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圖說：陳銘德與鄧季惺）
1983年是陳銘德與鄧季惺的金婚年，聶紺弩作《銘德季惺金婚》詩為賀。詩云：
造次相逢六十年，
陶朱西子五湖船。
名城處處新民報，
水上鴛鴦陸地仙。
走馬蘭臺晨鼓闊，
傭書楚館夜燈蔫。
愚夫婦亦八旬了，
未似君家過一天。
詩不難解。陶朱公即范蠡，在幫助越王勾踐完成滅吳復國大業後，他改名陶朱公，經商致富，與西施放舟湖海，過起神仙眷侶的生活。被詩人比喻為陶朱西子的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近年來也逐漸被人所知。鄧季惺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母親，陳銘德是吳的繼父，但二人之名，其實完全不需假吳敬璉以傳。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陳銘德鄧季惺是一對光芒耀眼的伴侶，他們共同締造了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民營報業集團——新民報業集團。在巔峰時期，新民報業集團曾創下擁有一報八刊的輝煌。
詩的結尾未免毒舌。面對陳鄧這對恩愛夫妻，曾經的報業巨頭，詩人聯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竟發出“未似君家過一天”的誇張感嘆。而七年前，也即自己與妻子的金婚之年，聶紺弩在寫給妻子周穎的詩《贈周婆》中，曾有“今世曹劉君與妾，古之梁孟案齊眉”與“五十年今超蜜月，願君越老越年輕”之句，極言夫妻二人感情之篤厚。故此，這句詩的合理解釋，應該是指詩人家的物質生活遠遜陳鄧之家，而非指夫妻間感情不若陳鄧。
令人意外的是，這首洋溢著讚美、羨慕之情的詩，並沒有得到被讚美者的歡心。
陳德銘鄧季惺夫婦讀到聶紺弩贈詩的當時有何反應，目前無從得知。不過，七年後，也即1990年6月29日，鄧季惺在給侯井天的信中，對聶的贈詩有如下評價：“聶老出於讚譽，但用典有欠貼切。銘德和我舉辦的《新民報》為發展我國新聞事業奮鬥大半生，除領取工資，從無陶朱公之念，也未借報館經商謀私利，一生不蓄個人私產。”（《聶紺弩舊體詩全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侯井天是位老共產黨員，聶紺弩的粉絲，熱衷於蒐集、整理聶的詩作。鄧、侯通信時，聶紺弩已經離世四年，從措辭看，雖然鄧季惺認為聶紺弩揄揚過當，但對聶仍不失尊敬。
然而，尊重歸尊重，從此時已經83歲高齡的鄧季惺不惜辭費解釋自己與陳銘德的財產狀況這一事實來看，她對聶紺弩橫空贈送過來的這頂“陶朱公”桂冠，是大不以為然的。而這一反應，大有闡釋空間。
客觀地說，用富商陶朱公與美女西施來比擬陳德銘鄧季惺夫婦，確實顯失貼切。西施是一個古典美女，而鄧季惺卻是位極其獨立的現代女性，在締造新民報業的輝煌中，她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民間的回聲——新民報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伉儷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我和爸爸吳敬璉》（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二書記載，鄧季惺最初在南京從事律師工作，其夫吳竹似（吳敬璉生父）與陳銘德同在中央通訊社從事採編，後厭倦於官方新聞機構的沉悶，二人與同事劉正華一道，辭職創辦《新民報》。不久吳竹似病故，陳銘德離婚後，苦追鄧季惺（有跪求三日之說），最終牽手。不過，二人結婚典禮上，在送給來賓的卡片上印有“約法三章”，包括鄧季惺的孩子們不改吳姓，以及夫妻間施行分別財產制。鄧季惺堅持通過律師工作為自己打下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正式加入新民報業集團，擔任總經理一職。人們普遍認為，陳鄧二人是一對天造地設的黃金搭檔。鄧季惺有很好的法律專業訓練以及人文素養，在經營方面則更長袖善舞，是個傑出的企業家，陳銘德則長於編織社會關係，在國共兩方的上層都有很好的人脈。同時他也是一個甚為包容、識才、禮賢下士的媒體領導者。用吳敬璉女兒吳曉蓮的說法，奶奶爺爺是方和圓、陰和陽、經濟和人氣、原則和世故、鐵腕和寬容、規章制度與人際關係的完美結合。
把這樣的鄧季惺比喻為靠顏值吃飯的西施，該是多麼的違和！
不過，話說回來，聶紺弩在詩中用陶朱公這一比喻，表達對陳鄧夫婦財富狀況的描繪與想象，又說不上錯得多麼離譜。
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吳曉蓮寫到，奶奶鄧季惺對《民間的回聲》一書的作者蔣麗萍說過，自己“一輩子有錢，一輩子不亂花錢。”《民間的回聲》一書記載，鄧季惺有一個愛好，每到一地創業，都要在一地為自家造房子。在南京、重慶、成都、北京，都建造過花園式小樓。其中北京的這座，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不久所建，地點在黃金地段南長街，為鄧季惺親自督建，院牆外就是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園，距天安門廣場只有幾步之遙，堪稱居住於“祖國的心臟”。到了文革時，陳鄧一家才被迫從這裡遷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是新民報業集團的鼎盛時期，曾經在京、滬等城市同步出版不同版本的新民報，有時廣告多得要侵佔副刊版面。新民報業集團是股份制企業，其具體股權情況雖未見揭載，但陳鄧二人作為創始人，以大股東身份而執掌企業，應無疑義。因此，將當年中國最大民營報業集團的掌門人比喻為陶朱公，應該說，並非聶紺弩的無根遊談。
據孫女吳曉蓮回憶，“一輩子有錢”的鄧季惺，自奉甚儉，從來未見其在一張新紙，也即兩面都沒寫過字的紙上寫字，而總是在舊文件、用過的信封及包裝紙的背面寫字。1989年陳銘德去世，鄧季惺給在美國的吳曉蓮寫信，告知爺爺的後事，就寫在一箇舊信封的背面。雄於財而儉於自用，鄧季惺應屬那種持守清教倫理型的企業家，
依筆者之見，鄧季惺之所以謝絕“陶朱公”這頂桂冠，在於它來得不合時宜。
抗戰後期，新民報業集團與國民黨政府漸行漸遠。1944年，重慶《新民報》刊發該報記者趙超構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因以沒有“匪”的視角描寫中共，引發極大轟動，也引發當局的忌恨。1945年11月14日，重慶《新民晚報》率先刊發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詞，同樣引發熱議。抗戰勝利後，新民報業集團旗下報紙對當局的腐敗採取更加嚴厲的批評立場，終於導致大難臨頭。1948年7月，《新民報》南京版因“為匪宣傳、詆譭政府、散佈謠言”等罪名，被勒令永久停刊，鄧季惺被通緝，後在黃苗子的幫助下亡命香港。
國民黨政權潰敗後，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回到內地，意圖全面恢復新民報業集團的新聞業務。陳銘德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天明瞭，反動派垮了臺，人民坐了江山，在光明的世界裡，自由的空氣中，照說我們的報紙，過去在反動派統治下抑鬱難伸的報紙，應該可以揚眉吐氣，獲得無限制的發展了……”意外的是，先到北平的鄧季惺，等著她的卻是《新民報》北平版刊出的一則《本報職工會重要啟事》，其中宣佈，報社的一切事務，今後歸由從工人中選出的職工委員會管理，與總經理陳銘德完全脫離關係。在上海，準備恢復《新民報》上海版的陳銘德遇到了同樣的局面，他只能以讀《七劍十三俠》打發時間。
視報紙為生命的陳鄧二人上下奔走，最後認識到，新時代並沒有給自己的理想準備位置，遂放棄了延續報業的打算。1952年4月，北京市委以兩萬元收購北京新民報，半年後改出《北京日報》，鄧季惺被聘為顧問。上海新民報於1953年初實行公私合營，陳銘德鄧季惺被聘為顧問。其他城市的新民報亦相繼結業。上海《新民晚報》作為陳銘德鄧季惺締造的報業王國的一線單傳，出版至今。
後來，陳銘德鄧季惺分別被任命為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和民政局副局長。鄧季惺在任內負責建造了北京市第一個火葬場，陳銘德則熱心於把他在上海吃過的最好的餐館搬到北京來。
鄧季惺關心國是的習慣保持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晚年，她常常把看過的時事新聞用筆劃上線，督促陳銘德看。去世前一個月，88歲的她還上書民建中央轉呈中共中央，就反腐問題提出建議。
如果說這一對夫婦是陶朱公的話，他們也是為報紙而生的陶朱公。而這一款陶朱公，從他們不能繼續辦報那一天起，就已經壽終正寢了。三十多年後，當聶紺弩贈以早就不存在的冠冕時，也就難怪鄧季惺要拒收了。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7/1213/3187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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