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雅宝胡同曾经的甲2号，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宿舍，在这里住过一个又一个、一拨儿又一拨儿的画家、雕塑家、理论家，这些人各个儿都身怀着大抱负。
我的父亲董希文也是住在大雅宝宿舍院子中的一员。
1946年，父亲和母亲完成了在莫高窟三年艰苦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后，带着两个在沙漠生活中孕育的儿子沙贝和沙雷回到内地。他们用当初在洞窟中勾临的小稿为模本，创作了一批作品，接连在兰州、苏州、上海举办画展。父亲由于被那些源于民间故事在佛教中体现的忍辱修行和普救众生的牺牲精神所感染，常常对场面宏大、情节复杂，带有强烈悲壮气氛的画面情有独钟。这期间父亲结识了吴作人和李宗津两位先生，并很快被他们推荐给了在北平的徐悲鸿。徐悲鸿先生对这个并非北平艺专出身，而是受教于另一路法国归来的林风眠和常书鸿门下，并在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专学习过的青年大为欣赏，从他扎实的绘画功底和风格多样的作品中看到了出众的才华。父亲成为国立北平艺专的讲师那年，他32岁。
1948年，父亲母亲由原来在洋溢胡同的北平艺专宿舍，搬到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从家里到学校有三条胡同远，走着去上班。父亲结识了大批艺术家，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十几万份木刻画传单通过秘密的私人渠道印刷出来散发到街上。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父亲还带着地下党的指令，去做故宫博物院的马衡与协和医院的李宗恩（李宗津的哥哥）两位院长的工作，说服他们留在了北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天，父亲站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目睹了天安门前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兴奋地用笔勾下了这一景象。两年后他接受了革命博物馆的邀请，将他心中那个热烈的印象画成了《开国大典》。在大雅宝宿舍中既是全家人睡觉又兼工作的房子里画大画并不容易。母亲把几张床并成一溜才空出一块地方后，父亲把四米多宽的画布钉到了墙上，但由于房子太矮只能把下面的部分先卷起来。他蹬着椅子在屋里上上下下，很快几天画面上就出现了领袖人物和粗大的柱子。父亲为了把一个古老国家获得新生的气象表现出来运用了很多想象：他把红灯笼吊在屋顶上使家里也喜气洋洋；去故宫观看因年久而发黄了的汉白玉栏杆；两个哥哥正在淘气的年龄，高兴地帮父亲筛沙子和在画地毯的颜料中，因为他想象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一定是崭新而毛茸松软的……工作虽然在紧张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但是光线不足的屋子忽明忽暗，而且卷起的部分影响了视线。于是画被抬到了距离大雅宝有两条胡同远的西总布胡同大姑母一家居住的两层小楼里，这间地板发出咯吱响的房间虽然没比大雅宝的屋子大多少，进深仍不足四米，毕竟是在临街的二层房，光线比较亮。秀气的姑母穿着旗袍装扮起宋庆龄，她养的黄菊花也派上了用场。在父亲紧张创作的那段时间里，美院的一些师生，如艾中信、靳尚谊、庞涛等人由于住得近，也来观赏过这幅大画的形成。一个多月后，这幅场面开阔、气势恢宏又富丽堂皇的油画《开国大典》完成了。
1953年的春天，美术界准备将一批画出国展览，需要送中央领导审看。大雅宝的邻居，丁井文先生早年在延安警卫连认识汪东兴，于是由他联系将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一批画送去了中南海，之后便有了那次著名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一同观看《开国大典》的场面。几十年后，当年陪父亲一同去中南海的丁先生，将由老摄影家侯波拍照的这一精彩瞬间翻拍下来送给了我，又一次激动地回忆了这个让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时刻：
当时毛主席在观看《开国大典》时兴奋地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后，轰动了全国。父亲虽然自豪却非常冷静，他明白这幅结合了中西绘画技法，带有装饰性处理的新式油画只是他将要不断再尝试的开始。因此他在随后发表的《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中明确说：“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但事实上不等于说现在画面上的效果完全已是民族化了；成为民族形式的油画，这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尝试。另外，我也想到今后自己的创作，不一定要按照这个既成的模样固定下来，否则，反而会限制了自己在今后创作上更进一步对于民族形式的探讨和发展，甚至更严重的可能会产生那种妨碍现实主义绘画表现力成长的形式主义偏向。因此我想，这篇短文，在客观效果上，应该不至于束缚读者对于民族绘画多方面的理解与试探。希望这些经验介绍，抛砖引玉，能够引起读者对于绘画上民族形式的具体做法，有更多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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