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因病去世，享年80歲。
王夢恕，1938年出生於河南溫縣，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地下鐵道專業碩士，因主持和參與了中國高鐵的研發建設工作而被譽為“高鐵院士”。
他力挺中國高鐵建設，曾有一句名言令無數國人為之自豪：希望有一天，其他國家的人一提到手錶就想到瑞士；提到高鐵，就會想到中國。
如今，斯人已逝，而他為之奮鬥的這句話，已經成為現實。
鮮為人知的是，上世紀60年中葉，我國第一條地下鐵道工程——北京地鐵1號線開始建設，當時還是北方交通大學年輕教師的王夢恕，受邀成為我國第一條地下鐵道建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
年僅27歲的他在地鐵開工前幾個月，發現了一個關鍵紕漏——施工設計圖中未考慮貫通誤差。正是他的發現，為地鐵1號線的順利修建立下了大功。
關於這段歷史，北京日報紀事記者2007年採寫《北京地鐵誕生記》一文時，曾留下王夢恕院士對此的珍貴回憶。
早在1953年9月，一份名為《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的報告中，就明確提出“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經濟的交通工具，特別是為了適應國防的需要，必須及早籌劃地下鐵道的建設”。
從當時的交通狀況看，籌建地鐵是一個相當奢侈的決定。建國初，北京常住人口還不到300萬人，機動車也僅有5000多輛。大街上人多車少，人們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車，連乘公共汽車的人都是少數。而且，修地鐵投資大、技術要求高，對於新生的共和國來說，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央為什麼要在這時籌建地鐵呢？據當年的地鐵籌備處總工程師謝仁德回憶，周恩來總理曾一語道破：“北京修建地鐵，完全是為了備戰。如果為了交通，只要買200輛公共汽車，就能解決。”
規劃雖早，但地鐵1號線正式開工，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了。1965年7月1日上午9時，北京地鐵一期工程開工典禮在京西玉泉路西側兩棵大白果樹下舉行。
很多人回憶，那是個晴空萬里的好天氣。一條寫有“北京地下鐵道開工典禮”的白字紅底橫幅掛在會場上。市長彭真主持，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鄧小平、羅瑞卿等出席了開工典禮。地鐵建設領導小組組長楊勇講話，提出了地鐵建設三條原則:“地上服從地下，交通服從戰備，時間服從質量。”這三條原則始終貫穿於地鐵一期工程建設的全過程。
會後，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帥親自拿起扎著紅綢的鐵鍬，為北京地鐵一期工程破土。在現場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下了這些珍貴的鏡頭。
不過，出於戰備工程的保密考慮，開工典禮當天，組委會只邀請了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新影等少數幾個新聞單位參加，並明確表示地鐵開工典禮的消息不登報，只作為內參保留。
北京地鐵一期工程，就這樣神秘地開工了。
1965年下半年，正在永定路附近十一學校上初中的徐金華髮現，一向冷冷清清的西郊突然多了很多工人和汽車。他們分日夜輪班工作，連吃飯都在工地上。有時施工完，還會在工地上踢踢正步。
路中央寬大的綠化帶上，一棵棵高大的樹木被拔掉。挖掘機開了進來。挖出的土，被一車一車運走。有一段時間，工地旁邊甚至建起了一個小鐵道，用專用的小火車運土。
“沒人告訴那是在修地鐵，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徐金華至今想來，自己也覺得挺奇怪。但那就是當時的情況，對於正在身邊進行地鐵工程，北京市民心照不宣。
“因為是戰備工程，所以不可能宣傳。”但是之前的很多輿論已經告訴大家，北京要修地鐵了，修地鐵是為了備戰。
當時路上車輛很少，施工並沒有對交通造成多大影響。由於是明挖，又沒有做遮擋，上學路上徐金華隨時都可以看到施工的進展。他看到鐵道兵戰士們夜以繼日地進行施工。挖出的隧道也漸漸有了形狀，從最初淺淺的溝渠，變成了一條寬十幾米，深接近10米，放坡完整的梯形隧道。隧道挖好後，工人們又依照圖紙依次完成了鋼筋敷設，混凝土澆築，以及鋪貼玻璃布油氈防水層。
地鐵工程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地鐵的設計方面出現過一個很大的紕漏，甚至險些延遲了開工。
在開工前的幾個月，地鐵一期工程的全部設計圖紙已經完成。後來被譽為“高鐵院士”的王夢恕，那時還是交通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地下鐵道專業碩士，王夢恕受邀參與審定地鐵設計圖紙。
審定過程中，王夢恕突然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所有的設計圖紙都沒有考慮到貫通誤差。這意味著，如果按照圖紙進行施工，分別開工的兩個乃至幾個施工段，在最後連接的時候，斷面位置可能錯開。整個隧道將無法對接成一條直線。設計中，這個貫通誤差本應在計算之內，但由於經驗不足，少計算了將近20釐米。“可別小看這區區20釐米，如果不計算在內，就會造成隧道的寬度和高度不夠，將來機車可能碰壁或碰設備。軌道也鋪不上。”這一發現讓所有參與設計的人大吃一驚。很多人立即提出質疑，不相信王夢恕的判斷。
時隔多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採訪時，王夢恕對此深表理解，“如果我的判斷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所有有關結構的三萬多張圖紙都要修改。對於奮戰了好幾年的技術人員來講這是很殘酷的。”
但是，科學麵前來不得半點馬虎。為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王夢恕利用當時正在施工的前三門水渠做了一個實驗。這個水渠的斷面都是直線斷面。他把這些斷面做了一個投影，投到平面上，參與實驗的技術人員很容易看到，投影相差了二三十釐米。
技術人員們終於認同了王夢恕的理論，並開始了緊張的改圖工作。經過三個月的奮戰，所有三萬張圖紙都改好了，原計劃下半年開工沒有耽誤。“因為這個發現，局裡專門獎勵了我20元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提起這段往事，那時已經是國家地下工程帶頭人的王夢恕仍自豪不已。
北京站到石景山22公里的路段，幾乎同時分段開挖。
由於是戰備工程，工程的保密工作非常嚴格。但對於工程本身敞口放坡開挖的施工方式，保密的難度很大。針對這種情況楊勇指出，保密工作既要嚴格，又不能搞得很神秘。
雖然，每一個路過的北京市民都能看到施工的進程，但是設計圖紙、數據等核心資料，一般人根本接觸不到。
全程參與施工的張孟勳回憶，每個標段的施工技術人員只能得到各自的圖紙，總圖是看不到的。資料的整理和歸檔，則由專門的公安處負責。技術員領圖紙需要嚴格登記，施工完畢後，無論圖紙多麼破舊都必須如數歸還。“因為，即使看不到整個工程的總圖，但懂行的人仍然可以按照單項數據推算出整個地鐵工程的防護等級。”
即便這樣小心，失密事件還是發生了。地鐵工程局四處一隊在整理文件時發現，一份實驗段組織設計文件不見了。幾天後這份文件又神秘地從郵局寄回。地鐵工程局立刻在一隊有關人員中進行調查。最後一名吳姓技術員終於承認，這份文件是他幫助印製後帶回宿舍學習的。由於忘記文件應該放在什麼地方，組織上又查得厲害，他既不敢留下又不敢歸還，只好通過郵局寄回。經過調查，這名技術員是共青團員，家庭出身也比較可靠，帶回圖紙的確是為了學習，於是沒有深究。但是這一失密事件對地鐵工程領導小組震動很大。楊勇親自批示，一定要加強地鐵工程的保密工作。
這個看上去有點“馬大哈”意味的失密事件，卻使地鐵工程的保密工作上了一個等級。王夢恕回憶，那時設計完畢，設計人員必須把自己的設計圖紙和工作日記按頁碼如數上交。完整不缺頁的資料還好說，那些零散缺頁的資料都被他燒掉了。“缺頁的資料交上去，我說不清楚呀！”那時正處於“文革”時期，任何一點紕漏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高度。回想起這段往事，王夢恕說:“保密是應該的，但我們也搞得太緊張了。那麼多數據資料都燒掉了，現在進行研究時，我只能靠回憶了。對於科研是個不小的損失啊！”
如今，距離王夢恕院士參與的中國第一條地鐵開工建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北京早已建起了方便快捷的地鐵網線。他畢生為之奮鬥的高鐵建設，也成了中國的“名牌”之一。他的名字，值得我們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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