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正坐在窗前。汽车停了，发动机还在运转。通过一尘不染的防弹玻璃，阳光落在她的脸上。她向外看，凝视着雪山，用热水杯温暖她的双手，手上的皱纹说明了她的年龄。
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张充满疑惑的照片：窗外的雪山是他们的最高峰楚格峰（Zugspitze），奥迪A8——一辆政府专用的车型如何开到这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这些乍一看像一个简单的快照的照片还有很多，都是女人在车内看向窗外的景色——牢房，工业别墅，挥动手臂的孩子，卡尔·马克思的雕像还有港口的起重机；在莱茵河上，她把自己投入到思想家的姿势，在Templin的家门前，她轻轻地举起手来告别。
她不会离这些景色太近。在后面的座位上她不是一个容光焕发的统治者，更喜欢默默地考虑着她的选择。她曾经有时在湖里赤身裸体，也不时地听柏林音乐厅的马勒交响乐，没有什么比轻浮的虔诚，可怜的忏悔更不信任她了。
当这张照片流传开来，很快便激起了讨论。“无论看发型，服装和形态，这就是安吉拉·默克尔。”这个系列中没有任何照片显示她的脸，但这样高度亲密且非正式的“默克尔”还是被德国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正时至默克尔第一次连任大选，联邦新闻办公室立即出来澄清这绝不是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不会同意在车内拍摄她，而且这个项目是由德国摄影师安德烈亚斯·穆埃（Andreas Mühe）发起的，默克尔不是其中的参与者，其中扮演默克尔的，则是穆埃的妈妈。
《德国圣诞节之一》，Deutsche Weihnacht I，2017，激光冲印，含框，C-Print, framed，图片由托马私人收藏提供，Courtesy: Private Collection Thoma
安德里亚斯·穆埃1979年生于卡尔·马克思城（现开姆尼茨Chemnitz）,在柏林工作和生活。他接受过胶片冲洗的技术训练，担任过阿里·凯佩内克（Ali Kepenek）和阿纳托尔·科特（Anatol Kotte）的助手，之后自己也投入了摄影创作。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他起初专注于拍摄音乐人、演员和艺术家的肖像，并且在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过作品。
29岁的时候，他被要求为安格拉·默克尔的竞选活动拍摄一幅肖像，便立即被默克尔看重。
有一段时间，穆埃在车上看到默克尔在标志性的德国建筑和景观前望着窗外，他想拍摄她，但被禁止在车内拍摄。为了重现这一点，穆埃用他自己的母亲作为默克尔的模特，拍摄了一系列“默克尔”头部后面的肖像，从各种象征性的德国场景中望出窗外。
他与默克尔合作的时间之长足以让他获得总理摄影师的头衔。可这一切，终止于穆埃创作的一系列嘲弄纳粹的作品，鉴于政治原因，默克尔无法支持穆埃作为她的摄影师。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穆埃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从那时起，德国的历史进入了他的生活。穆埃从2004年开始研究纳粹时期的德国，他在吕根岛（Rügen）上以纳粹规划的庞大旅游设施而闻名的普洛拉（Prora）度假村拍摄了时尚照片。几年后，他在1936年奥运村的游泳池拍摄了照片。两个地方均为前东德的军事禁区。
在拍摄“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系列时，艺术家在四年时间中数次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希特勒的私人别墅“鹰巢”，并研究了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沃尔特·弗伦茨（Walter Frentz）在萨尔斯堡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从其图像中提取关于权力和奴性的纳粹军官姿态、“纳粹化”的风景和聚光方式为线索，拍摄置于风景中或聚光灯下的着军装或裸体的纳粹军官、传统编发女性及物品。
《自拍之一》，Selbstbildnis I，2012，激光冲印，含框，C-Print, framed，图片由艺术家和柏林及伦敦的国王画廊提供，Courtesy: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在穆埃的照片中，你会看到纳粹军官们经常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风景中撒尿或自慰。在山脉前的小人物，他以幽默的方式上演了权力。
作为一位德国当代摄影艺术家，穆埃难以被归类，他摄影作品具有戏剧性的美学特征，使用大画幅胶片相机，在创作手法上长于“用光来雕塑作品”，通过场景和光影设置创造出一个看似颇为熟悉，却濒临决裂和解构的矛盾视觉世界，透过简单而微妙的暗示挖掘隐匿于可见中未被觉察的真实。
《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09
他的镜头中，日暮时分站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眺望着风景的德国现任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凝视着夜空的德国著名出版人弗雷迪·施普林格（Friede Springer）、在画作前游走的德国著名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人物颠覆了符号化的传统公众人物肖像摄影；看似浪漫的风景可能会令人联想起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却完全挣脱了运用“浪漫”元素加以表现的桎梏；还有圣诞树、难民和森帕歌剧院（Semperoper）庆祝胜利的德累斯顿“足球流氓”，皆在开放、干扰和即兴的设置间呈现出多重解读性和不确定性。
《正在走过的里希特 Richter Walk，200激光冲印，含框,C-Print, framed
虽然与权力中心非常接近，但穆埃本人却极其谦虚。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在柏林Brandenburger Tor轮椅上拍摄Helmut Kohl的照片一定非常完美。穆埃的解释是，虽然他知道这张照片会是什么样子，但他需要一个由30人组成的团队让这张照片变得可行。为了设置灯光，该地区不得不向公众封闭，最不重要的两个人是他自己和他的助手。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穆埃嘲笑，但他也怜悯和溺爱。凭借他大胆的工作，Andreas Mühe已成为德国最直言不讳和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很难找到一位如此致力于他的工作和信仰的艺术家，以致于会牺牲头衔和声望。但穆埃提醒我们忠诚于一个人的工作的力量，以及表达自由所具有的力量。
《在树下》，Unterm Baum
《森林之一》，Wald I，2016，激光冲印，含框，C-Print, framed，图片由艺术家和柏林及伦敦的国王画廊提供，Courtesy: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他最新的作品聚焦到1913年——一战爆发前。“ 1913年让我觉得和现在有一些相像，”穆埃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种无负担且相当容易的生活方式到突然发生战争，虽然完全令人惊讶，但同时又非常可预测。它类似于我们闭上眼睛的方式，我们试图忽略我们周围明显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没有人感到灾难来临。”
“我有时会觉得我们现在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令人不安，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交，”他补充道。“难民，政治斗争，宗教问题，平行社会。我们看着别处，我们无视标志。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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