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名暹，字叔弢）于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700多种珍贵善本书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其中宋刊本70余部、元刊本40余部，明清刻本、抄本600余部。
周叔弢出身于名门世家，祖父周馥，清末曾任两广总督，并做过李鸿章的幕僚；父亲周学海则是清光绪18年进士。民国之初，周叔弢随叔父周学熙在青岛、唐山、天津等地开办工厂，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高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受家庭熏陶和影响，周叔弢16岁即开始购书藏书。1917年因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便定书斋名为“拾寒堂”，后改作“寒在堂”；但他最常使用的藏书室名是据《楞严经》“佛庄严，我自庄严”之义取名的“自庄严堪”（堪：义同龛）。
周叔弢先生承袭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顾广圻之遗风，酷嗜宋元旧本。其收书悬格极高，所藏多宋元旧刻、名家抄校之本。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称赞“其藏书不侈闳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由于周叔弢与上海藏书家陈澄中均收获晚清“南瞿（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杨（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的很多精品，时人遂有“南陈北周”之谓。
周叔弢积数十年藏书之经验，总结了一个鉴别古籍善本的五好标准：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由于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所以周叔弢收藏的古书大多极其精善。兹举数例，以见其藏书之珍。
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原书1000卷，每10卷装一册，共100册。此本刊印精美，传世孤罕，今仅残存15册。除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一册外，国家图书馆藏13册，中即有周先生旧藏一册。1995年，民国藏书家陈澄中后人将家中旧藏一册自海外持回，置于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为一新加坡人以143万元购去。此书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宋代蝴蝶原装，每册封面副叶左下有“景定元年某月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木记一行。书中钤宋代“缉熙殿书籍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等印，旧属宋代宫廷藏书，可谓珍贵至极。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所刻群经，以版印精美闻名，周叔弢所藏岳刻《孝经》一册，原为明代晋府旧藏，经清代季振宜、徐乾学收藏后，归入内府天禄琳琅。书中钤有“敬德堂图书印”、“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玺，朱光灿然，堪称上佳精品。周叔弢为此特治“孝经一卷人家”印章一枚，以示珍爱。
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传世甚稀，其中11行本王维著《王摩诘文集》，向称北宋刊本，旧经明代项墨林所藏，且有顾广圻亲笔题跋。周先生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商之经年始予获得。1982年，92岁高龄的周叔弢先生得见此书影印本，兴奋异常，当即写下一篇题跋，其中有言：“今见此影本，如晤故人，数十年前光景恍然在目。国家重视文物，化身千百，佳惠士林，可为此书庆，我一人欣然欢呼，乌足以尽之。”
周先生爱国爱书之情，真乃发自衷肠。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以收藏宋本闻名，其藏书室名叫“百宋一廛”。他收藏过两部宋刻《陶渊明集》，其中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的流传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是藏书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乾隆46年（1781），周春从友人手中借得稀见宋本《陶靖节先生诗》，继而赖着不还，在书主一再催促之下，最终用重达一斤的明朝“梦笔生花”大墨互为交换。周春把这部《陶》集和一部宋刻《礼》书放在一起，给书室起名“礼陶斋”。卖出《礼》书后，改名“宝陶斋”；后《陶》集又售出，再改名“梦陶斋”。黄丕烈得到二书后，将之归藏一室，起名“陶陶室”。
“陶陶室”以藏宋刻两《陶》集而得名，但却增收了一部宋嘉泰刻本《东坡先生诗》，原书42卷，此本仅存最后两卷，内容为苏轼作“和陶渊明诗”。每年阴历12月19日苏轼生日，黄丕烈都要拿出此书，与友朋共同观赏、祭奠一番。书中留有黄氏亲笔所题绝句诗云：“东坡生日是今朝，我独闲居苦寂寥。但把和陶诗熟诵，樽无浊酒也愁消。”后来有人看到此书，又和诗云：“东坡生日是今朝，冀北苏斋岁奠椒。何以宋廛人独坐，和陶一卷咏深宵。”当年捐书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黄丕烈号“佞宋主人”，平生最爱宋版书，为得到宋版《太平御览》，曾欲忍痛卖掉抄本词书。顾广圻一日来见，说：“听说你要卖掉词书，可我反要劝你买下一部词书”。黄丕烈说：“ 想必是宋本了？” 顾广圻说：“非宋刻，却胜于宋刻”。随即出示元刻本苏轼著《东坡乐府》，黄丕烈喜而收之。元广信书院刻辛弃疾著《稼轩长短句》为写刻本，刊印极精，黄丕烈称其为绝无仅有之物，叹其珍秘无匹。而得到《东坡乐府》后，遂合二书为双璧。元刊词集传世少而又少，周叔弢得到这两部“词集双璧”后，特制“东稼草堂”印章一枚，盖于书上，以示珍爱。
除宋元本之外，周叔弢非常注意名家抄校本的收藏，如明代著名书画家钱榖写本，藏书家毛氏汲古阁以及清代钱曾述古堂、鲍氏知不足斋等诸家抄本，其流传均有渊源来历。内中尤可称道者，是常熟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由于年代久远，宋版书大多湮没不传，赖影抄本得以延续幸存者亦屈屈可数。毛氏汲古阁影抄宋本向以精善闻名，孙从添《藏书纪要》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划、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周叔弢旧藏毛氏影宋陈宅书籍铺抄本之宋向子諲《酒边集》、宋陈起《增广盛宋高僧诗选》，笔画工整，几与刊本乱真。书中钤“毛晋私印”、及“汲古主人”等章，印记宛然，前人所谓下宋本一等者，此等书即是。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6年，可谓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原书22877卷，11095册，收录有很多今已失传的珍贵文献。此书历经沧桑，其永乐原本早已不知踪迹；而明嘉靖年间内府所抄副本，很多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幸存于世的仅约400册，虽属残鳞片羽，但可谓珍罕至极。1951年8月，周叔弢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捐献一册明嘉靖内府抄本《永乐大典》，曾写到：“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责也。”其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永远为世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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