶頸，增長的瓶頸就只能在供給面，是供給能力限制了增長。相反，如果認為薩伊定律不成立，那也就承認了需求不足的可能，那麼需求面因素就會是經濟增長面臨的更重要瓶頸。所以說，經濟學家有關供給與需求的爭論，其實是有關薩伊定律成立與否的爭論之變形。

對薩伊定律的爭論並非只有理論意義，而是直接決定了對現實世界宏觀政策的評價。如果相信薩伊定律是成立的，那就應該認為市場本來就處在高效運轉的狀態。這種情況下，擴張性的宏觀政策會擠出民間支出，擾亂市場運行，並不會讓經濟變得更好。但如果薩伊定律並不成立，市場並非處在高效狀態，通過恰當的宏觀政策來擴張需求就可以把經濟調控到更好的狀態。

可以用“破窗”的例子來更形象地闡述這裡面的邏輯。把一扇好好的窗戶給砸碎，到底對經濟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取決於砸窗之前經濟處在什麼樣的狀態。如果之前修窗的工人沒有工作，正在失業，那麼砸碎窗戶能讓他有工作、有收入，境況從而變得更好。而且這位修窗工人還會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讓更多失業的人能有工作。這便是凱恩斯所說的“乘數”效應。但如果在砸窗之前，修窗工人本來就有飽滿的工作任務，有足夠的收入。這時為了修好剛被砸碎的這扇窗戶，修窗工人就得把他原計劃要做的工作停下來。這樣，砸碎窗戶的行為並不能增加修窗工人的收入，而只是帶來了財富的損失。

在前面這個破窗的故事裡，修窗工人沒工作的情況便對應薩伊定律不成立的情形，而修窗工人有工作就對應薩伊定律成立的情形。所以，砸碎窗戶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取決於經濟的狀況是否滿足薩伊定律。如果經濟中供給過剩、需求不足，那麼砸碎窗戶就是好事，反之則是壞事。類似地，要評價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到底是有利於還是有害於經濟，關鍵要判斷經濟正處在什麼狀況。如果需求並非瓶頸（薩伊定律成立），那就不應該用凱恩斯的需求擴張政策。但如果經濟中需求不足，那麼凱恩斯的擴張性政策（哪怕是政府僱人來挖坑再填上）就是可取的。

因此，當各方就宏觀政策進行爭論的時候，大家真正應該討論的其實是經濟狀態是否符合薩伊定律的描述，經濟運行的瓶頸究竟是在供給面還是在需求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前中國經濟中有關供給面還是需求面的討論，不過是在延續著古典經濟學家就薩伊定律展開的辯論。

徐高博士認為真正應該討論的是經濟狀態是否符合薩伊定律的描述

新-新古典綜合的世界觀是什麼

現代的宏觀經濟學主流範式是“新-新古典綜合”框架。這是圍繞薩伊定律展開的長久爭論之產物，體現了對薩伊定律成立與否這個問題的一種折中回答。1929年的大蕭條是非常明顯的市場失靈。因此在大蕭條之後，注重需求管理的凱恩斯經濟學成為宏觀經濟學的主流。但隨著1970年代“菲利普斯曲線”的消失，經濟學家認識到需求管理政策會改變人的預期，並最終讓政策無效。這讓經濟學家認識到了預期的威力，認識到了由具有理性預期的人所組成的市場的靈活性，因而在宏觀經濟學中復興了對市場的信仰。其後果就是叫做“新-新古典綜合”的宏觀經濟學範式。

“新-新古典綜合”的範式並不認為市場一直是有效的，因為那樣就無法解釋大蕭條這樣市場明顯失靈的現象。但它也並不認為市場一直是無效的，因為有理性預期的人終究還是會調整其行為，最終使市場中的資源達到高效配置，從而達到薩伊定律所描述的狀態。可以說，新-新古典綜合眼中的世界是一個“摻了沙子市場體系”。它認為市場在長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預期調整到位之前）則有沙子（如粘性價格等摩擦因素）帶來的對有效市場的偏離。

相應地，“新-新古典綜合”的範式認為經濟的短期瓶頸可能在需求，但長期瓶頸一定在供給。因此，這一範式認為宏觀政策在短期可以作為、應該作為，但在長期不能作為、也不應作為。長期增長的瓶頸只在在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這三個供給面因素上。而這三個因素是需求管理的宏觀政策無法直接作用的。

當前有關中國經濟的許多聲音其實來自“新-新古典綜合”框架的影響。接受了這一框架的人會認為，次貸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放緩是潛在產出水平下降所致。政府對此應該容忍，而不應用宏觀政策來託底增長。這些人還認為財政和貨幣政策效力有限，反而催生了債務問題，以及因為貨幣超發而帶來各種不利後果。最後，這些人還相信穩增長政策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市場的出清。

“新-新古典綜合”這個專業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聽過，但這並不妨礙這套範式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世界觀而影響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便是思想的力量。不過，這套範式畢竟起源併成熟與西方，與西方國家的經濟現實更為契合。但這並不代表這套範式就是真理，更不意味著這套範式所導出的結論就適合中國。事實上，前面所說的那些“新-新古典綜合”得出的有關中國的政策含義多有偏頗。對這套框架的盲信是中國經濟落入當前困局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需要“中國故事”？

正如凱恩斯所說的，統治世界的就是思想。“新-新古典綜合”既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範式，更是一套系統看待經濟的世界觀。從這套世界觀出發，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問題。而按照這套世界觀，中國經濟需要大規模地改造，以實現長期持續增長。前面所列舉的放棄穩增長、放任經濟增長下滑等觀點便是這套世界觀給中國經濟開出的藥方。

必須要承認，“新-新古典綜合”這套世界觀在解釋世界方面有其價值，也確實能幫助我們認清許多中國經濟中的現實問題。但我們同時也要知道這套世界觀絕非真理，對中國經濟的解釋力更是遠遠談不上令人滿意。張五常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寫道：“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很顯然，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能在“新-新古典綜合”中找到。

當有些人在批判中國地方政府對GDP的追求時，他們並沒有看到地方政府的GDP競賽恰恰使得中國政府成為了呵護經濟增長的“幫助之手”，而非別的一些國家政府所扮演的“掠奪之手”的角色。當這些人在批判中國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時，他們並沒有看到在現行收入分配之下，中國的大量收入流向了非居民部門，剛性地轉變成了儲蓄，而這些儲蓄又有轉化為投資的需要。當這些人在批判中國槓桿率上升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看到中國國內的債務產生於中國的高儲蓄和債權型融資主導的融資結構，有其合理性。

就中國經濟而言，真正令人擔心的風險是分析者和決策者成了“新-新古典綜合”世界觀的奴隸而不自知，把這套理論框架作為評價現實的標尺，而不是事實求實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發展是硬道理”和“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成功的精髓。但現在對GDP導向的淡化已經讓各級官員失去目標，無所適從。評價官員時的不寬容態度也助長了“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傾向，令各方失去了試錯的勇氣。

在這樣的關頭，中國的經濟工作者更要勇於擔當，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要從中國的現實中總結出經驗，昇華成理論，構建更能解釋中國現象、指導中國實踐的理論體系，並最終形成中國自己的經濟學世界觀。只有正確講出了“中國故事”，才能從思想上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並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