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實踐理論認為社會世界中充斥著鬥爭，資本是他用來把握充滿著鬥爭的場域的重要概念。他認為，資本可以分為四種基本類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行動者在場域內憑藉自己所佔有的資本量與其他資本擁有者進行博弈。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村流入城市，被置於城市婚戀場域，在這個場域中，新生代農民工各種資本的佔有量是決定他們在這個場域中是“在場”或是“退場”的重要因素。
1、經濟資本少
布迪厄所謂的經濟資本就是經濟學通常理解的那種資本類型，指可以直接兌換成貨幣的那種資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為產權形式。根據這個定義，經濟資本可以分為現金收入、固定資產和福利待遇三個類型。
20世紀90年代初，大量農民離開生長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在職業上實現了從農民向工人轉變，但身份依舊是農民。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的戶籍制度和城市勞動力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則保持著對城市居民的就業壟斷性，限制和排斥著農村，使農民進入城市次屬勞動力市場從事穩定性差、勞動強度大、工資水平低、無保障、無福利、無晉升機會等市民看不上眼的邊緣性職業和崗位。這意味著農民工工資水平低下，幾乎沒有社會福利，除工資之外，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沒有固定資產，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經濟資本含量遠遠低於城市居民。因此，與城市市民在婚戀場域的較量中，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獲勝。
“我是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工資4000多，加班有加班費，平時也沒有什麼福利。”
“我在東莞電腦廠做檢驗員，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還可以，除了這些固定工資外，沒啥福利。”
“我在東莞電腦廠做機箱，每月4500左右。”
“我現在北京工作，做服裝行業的，在時裝有限公司，月收入4000。”
“我是在東莞電子廠打工的，做流水線，每月下來能掙4500塊左右。”
“我在江蘇鎮江那邊幹活，在開發區搞裝潢，一個月六千多，還行，沒有什麼福利。”
2、文化資本少
文化資本是布迪厄最感興趣，討論最多的一種資本形式，是指藉助不同的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文化資本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並可以通過教育證書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文化資本可以分為文化知識、技能以及修養等具體化狀態畢業文憑、職業證書等體制化狀態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客觀化狀態。本文從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所掌握的技能狀況和參加的職業技術培訓情況來考察其在城市婚戀場域中文化資本的佔有量。
在《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表明，在外出的農民工中，文盲佔1.1%，小學文化程度的比例佔10.6%，初中文化程度佔64.8%，高中文化程度佔13.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佔10.4%。在技能培訓方面，51.1%的外出農民工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技能培訓。對個10省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其結果顯示，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別是中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明顯高於第一代農民工。就參加職業培訓的情況看，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為30.4%，較之上一代農民工增加了33.9個百分點。從受教育年限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而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8年。從調查數據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無論在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和參加職業技術培訓方面，都比第一代農民工佔有優勢，他們自身擁有的文化資本含量比第一代農民工多。但當他們進入城市，與城市市民相比，他們自身的文化資本又處於劣勢地位。城市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城市家庭經濟水平可以支持家庭成員接受更長時間的學校教育，所以城市市民在文化資本的佔有上具有絕對優勢。布迪厄還提出文化資本具有積累優勢，即一個人擁有的文化資本越多，他就會更容易更快地積累新的文化資本，因此，那些早年從家庭中繼承了豐厚的文化資本的人也更易於增長自己的文化資本，較之城市市民來說，由於父輩文化程度低，新生代農民工早年從家庭繼承的文化資本也較低。因此，在文化資本佔有量的比較中，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相比顯然處於劣勢，這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婚戀場域博弈的結果。
3、社會資本薄弱
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者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佔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的網絡。一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含量，一方面既取決於他可以有效調動的關係網絡的規模，另一方面取決於這些關係網絡相關聯的各種人所擁有的資本數量。本文主要從農民工進城尋找工作的途徑和在城市中的生活交往方式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資本的佔有量。
調查表明，通過老鄉或親戚幫忙找到進城後的第一份工作的佔到75%以上，通過城市勞務市場找到工作的不到5%，僱傭方到農村招工的不到7%，當地政府組織幫助的約為8%，其他方式就都微不足道了。
農民工找工作主要有三條途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親戚介紹，佔37.3%，其次是老鄉介紹，佔35.8%，第三就是其他熟人介紹，佔10.1%，這三種途徑加起來約佔83.2%，充分說明親緣、地緣和血緣關係在農民工求職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在平時的生活交往中，農民工的社交圈狹窄，以老鄉、工友為主，與城裡人交往比較少。問及被訪者“在外期間跟誰聯繫比較多”這個問題時，絕大多數被訪者回答是同家裡的親戚、老鄉一塊外出，打工期間與工友、老鄉聯繫的比較多，與城市居民交往較少。
以親緣、地緣和血緣為主構成的社會網絡對於農民工進城尋找工作、日常生活幫助、社會交往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這種社會網絡具有“內循環”與“封閉型”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含量。因為制度因素與己有的經濟文化政治地位的差距，農民工群體已經被邊緣化，這種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社會網絡缺乏權力基礎，不可能給農民工提供給更多的幫助和支持，而這種關係型社會網絡還會自動加固農民工的封閉性。從網絡規模低、網絡密度和異質性較高，網絡結構不合理三個方面也論證了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含量和質量遠不如城市居民多。因此在婚戀場域的博弈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含量遠低於城市市民，使新生代農民工處於不利地位。
4、象徵資本少
象徵資本就是指榮譽名譽、威望名望等能體現物質和象徵力量的資本。在我國，戶口就是典型的象徵資本，城市戶口就象徵著身份高貴，而農村戶口就意味著身份卑微，農民工被一些城市市民和媒體稱作為“泥腿子”，“外來人”，這些稱呼都帶有對農民工鄙夷的成分，這無疑加深了城市市民和農民工之間的隔閡。除此之外，有人認為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戶籍制度是一種“社會屏蔽”制度，即它將社會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會資源之外。因此，沒有城市戶口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長期在城市裡打工，也難以改變農村人的身份，自然也不能享受到城市戶口這種象徵資本帶來的基本福利保障。
從各種資本的佔有量的分析中得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場域中的資本含量少，在婚戀場域的博弈中很容易被擠出這個場域邊界。這種城市婚戀場域中競爭的結果是城鄉社會二元結構下的社會不平等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己經深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戀愛領域，農民工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最終返回農村婚戀場域選擇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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