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7年3月7日，上午十時許，一支由六輛轎車組成的車隊駛至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市警察廳第三看守所前。從警衛室走出幾個高級警官，為首的是一個五短身材的胖子，五十來歲，面黃無須，此人是首都警察廳副廳長厲畏程。跟在他後面的，是首都警察廳預審部門的兩個處長和看守所長。
這幾個高級警察迎接的，是當時南京的一個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發起組建的民間慈善組織“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六位負責成員。這六位均是女性，其丈夫皆為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官員。
“天良慈善濟難會”成立才半個月，該會所做的第一樁善事是向南京地區的五家尼姑庵捐贈了僧袍和布鞋。主持該項工作的是“天良慈善濟難會”執行常委董玉珍。董玉珍那年三十二歲，她是天津人氏，評劇演員出身，一度還是將紅未紅的準名角。抗日戰爭期間，董玉珍隨劇團去老河口前線慰勞正在和日本軍隊作戰的國軍，有感於軍人抗敵的奮勇精神，竟然當場脫下戲袍，要求投軍效力，報效祖國。軍隊方面在感動之餘，自是要力阻。沒想到董玉珍也是個烈性女子，二話不說，拿出一把小刀子就割手指，用自己的鮮血寫了一份血書，決心誓死參加抗日。這樣，軍方就只好點頭。當時最後為這件事拍板的是在前線的一名最高長官、副軍長萬驤。這樣，董玉珍就成了一名女軍人，直接參加了戰地診所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員的驚險工作。此事當時曾經轟動一時，國民黨的報紙、文件中都刊載過，連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所作的電臺英語演講中也曾專門提及。因此，董玉珍這個名字在蔣介石的頭腦中也留下了印象。
半年後，國軍中將萬驤奉命返回陪都重慶述職。蔣介石在召見萬驤時突然想到了“奇女子”董玉珍，問了問，知道她還在前線，便說：“你回去後，通知她到重慶來。這樣的奇女子，我們應當加以保護，不能讓她命喪前方的炮火之中。”
蔣介石說著不知是臨時想起呢還是怎麼的，突然把話題一轉，問萬驤是否已經婚娶。萬驤答稱十五年前已經結婚，其妻生了一子一女，已於四年前患肺病去世。
蔣介石笑道：“如此，我就為你做一個媒，把那個奇女子董玉珍介紹給你。……唔，忘記問一聲了，董玉珍是否結婚了？”
“好像還沒有。”萬驤用不很肯定的語氣回答。
“你返回駐地後迅即查明董玉珍是否結婚、是否有未婚夫，然後給我發一個電報。以便我在召見她時有個說法。”
萬驤返回前線後著人一查，董玉珍竟然從未結過婚，現在還是單身一人。於是，他就給蔣介石發電報報告了情況。
蔣介石於是出面做了媒人，董玉珍就成了中將夫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萬驤調往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職，董玉珍隨夫前往。這時她已經是官眷，不必再為謀生而走江湖唱戲奔波，但閒著無事也覺著悶得慌，於是吃素唸佛，成了女居士。篤信菩薩之後又想要行善，於是聯絡了幾個一起唸佛的官眷，搞了一個“天良慈善濟難會”。她們考慮到以後開展活動時的方便，就由董玉珍出面求見宋美齡，要求蔣夫人擔任第一發起人，並且出任名譽會長。宋美齡對這類出頭露面之事一向很感興趣，又因有“奇女子”出面請求，自是一口答應。
“天良慈善濟難會”向尼姑庵捐贈過衣履後，受到了社會輿論的稱讚，於是她們就想進行第二樁善事。經過討論，執行常委會同意了董玉珍的提議，決定去看守所探望囚徒，贈送物品，以善感化。
“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會員中，有幾位是警務界頭面人物的眷屬，與警察廳方面的聯繫就落實到她們的頭上。這給警察廳出了一個難題，因為當時的看守所，是典型的“人間地獄”，警察廳不想露醜，免得外界閒話多多，於己不利，因此通常以“獄不通風”為由拒絕外人進入，連新聞記者也沒人能夠進得去的。但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情況不同，雖然是一批婦道人家，但是她們都有很不簡單的背景，有時一個電話就可以壞了他們的事。因此，警察廳二話不說，一口同意該會派代表前往看守所行善勸惡。
警察廳把這件事交給副廳長厲畏程去辦理，因為厲畏程的夫人也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成員，萬一辦得不合該會的心意，也會看在這個份上包涵一二的。厲畏程接受任務後，反覆考慮下來，決定把“天良慈善濟難會”打發到首都警察廳第三看守所去。因為該所是南京所有看守所中最小、設施最好的，相對而言，出洋相的概率也就小一些。
厲畏程作出決定後，就通知了第三看守所。第三看守所的所長姓唐，是個老獄卒，聽說要把該所作為參觀點，心裡就有點發怵，因為他知道自己領導下的這個看守所底氣不足，不過警察廳已經點上名了，底氣再不足也得照辦。唐所長便作了安排，乘機打一紙報告上去，要求臨時增撥點費用。警察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批了些錢給三所。
這天，厲畏程親自來到三所，預先到看守所內部各處巡察，又向看守所長詢問接待細節，看看沒有什麼問題，這才放心。這時，首都警察廳預審處的兩個處長也過來了，厲畏程遂把一行接待官員召來，議定回答董玉珍等人提問的原則提綱。
一切都準備好時，董玉珍為首的“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六名代表就抵達看守所了。
厲畏程一行把董玉珍等人迎進去，先去唐所長的辦公室，自有獄警奉上茶水。所長向代表們介紹了第三看守所的情況後，原以為代表們要提出許多問題，但董玉珍等人此行不是為了獵奇，而是“行善”，聽完後就讓各自的車伕(司機)從車上取下捐給人犯的物品——每人一條“新民牌毛巾”、一條肥皂、一包蜜餞。這些東西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用捐得的錢款在市場上採購的。
一位姓姜的代表把一份清單交給唐所長，一共是二百二十份。
至此，捐贈手續算是結束了。接下去，是請代表們參觀看守所。
為了這次參觀，第三看守所已經做了三天準備工作。連不知堵塞了多久的陰溝也通了通。董玉珍一行走馬觀花看下來，感覺還不錯。
說話間，一行人到了看守所的大夥房。大夥房位於看守所的後院，那是靠牆而建的一排五開間平房。院子很大，平房前面有不小的一塊空地。一行人走進伙房，一股香味撲鼻而來。眾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鍋剛停了火的回鍋肉在散發著誘人的香味。另一側的條案板上還放著一排盆子，裡面盛放著幾種一式五份的西菜。
“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幾位頓時來了興趣，問看守所的伙房怎麼還有西菜，是給犯人吃的，還是給獄警吃的？
唐所長的臉上浮現出笑意，他回答道：“這是給人犯準備的，因為本所最近關押了五名外國犯人。”接著他又介紹說，看守所按照國家給的在押人犯伙食標準，每週給人犯安排三頓葷菜，對於外國犯人，則就製作西菜，以適合他們的口味，體現人道主義精神。
其實，這是唐某人的一番鬼話，在押人犯根本不可能享受這樣的待遇。但是，唐所長按照厲畏程的關照，必須這樣回答，他也就照本宣科。
本來，按照看守所方面的安排，對看守所的參觀就到此結束，接下來，是按排兩名信奉佛教的女性人犯，與董玉珍一行當面對話，由代表們直接進行規勸。如果那兩人有意懺悔的話，那就當場把她們取保候審，以給“天良慈善濟難會”一個面子。但是，那幾位太太圍著案板看了一會，有人拿過刀叉象徵性地品嚐，然後就叫好，說其滋味不亞於鼓樓那裡的“五味西菜社”。
這樣，就有人打聽：“這是誰燒的？”
唐所長回答：“這些菜全部是由在押人犯燒的。這西菜出自一個外國人犯之手，他被捕前是做西菜廚師的。”
唐所長的介紹引起了夫人們的好奇心，不知是誰提出是否可以見一見這個外國犯人。
唐所長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向頂頭上司——預審處的那兩位看著。
兩位預審官還沒有開口說話時，厲畏程表態了：“可以呀，只要你們有興趣，還可以當面對這個外國人犯進行勸善談話哩。”
這樣，唐所長當即命令獄警把人犯從監號裡帶出來。
片刻，兩個獄警押解著一個身材高大、一臉絡腮鬍子的外國犯人從前面監號裡走了過來。犯人大約三十五六歲，膚色較白，有著一頭黃褐色的濃髮，穿著一件黑色細帆布的外套，袖口處已經有點破了。他在眾人跟前站定，睜大眼睛，奇怪地望著幾個穿著闊綽、氣度不凡的女人，眼神間並無畏懼。
一個會說英語的夫人用英語發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國家的人？”
犯人出乎意外地用一口流利的漢語回答道：“我叫安德烈，是白俄羅斯人。”
安德烈會說漢語，這引起在場所有夫人們的興趣，他隨即被夫人們圍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發問著。那兩個獄警被夫人們擠到了圈子外面。
唐所長一看這樣子。下意識地認為可能會出問題，於是笑著說：“諸位夫人，你們不必這麼著急，這個人犯又不是要離開這裡的。你們有的是時間，一個個向他提問題吧。”
眾夫人一聽，就不好意思再圍著安德烈了。有幾個隨即退後幾步，只有董玉珍和另一個仍然與安德烈熱烈地交談著他的烹飪技藝問題。
安德烈指指條案上的西菜，微笑道：“尊敬的夫人，這些菜餚確實是由我燒的。你們說燒得不錯，就你們所看到的來說，我可以認為那是過獎了。因為你們看到的還只是一部分……”
董玉珍一愣：“什麼？只是一部分？那麼另一部分呢？”
安德烈笑容不褪：“另一部分在這道菜的下面，這些盆子裡其實都放著兩道菜，上面是一道，下面還有一道，上面的是法國菜，下面的是俄國菜餚。”
這下子獄警也吃驚了，他們親眼看著安德烈做菜，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安德烈做過西菜後，就被押回監號了。一個獄警剛想開口說什麼，董玉珍已先發問了：“是嗎？你可以給我們看看下面的那道俄國菜嗎？”
“當然可以。”安德烈退後一步，隨手拿起了一把叉子，伸向盆子，“尊敬的夫人，比如這一道萊，下面就是俄國菜‘炸鱒魚’……”
董玉珍自然而然地湊攏過去看，就在這時，安德烈倏地伸出長長的左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把將董玉珍的脖頸夾住，右手的那把叉子已經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陽穴：“誰敢上來，我馬上叫她死！”
二、
安德烈，那年三十二歲，蘇聯白俄羅斯明斯克市人，出身於一個蘇聯共產黨中級幹部的家庭。安德烈是家中的獨生子，他自幼就有兩大天賦：一是體育，無論是跑跳摔打，攀爬滾挪，都是無師自通，一看就會，舉凡長短跑步、跳高跳遠、游泳跳傘、拳擊摔跤、角力柔道，無不精諳；二是語言，也沒見他怎麼死背硬記的，不知不覺間就能用英語、日語、漢語及歐洲諸國語言跟外國人對話。他的父親當時是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內務部的一名處長，認定兒子如此天賦乃是幹特工的料，於是就在安德烈升到十年級的那年通過關係把他送往莫斯科去接受特殊訓練。
當時，蘇聯還沒有克格勃，安德烈接受訓練的部門是內務部的一個情報人員訓練班。原定訓練時間為兩年，後來因為安德烈的成績比較突出，於是就在兩年後又把他送往軍隊的一個內部特工訓練學校去學習，當時當局已經有意要把他培養成為一名高級特工。
但是，安德烈雖是一塊好料，但他不肯過多地吃苦頭。他受不了特務訓練的那份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結果就從那所特務學校逃了出來。當時的蘇聯，在全國範圍實行戶籍統一管理，國土雖大，但若要想自由自在，那無異於架梯登天，井中撈月。安德烈的行為為特務學校的紀律不允許，軍方發現其逃離學校後，立即通過內務部對他進行全國通緝。安德烈還沒逃回家鄉，就在火車上被拿下了，也不送回學校，就送到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去接受審判。軍事法庭給安德烈安上的罪名是“洩露軍事機密”，判了五年。
安德烈對此大怒，尋思根本就沒犯過任何事情就判了五年徒刑，那這法律還有什麼“公正”而言？他想想自己既受不了勞改營的那份惡苦，也難以接受刑滿後被劃入另類的生活現實，於是乾脆破罐子破摔了，還沒押到勞改營就一逃了之。
安德烈成為逃犯後，為了謀生，案件作了一起又一起。不到兩年，安德烈就成為莫斯科刑事偵察局榜上掛名的通緝犯。但是，一次次的通緝行動，都沒有能夠抓到他”，反而更激起了他變本加厲犯罪的念頭。
1940年夏，安德烈闖進了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別墅，對正在那裡度假的蘇聯海軍中將莫洛奇耶夫的妻女進行強姦，然後將母女倆雙雙殺死，又將別墅的財物洗劫一空。這起案件，令莫斯科刑事偵察局大為震驚，一直上報到了斯大林那裡。斯大林盛怒之下，下令將主管刑事偵察工作的莫斯科刑事偵察局的三名官員全部送進監獄，又親自下令在整個蘇聯境內通緝“罪大惡極的魔鬼”安德烈。
安德烈作案時，並不知曉受害人是海軍高級將領的家屬，直到斯大林的通緝令在各地火車站等處張貼出來後，方知闖下了彌天大禍。怎麼辦？安德烈讀過中國古代的兵書，也知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策略，於是當即逃往西伯利亞。次年，安德烈又越境逃往中國。
安德烈逃來中國後，先在東北一帶東遊西蕩，有機會就作一次不大不小的案件，弄一些錢財；沒有機會就花他從蘇聯出逃時所攜帶的積蓄。如此混了兩年多，竟然沒給日本人和“滿洲國”方面的警憲人員察覺。
1942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安德烈當上了奉天(今瀋陽)關東軍特高課的翻譯，日本人正需要像他這樣的通曉多種語言的外國人，因此對其十分看重，給他的待遇相當於日軍中佐，還給配備了中國警衛。安德烈喜歡過的就是這種作威作福的日子，因此非常起勁，正想好好為關東軍幹一干時，卻發現他已經被人盯上了——原來，蘇聯方面由於安德烈其人其案已經驚動了斯大林，一定要把他緝拿歸案，得知安德烈已經逃往“滿洲國”後，當即派出偵察員潛來奉天，企圖逮捕安德烈，逮捕不成則就地執行死刑。莫斯科來人已經暗暗盯上安德烈了，幸虧安德烈學過特工那一套，及時察覺，於是再一次運用了他從中國古代兵書中學得的知識，也沒跟關東軍方面打一聲招呼，馬上從大連走海路去了上海。
安德烈抵達上海後，再也不敢大意，為自己定下了幾條原則：一是得改變臉容，二是改變國籍，三是不能幹出頭露面的事情。
安德烈手裡有一些錢鈔，於是他去找了一位德國醫學專家做了整容手術，初步改變了自己的模樣；又買了一張假護照，搖身一變成了波蘭人；很快又在上海公平路白俄聚居區的一家餐館中找到了一份廚師的工作。廚師整天縮在廚房裡工作，沒有人注意他，安德烈覺得很安全。
安德烈在特務訓練班時專門接受過烹飪訓練，再說他原本就會燒菜，因此在上海做一名西菜廚師完全合格。憑安德烈的聰明，他如果要在烹飪方面有所發展，也不是一樁非常犯難的事，但是他接受了在奉天給關東軍特高課過於招搖而險些招來殺身之禍的教訓，不想把廚師做得非常出色，於是也就得過且過了。
本來，安德烈可以一直這樣安安分分地在上海混下去的，但是他天生是一個不肯安分的角色。安德烈只要看到有姿色並且體態豐滿的女子，就會想方設法弄到手。他在奉天的暴露，原因之一就是在跟一個蘇聯女人來往後引起了蘇聯偵察人員的注意。因此，他到上海再搞女人時就為自己定下了一個原則：不沾蘇聯女人。至於中國女人，由於不夠豐滿，一般是不在安德烈的考慮之中的。
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安德烈正在廚房裡燒菜時，前面店堂裡突然傳話過來，說有人要見見他。安德烈聞言暗吃一驚，尋思別是蘇聯偵察員又找上來了，他馬上作好了逃竄的準備，然後叫他的中國助手出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助手去而復歸，告訴他是一位外國太太吃了他燒的菜後覺得非常可口，要向他敬酒表示感謝。安德烈放下了戒心，走到前面一看，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胖女人，交談之下，得知對方是比利時人，丈夫在香港經商。她就住在附近，今天偶爾出來走走，見這裡有一家餐館，就進來品嚐，沒想到菜非常可口，她就想見一見安德烈。
安德烈一下子被對方的容貌、體態給迷住了，心裡頓時起了邪念。這個比利時女人絕對沒有想到，她在跟這個“波蘭廚師”的交談中，已經洩露了自己的住址和家中只有她一個人的情況，為此而給她帶來了殺身之禍。
當晚，這個安德烈連名字、年齡也沒弄清楚的比利時女人就被安德烈姦殺於住宅中。安德烈離開時，像前幾年在莫斯科海軍中將的別墅中作案時一樣，把比利時女人的錢款、首飾洗劫一空。
三個月後，安德烈再次用相同的手法姦殺了一名德國太太。
當時上海已被日本侵略軍佔領，警察局也是由日本人把持。儘管對於這種殺人大案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是搞了兩個多月偵查也未能弄出什麼名堂，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過，安德烈自己發現了案子的漏洞：這兩個女人在出事前的最後一頓晚餐都是在他所供職的這家餐館吃的。如果警察局瞭解到這一點，只要順藤摸瓜查過來，這兩起案子的偵破也就差不多了。
於是，安德烈決定離開上海。他找了一個藉口，向老闆請了假，說要去香港探望他的哥哥，然後就悄然離開了。
三、
安德烈並沒有去香港，而是到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他還沒有在上海殺人作案的時候，就已經沿著滬寧、滬杭線去各個城市跑過了，當時純是為了遊玩。但遊玩時所留下的印象足可以供他逃難時作選擇，在安德烈所走過的那些城市中，最適合於他生存活動的，莫過於南京。
安德烈的直覺是準確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日本人的警憲機關後，為了表示他們是正統統治者，是“為民作主”的政府，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在上海選擇一些日本人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刑事案件搞偵查，力爭個個偵破。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接受任務後，指派得力刑警組建了專案班子對本轄區內的那兩個出自安德烈之手的外國僑民被害案件進行偵查。這一查，很快就瞭解到兩個被害人在被害的當晚都曾去過公平路的同一家西菜館用過晚餐。這樣，這家西菜館理所當然地被警方列入偵查視線。
刑警對西菜館進行外圍偵查，結果查到在案子發生後不久離開了的“波蘭廚師”安德烈的疑點。當然，警方不可能知道安德烈當時其實並沒有離開中國大陸，而是藏身於距上海僅三百公里的南京，只以為他做賊心虛已經逃離中國大陸。這樣，這兩起案件的偵查也就只能“到此為止”。
卻說安德烈逃往南京後，搖身一變成了“保加利亞人”，竟然混進了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當起了廚師。但是，他只在那裡幹了一年許就因“行為不檢點”而被解僱。這時，安德烈對於南京已經很熟悉，由於在大使館當廚師的這一段經歷而結識了南京城裡幾乎所有西菜館的中外廚師。因此，他離開加拿大大使館後，很快就去了一家英國人開的西菜館做廚師。
這時候，安德烈染上了賭博惡習，對於賭博的喜好甚至勝於以前對於豐滿女人，不過他似乎永遠是失敗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不但輸光了所有的積蓄，而且還欠了數千美元的債務。安德烈一看這樣下去不行，就動起了作案還債的腦筋。
安德烈對於作案的對象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即把旅居中國的外國人作為作案對象是最穩妥不過的了，在他看來，中國警察的破案能力很低，且對外國僑民被害似乎不太關心，於是他就把搶劫外國人的錢財定為其生財致富的目標。
安德烈在1946年秋天的兩個星期內就搶劫了在南京居住的三個外國商人、一名印度外交官員，總共劫得錢財大約合五千美金。
五千美金在當時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了，但是由於受害人是三個，而且只有那個印度大使館的官員報了案，因此當時首都警察也沒有特別重視，只是記錄在案，派出刑警略作調查。
安德烈得了錢財後，先是還債，然後再賭。這時似乎時來運轉了，他一下子就贏了千把元大洋。正在暗自得意之際，警方的偵查觸角已經罩到他頭上來了！
安德烈的被疑純屬偶然。
1947年初，首都警察廳刑警大隊二中隊的一個名叫杜自宗的刑警接待了一個來自上海警察局提籃橋分局的刑警。這個刑警是杜自宗的同鄉好友，兩人情同手足，無話不談。這次對方是奉命前來南京執行吊贓任務的，到了南京。當然要來看望杜自宗。而杜自宗，則要請對方吃飯。
那天，杜自宗把那個刑警請到自己家裡。讓妻子燒了一些菜，兩人就喝起酒來了。這對好友已經兩三年沒有見面了，這次見面自是談得非常熱絡。“三句話不離老本行”，七扯八扯就扯到了偵查案子上面。安德烈所作的搶劫案的調查正好是下達到杜自宗身上的。而那個上海刑警也恰恰正是當初參加過調查安德烈所怍的那兩起姦殺搶劫案子的。結果就扯到—了“波蘭廚師”的身上。
杜自宗是個老刑警，聽同鄉如此這般一說，馬上想起自己在調查印度外交官被劫案時，曾經聽說過那天晚上受害人是去過一家西菜館用晚餐的。於是，他就決定再查一查。這樣，偵查的觸角終於伸到了安德烈的頭上。
1947年2月中旬，安德烈被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以“涉嫌搶劫”的罪名予以逮捕，押於首都警察廳第三看守所。當時這個消息被南京的兩家小報登出來了，於是另外兩個受害者人也向警方報案，稱曾在去了那家西菜館用晚餐後的當晚遭受蒙面大盜的搶劫。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認為逮到了一條大魚，安排得力人員專門對安德烈進行訊問，但是安德烈卻矢口否認。
卻說上海方面獲悉南京同行逮捕了安德烈，於是就想到了幾年前的那兩宗命案。可是當時安德烈供職的那家西菜館已經關門了，老闆夥計早巳不知去向，這樣對安德烈的身份就無從辨認，對其作案與否更是沒法確認下來。但是，上海方面怎麼也不肯放棄這個送到眼前的機會，於是一面安排人員在全市尋找那家西菜館的原班人馬，一面急派專人前往南京提審安德烈。
安德烈絕對沒有想到幾年前的案子這會兒竟會給扯出來，一看到上海警察，臉色就變了。但他連在南京的搶劫案子都不肯供認，對於上海的命案更是堅決搖頭。上海來的那三名刑警和安德烈對峙了整整一天一夜，軟硬兼施，但終究無法撬開安德烈的嘴巴，只好悻悻而返。臨走時，他們對安德烈咬牙切齒道：“你等著吧，有你的好果子吃的，我們一定要拿下你這兩起命案！”
四、
安德烈對於自己在南京作的搶劫案可以抵賴，因為他是蒙面作案，也沒說過話，只要不是當場拿下，事後又沒有贓物可以佐證的，基本上也就可以蒙過去了。但是，那兩起命案的情況就不同了，案子既大，疑點也多，到這一步要想抵賴顯然是蠻犯難的。安德烈知道根據中國的法律，像他這樣的案情一旦全部審理清楚後，要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因此，他考慮到了越獄脫逃。
但是，看守所的防範很嚴，安德烈沒法實施自己的計劃。正犯愁間，卻出現了這樣一個機會，於是安德烈決定鋌而走險，劫持人質，要挾警方讓他脫身。
事情發生後的最初一瞬間，在場的人幾乎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似地愣住了。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最先作出反應的，倒是受制的董玉珍本人。董玉珍是演員出身，演過刀馬旦，又在前線待過，雖然沒有正式打過仗，但那真刀真槍的架式卻是見識過的，現在冷不防著了安德烈的暗算，竟然不顧一切地企圖反抗。但是，她已經數年沒有練功了，因此只有其心而無其力，剛動彈了一下，就被安德烈臂膊一緊，給勒得臉色煞白差點兒吐舌頭。
這時，厲畏程頭腦裡一片昏昏然，不知如何處置此事，只好望著看守所長！
唐所長讀懂了厲畏程眼睛裡的意思，他抬手指定安德烈，大聲喝道：“幹什麼你？不想活了？給我乖乖地鬆手！”
安德烈沒有答理唐所長，而是對著那兩個離他最近、潛在威脅最大的獄警喝道：“你們兩個——給我滾遠點！否則，我們這事就不好辦了！”
那兩個獄警往後退了數步。
安德烈在進門時就已觀察過位置了，他乘獄警挪動的機會，隨即挾著董玉珍往案板的一側移動，使案板成為他和對方之間的一道理想的隔離帶。如果看守所方面意欲動手的話，那就必須經過這道隔離帶，這樣他就有時間把人質殺死。
安德烈往後退了兩步，使自己的背脊靠在牆壁上，把董玉珍擋在身前，手裡的叉子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陽穴，冷笑道：“現在，你們即使拿槍來對著我也無濟於事了，我在中彈後照樣可以把她殺死！你們如果不相信，可以試一試。”
沒有人願意作這樣的嘗試，再說當時在場的每個人身上都沒有帶槍。這是看守所的規定：凡是進入監區的人，必須把槍支取下，以防犯人奪槍暴獄。
到這一步，在場的警方最高長官厲畏程知道大禍已經釀成，事情態勢基本上已經不可逆轉了。這樣，他考慮到最迫切的一點就是要保證人質的安全。以董玉珍的情況，丈夫是黨國將軍，婚姻介紹人是蔣介石，證婚人則是宋美齡，這樣的角色一旦喪生，他厲某人雖然不至於陪葬，但削職為民肯定是免不了的，多半還要被扣上一個“翫忽職守”的罪名，弄上幾年牢飯吃吃。因此，首先要保證的就是董玉珍的性命。
厲畏程於是擺擺手，對他的下屬說：“你們都退到後面去，讓我來跟這位先生淡談。”
警察廳預審處的那個處長隨即也醒悟過來了，知道厲畏程的用意，於是招呼眾人往後退。其中一個隨即悄悄向唐所長交代讓他立刻去安排警戒，要警衛人員把看守所團團包圍起來，內外不通，沒有命令任何人都不準進出。
唐所長顯然也有與厲畏程相同的顧慮，而且以他的位置和責任，弄得不好被蔣介石下令處決也是有可能，此刻他已經六神無主了，一邊聽一邊點頭，臨末悄言請示道：“要不要向廳裡報告？”
“暫時不要報告，讓厲廳長跟那洋鬼子談談，看是否有可能淡得攏，和平解決。”
“是！”
那邊，厲畏程已經跟安德烈談判了——
“年輕人，請你說說，你把這位太太抓住了想幹什麼？”
安德烈說：“我的要求非常簡單：第一，我要你馬上把我放出去；第二，要給我提供一輛吉普車，要加足汽油，還要另外裝上一桶，停在這個看守所的門口；第三，要給我準備美金三千元、中國鈔票六千元和黃金二十兩。”
厲畏程聽得皺眉頭：“這個……你拿了這些錢，開著汽車要上哪去呢？”
“這個你就不要管了，總之，我今後不準備再在中國待下去了，這樣，也不會再給你們添麻煩了。是不是？”
厲畏程想了想：“也許是吧。”
“那你說一句：答應還是不答應？”
“這個……”厲畏程卡住了，這樣重大的問題，他根本沒有權力決定。
安德烈殺氣騰騰道：“如果你們不答應，那我就殺死這個女人。至於你們會怎樣對付我，那就隨你們的便吧。”他一邊說著，一邊搖晃著董玉珍。
厲畏程說：“你提出的事情不是沒有協商餘地的。但是這事重大，恐怕連我們廳座也沒法一下子拍板。我聽你中國話說得這樣好，肯定在中國待了不是一兩個年頭了，那對中國的情況應該是瞭解的，你會覺得我所說的話是實情。對不對？”
安德烈點了頭：“那你打算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時間，讓我們向上司請示後再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你說的這段時間大約有多長？”
“半小時左右。”
“可以。把你的手錶給我！”
厲畏程脫下自己的手錶，扔給安德烈。
安德烈把手錶放在面前的案板上：“在這段時間裡，你們的人不要走到離我十米之內。”
“可以。”
“屋頂上什麼的也不能有人或者有聲音，只要我認為有什麼不安全的因素，也許就要下手的，因為這樣的機會對於我來說只有一次。你明白嗎？”
厲畏程只好說：“明白。”
厲畏程退出現場，兩個預審處長和唐所長馬上迎上來，詢問如何解決此事。厲畏程拭拭額頭上沁出的冷汗：“這傢伙開的價太高了，沒法談。”
這時，一輛摩托車開到了看守所大門口，從車上下來兩個警官，那是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的刑警。他們趕來，是奉命對安德烈進行提審的。因為警察廳昨天剛接到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的電報，說已經找到了安德烈在上海公平路那家西菜館當廚師時的兩個同事，另外又找到了一名目睹安德烈離開那個被害的比利時女人住宅時的證人和一個知道安德烈的底細的白俄人，這樣，安德烈姦殺那兩個外國女人的案情偵查就有了突破，上海警方準備把安德烈押解上海訊問處置。根據國民政府的法律規定，凡是作案地在兩處以上的，案情重的那處司法部門有權優先獲得對案犯的處置權。
但是，安德烈在南京的案情還沒有弄清楚，因此，刑偵大隊就派員前往看守所對安德烈進行突審。那兩個刑警還沒進門就聽說竟然出了這樣一樁大事，不禁大吃一驚。這時，正好厲畏程走到門口來向已經受驚而逃到門口來的另外五位“天良慈善濟難會”的代表作解釋和安撫。那兩位刑警待厲畏程說完後，把他拉到一邊，向他報告了上海方面的情況，
厲畏程一聽，驚道：“這傢伙是俄國人？”
“是的，他早就在俄國犯下多起血案了，聽說斯大林親自下達過通緝令要逮捕他哩，因此他逃到中國來了。”
厲畏程倒抽一口冷氣：“他媽的，如此說來，這小子是一個殺人魔王哩！”
有人提議道：“我們趕快把情況向蘇聯大使館通報吧？”
厲畏程瞪眼道：“現在通報什麼？你一通報他們正好派人過來坐等我們把人拿下了好引渡過去。”他扯過旁邊一人的手腕看了看錶：“不行，這事弄大了，我解決不了的，還是趕快打電話向廳座報告吧。”
厲畏程電話還沒打，已經來了三卡車的憲兵。原來，這件事情已經傳到了蔣介石那裡。
董玉珍被安德烈一拿下作為人質扣住，和她一起來的其餘五名官太太即撤至看守所前面院子內的唐所長辦公室裡。這時，看守所所有的獄警都亂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那五名官太太雖是婦道人家，卻也有跟著丈夫見過世面的，當下倒也有主意，議論說照這班人的這副樣子，別指望他們能夠妥善處置這件大事，別讓他們把董玉珍的性命給弄掉了，得趕快想辦法救董玉珍。這一說，馬上有人想起要給宋美齡打電話，因為宋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名譽主任，現在該會出了這等大事，不向她報告還向誰報告？另外，宋美齡是董玉珍的證婚人，平時互相之間也有來往。因此，報到宋美齡那裡，她肯定要立刻設法處置此事的。
眾人計議定當，於是便推舉一個平時跟宋美齡有來往的次長太太用唐所長辦公室的電話往宋美齡那裡打電話。
宋美齡是過慣了夜生活的人，每天不睡到中午是不起來的，起來之後又要梳妝打扮花上個把小時。因此此刻她還不肯接電話，被她的女傭人回掉了。但次長太太不肯放下話筒，說她是蔣夫人的好友，來電又是十萬火急之事，要傭人務必把宋美齡請來接電話。如此這般總算把正在梳妝打扮的宋美齡請到了電話機旁邊。
宋美齡一聽出了這等大事，自是大驚，但語氣間倒還聽不出驚慌，還是平時的那份優雅，問明現場情況後就掛斷了電話。
誠如官太太們所估計的，宋美齡聽說此事後絕對不可能坐視不管，她已顧不上梳妝打扮了，當即去見蔣介石，三言兩語把情況說了說。
蔣介石一聽就火了，拍案道：“娘希匹！警察廳那幫子傢伙真是飯桶，連一個關在裡面的犯人都看不住？國家花費那麼多大洋養著他們幹什麼？”
宋美齡說：“這事得趕快想辦法，絕對不能讓那個犯人傷了董玉珍。”
蔣介石點頭：“對！是要想辦法。這不單單是傷不傷人的事情，還關係到國家司法部門的體面。”
蔣介石隨即喚來值班侍從官：“警察廳屬下的第三看守所發生了一樁在押外國犯人劫持黨國高級軍官家眷為人質的特別重大案件，你立刻以委員長侍從室的名義下令：第一，務必保證人質的人身安全；第二，一定要把行兇犯人制服——包括當場解決；第三，在處置過程中，凡是有阻撓我警憲人員的，不論何人，一律槍決！
侍從官早已筆走龍蛇，把蔣介石的話語一一記錄下來，隨即複述了一遍。
蔣介石略一凝神，又補充了一句：“此事沒有我的許可，嚴禁向外擴散！現場立即封鎖起來！”
“是！”
值班侍從官急步走出蔣介石的辦公室，返回值班室後方才發現蔣介石的這個命令似乎有些奇怪——竟然沒有受命令單位。這個侍從官剛來半年，這種事情以前從未碰到過。他一下子愣住了，尋思不知是不是該去向蔣介石請示一下，問明命令該下達給誰，但一時又下不了決心，擔心打擾了蔣介石。他定定神，總算有了一個主意：去向侍從室主任請示。
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是一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他身居高位，但對於每一個“下人”包括蔣介石官邸的花匠、傭人，都平和客氣。他聽值班侍從官把情況如此這般一彙報，馬上說：“蔣先生這就是把處罰權下達給你了，由你在警察和憲兵中挑選由誰出面處理此事，也可以兩家都出面，但是，這可能反而難以妥善解決。”
侍從官還是茫然不解：“下達給我處置，這從何說起呢：還望主任指點一二。”
陳布雷笑道：“蔣先生的口渝中不是有一句‘凡是有阻撓我警憲人員的’嗎，這就已經定下了下達給哪一方的調子。”
侍從官恍然大悟：“唔！原來是這樣的！多謝主任！”
侍從官稍稍一考慮，尋思此事已經構成一起大事件了，恐怕憑警察的本領已經難以解決得了，於是就自作主張決定將這個任務下達給憲兵去處置。
首都憲兵團接到蔣介石侍從室的電令後，不敢怠慢，當即派出一個排的憲兵乘坐美式十輪卡車急赴第三看守所現場。
蔣介石為什麼把命令以這種方式交給一個侍從官呢？十二年後，這個名叫莫駙膺的侍從官(其時已經脫離蔣介石在香港經商)對人作過解釋：他後來在與蔣介石的接觸中終於悟出了其中的原因，蔣介石已料想到這件事的不可知性，弄得不好董玉珍的性命就要喪在安德烈的手裡，但蔣又不想承擔這種責任，於是就玩了這麼一手，讓侍從官去理解執行；這樣，一旦董玉珍命喪安德烈之手而又因此釀成難以處罰的事件時，值班侍從官就成了替罪羔羊。
五、
憲兵團方面出動一個排，帶隊的是一個姓武名清平的營長。武清平是浙江奉化人，據說與蔣介石有點親戚關係。可能由於這一點，據說這位武營長平時飛揚跋扈，巡邏時時常找警察的岔子，弄得南京的警察一聽見他的名字就頭痛。
那厲畏程見來了憲兵，已感到吃驚；待看清帶隊的竟是武清平時，一雙眼睛就更是轉動不了了，像是看見鬼怪似的目不轉睛地盯著對方。這時，武清平已經上來跟他打招呼了：“厲廳長也在這裡？”
“是……”厲畏程一愣，臉上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是武營長啊？你……怎麼？”
武清平說：“厲廳長，兄弟接到委員長侍從室的命令，率人到此全權處置此事。”
厲畏程聽說蔣介石已經知道此事，驚得像是有許多螞蟻在背脊上爬，他根本無法想象怎麼事情已經捅到蔣介石那裡去了！現在，委員長侍從室指令憲兵前來處置此事，明擺著是不相信警方了，這事看來麻煩大了！
武清平沒容厲畏程往下想又開口道：“厲廳長，這樣吧，你把這裡的情況向兄弟介紹一下，然後就招呼你的弟兄一旁休息去，以下的事情就由兄弟我來處置吧。”
厲畏程無奈地點頭，於是就簡單地把情況介紹了一下，他還沒說完時，有獄警奔來說安德烈在裡面叫嚷說時間到了，要厲畏程趕快給他一個答覆。
武清平罵道：“狗屁！答覆？老子一槍崩了他！”說著抽出了腰間的手槍，推彈上膛。
厲畏程驚得拉住他：“武營長，那傢伙暴著呢，你千萬不可造次！否則，人質的性命就完了，我們不好向人家交代。”
“人家？人家是誰？”
“她的丈夫是國軍中將萬驤。”
武清平點頭：“是萬驤？我認識他。原來人質是萬將軍的夫人。”
厲畏程又說：“再說，委員長把任務下達給憲兵團，那說明是對憲兵的重視和信任，如果差使辦砸了，恐怕對於……”他適時把話語打住，讓對方自己去考慮。
武清平想想倒也是，於是就說：“那我進去跟那小子談談，看他是不是肯買個面子。”
厲畏程說：“不過，武營長得先把手槍下了，否則……”
“怎麼？”
“安德烈要是看見你佩著手槍，說不定就要你把槍給他，這時，你答應好還是不答應好？”
武清平點頭，於是連槍帶套都解了下來，遞紿一旁的憲兵排長。
當下，武清平由厲畏程陪同著進了看守所後院，那安德烈挾著董玉珍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瞥著手錶叫道：“三十——二十九——還有二十五秒……”
突然他看見了厲畏程兩人，馬上指著厲畏程道：“怎麼樣？這個女人你們要死的還是活的？”
武清平顯出一副並不特別在乎的樣子，看了看董玉珍，目光隨即又停留在安德烈的臉上：“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你是生還是死！”
“我？”
“對，是你！如果她死了，你也得死，她活著，你也就不會死。這一點，你作為一個聰明人，應該是明白的。你說呢？”
安德烈喝問道：“你是誰？”
厲畏程說：“你——看他穿的制服就知道，他是憲兵團的武營長。”
武清平自報家門：“武清平。”
“你是來談判的？那好哇，先把你的武器拿給我，這是談判的先決條件。”
“武器？”武清平一愣，他的手槍已經下掉了，轉而馬上想起對方是看中了自己佩著的“中正劍”，不禁對厲畏程有了幾分敬佩之意，尋思這副廳長倒是具有先見之明的，幸虧沒有帶槍，否則安德烈一定要槍了。
安德烈一把揪住了董玉珍的頭髮，搖晃著：“把武器給我！”
武清平恨得牙根發癢，卻不得不解下佩劍，連套子一起扔了過去。
安德烈拿到“中正劍”後，隨即抽出劍身，看了看，在董玉珍的脖頸部位比劃了一下，滿意地點點頭。
安德烈問道：“我剛才提出的條件，你們準備接受嗎？”
厲畏程和武清平互相看了看，武清平點頭道：“沒問題，但是我要問一下，你要了吉普車，是不是還要一名司機？”
安德烈想了想：“沒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開車。”
“汽車和其他東西到位後，你就放了人質？”
“那不行，我得把她帶離你們看不見我的地方，然後再放人。”
“你不會是想耍花招吧？”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
武清平說：“那好，我們相信你說的是真話。但是，如果你要耍花招的話，那你的下場肯定是很慘的！”
“清楚了。”
“請你等候一刻鐘，我們馬上去作準備。”
武清平和厲畏程一起退了出來，武清平對厲畏程說：“我馬上去作準備，我這裡有的是特等射手，等他把吉普車開到前面拐彎角上時，立刻解決他！”
厲畏程說：“一定要保證人質的安全！”
“是的。”
武清平於是就去佈置伏擊事宜，這邊厲良程擔心安德烈臨時變卦，便又進入現場去和安德烈周旋。厲畏程讓人拿來了一瓶葡萄酒、兩個罐頭，當著安德烈的面打開了，放在一個托盤裡，從案板上慢慢地用竹竿推過去。
安德烈望著這一幕，問道：“這是幹什麼？”
“你可能餓了，讓你吃喝一點，以補充體力。”
安德烈搖頭：“沒有必要。因為我不知道這玩意兒裡面是不是放了昏迷藥。”
厲畏程笑了：“安德烈先生，你太小心了。這些東西是當著你的面打開的，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安德烈也笑了：“這算什麼？你們完全可以用注射的方法把昏迷藥注射到罐頭裡去，這種事情我以前就幹過。”
這時，一直沒有開過口的董玉珍突然開口了：“他不吃，給我吃。”
安德烈看了看董玉珍，鬆開了手，示意董玉珍坐下來，他自己坐在董玉珍的後面，手裡拿著出鞘的，“中正劍”，戒心十足地盯著董玉珍和厲畏程。
董玉珍就著瓶口喝了兩口酒，又從罐頭裡取出一塊魚吃了，側臉問安德烈：“你不吃點兒嗎？”
安德烈搖頭：“我不想吃……”
話音未落，董玉珍突然一躍而起，抓著瓶頸朝安德烈劈頭砸去！
董玉珍此舉完全出乎安德烈的意料。在安德烈想來，事情已經發生了這麼些時間，這個女人質一直像一頭馴服的羔羊一樣，再說她也沒有反抗的能力，像她這樣的女人，手裡只要沒拿刀拿槍，以安德烈的體質，任其動手也構不成威脅，所以他根本沒把她當一回事。但他沒有想到的是，現在這個女人突然動手反抗了！安德烈在猝不及防之下，臉部捱了一記，但由於幾乎沒有什麼勁力，他未受傷，只是感到有些痛。
董玉珍的這一舉動，其實並不是想自救，她知道憑她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甭想佔到安德烈的便宜。但是，憑著對剛才武清平跟安德烈一番對話的理解，感到自己被平安營救的希望不大，於是就想最好是利用安德烈此刻的麻痺意識進行就地自救。當時，在場的人除了厲畏程外，還有兩個看守所的獄警和那兩個原想來提審安德烈的刑警。
應當承認，董玉珍的這一作法是對頭的，如果在場的那幾位對此有同樣感覺的話，那麼在瞬間制服安德烈並不是一樁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遺憾的是包括厲畏程在內的這些警察沒有領會董玉珍的意思，他們呆呆地看著眼前這一幕，一副靜候事態發展的樣子。於是，安德烈就有機會對付董玉珍的反抗了，他一掌砸飛了董玉珍的酒瓶，復一拳把董玉珍擊昏過去。
厲畏程一看董玉珍伏倒在案板上，自是大吃一驚，連忙叫道：“你把她打死了？！”
安德烈說：“沒有打死，打死了我也就離開不了了。這位太太是我安德烈的護身符，我一定要保留她的生命的。你們拿一桶冷水過來。”
馬上有人打來一桶井水，安德烈讓放在案板遠離他的那一頭，然後命令厲畏程等人後退二十步，他這才一步步地往前把水桶拎過去，看都不看董玉珍，就把一桶冷水全潑在她的身上。這一淋，董玉珍果然醒了過來。
安德烈隨即又要了一副手銬，把董玉珍銬了起來。
這時，武清平進來了，說汽車和錢款黃金都已經準備好了，現在汽車就停在看守所前。
安德烈說：“是吉普車嗎？”
“是的。”
“加足了汽油嗎？”
“加足了，另外還給你準備了一桶。”
安德烈略一沉思：“這樣吧，你先把款子和黃金拿給我，然後再把汽車開進院子，停在這裡。”
武清平從來沒有接受過比他身份低的角色這種口吻對他說話，氣得臉上的筋肉微微顫抖。但他還是忍了下來，點頭道：“沒問題。”
片刻，一輛憲兵團的美製吉普車駛進了院子，停在距案板數米處。這時，武清平已經作好了一應佈置，出了看守所大門的兩側方向的第一個岔道口的店鋪裡都已埋伏著憲兵團的特等射手，安德烈駕駛吉普車出了大門不管朝哪個方向走，在第一個岔道口都會遭到襲擊，而且是一槍斃命。
武清平說：“現在，你的條件都已實現了，我們退出去，讓你出去吧。但是，你一定要儘快把人質釋放。”
安德烈突然又提了一個要求：“給我一支左輪手槍、五十發子彈。”
“這個……”武清平感到為難了。
安德烈也乾脆：“你們如果拒絕給我槍，那我就死在這裡吧。”
武清平咬咬牙：“好吧，給你準備！”
一刻鐘後，一支嶄新的左輪手槍和五十發子彈送到了安德烈的手裡。包括武清平在內的全部人馬上退出了院子，從各個不同的方向悄悄窺察情況。只見安德烈往槍裡填裝子彈後，對準二十米開外一根樹枝打了一槍，樹枝應聲而斷，足見他的槍法不錯。
安德烈隨即押著董玉珍上了吉普車，發動引擎，把車慢慢地往看守所大門開去。他一手打著方向盤，一手用手槍對著旁邊董玉珍的腰部。
這時，宋美齡打來了電話，要求務必保證董玉珍的生命安全。這個電話加重了武清平的精神壓力，擔心萬一處理不慎會使董玉珍一命嗚乎。他想跟厲畏程商量商量看，是否還有更好的方案，但發現厲畏程已經不在現場了。
說時遲，那時快，這時安德烈駕著汽車已經到了看守所大門口了。看守所的大門早已打開了，連崗亭裡的崗哨也已經撤掉了，總之，在安德烈的視野間，一路出來沒看到過一個人。他心裡暗自得意，把汽車開出了大門。看守所大門外是一塊很大的空場，上面有幾棵很大的銀杏樹，枝葉茂盛，亭亭如蓋。安德烈一看就有點緊張了，如果對方在樹上安排幾個槍手的話，那可是對他很不利的。他把汽車剎停，一手將人質拉過來擋在自己身前，一面抬頭向上察看。看了一會，沒有發現意外，便開車往馬路上去。車剛起步，安德烈突然發現前方的另一株大樹下的一張破席上躺著一個人！
安德烈暗吃一驚，隨即又把車剎停，定睛狙擊安德烈看去，原來是一個耍蛇的叫花子，身邊放著一個竹簍，簍口有兩顆蛇頭在探出探進的。叫花子身穿一件破爛的衣衫，手裡拿著一個酒瓶，正就著一塊像是鹹菜疙瘩樣的東西喝酒，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對於安德烈和這輛吉普車的出現根本不曾注意，連看都不朝這邊看一眼。
安德烈放心了，繼續駕車向前。當他把汽車開到距對方五六米處時，突見那叫花子的手裡像耍魔術似地出現了一支手槍！安德烈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槍聲已經響了，子彈準確地擊中了安德烈的臉面，從眉心間進去，穿過整顆腦袋，在後腦勺飛出來。
安德烈當場斃命。
這個化裝成耍蛇的叫花子，是首都警察廳的一名刑警。他是奉厲畏程之命執行這次特殊的狙擊任務的。
董玉珍未曾受傷，精神上也未受到驚嚇。但是，從此她對社會活動就不再熱心了，那個“天良慈善濟難會”漸漸也就停止了活動。
【本文原出處為《啄木鳥》-塵封檔案】
《啄木鳥》雜誌創刊於1980年，由茅盾先生提寫刊名，是中國公安系統惟一大型公安法制文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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