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大陸簡體字版後，全國許多高校、圖書館等文化教育單位邀請白先勇介紹這本紅學著作。
上海師範大學光啟通識課程在2018年也邀請到白先勇以及臺灣中央大學的榮休教授康來新和上師大孫遜教授對談《紅樓夢》，三位老師在對談中，就庚辰本和程乙本的評價問題引發了較大分歧，我對他們的討論抱有濃厚興趣，遺憾的是當時時間有限，討論沒有充分展開。因為意猶未盡，我就把白先勇的書細細讀了幾遍，並做了筆記，形成一個基本判斷後，遂寫了“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紅學著作”書評，在《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發表，算是對此前討論的進一步展開。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文章發表後，在圈內外引起一定反響，也有朋友對拙文產生了一些疑問，有些可能是朋友理解上的誤會，有些則是我本人思之不周或言之不詳帶來的，所以這裡提出幾點意見，作進一步闡發。
其一，《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包括了全書一百二十回，我的討論僅僅侷限於前八十回？是否是一種缺憾？
其實，當白先勇把後四十回文字理所當然地視為與前八十回的文字為同一個作者時，我是根本不認同的。關於後四十回描寫的變味，一種衝突的淺表化和詩意的喪失，我曾寫過《照應的協調與衝突——論後四十回的一種創作策略》等論文予以討論，但因為我寫書評的基本目的，是就白先勇貶低庚辰本抬高程乙本的觀點展開討論，即他認為比較的結果是庚辰本在人物描寫上有190處錯誤而程乙本則基本沒有這樣的錯誤。所以，只對保留下的前八十回（實際只有七十八回）的庚辰本，與程乙本的前八十回來比較，這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而庚辰本沒有相應的回目內容可以跟程乙本的後四十回文字來比較，白先勇沒有這樣做，我自然也不會去涉及。
其二，與前面的可比性問題相關的是，同樣是前八十回的兩個版本的文字比較，庚辰本和程乙本都有跟其它版本重複的，白先勇並沒有在意這一點，我為什麼不把這一點揭示出來？如果不把這兩個版本獨有的文字揭示出來，其可比性的前提又在哪裡？
確實，如果把白先勇忽視的這一點揭示出來，問題可以分析得更清楚。但對不同版本的文字流變不作梳理，白先勇的比較依然是可行的。關鍵是，白先勇所謂的庚辰本和程乙本，都不是指原始意義上在清代流行的鈔本和印刷本，而都是指經過當代紅學家校點整理由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因為整理所用的底本是庚辰本和程乙本，才把整理後的兩個印刷本簡稱為庚辰本和程乙本，這一點，我在書評開頭已經說明。所以，嚴格說來，白先勇的細說不是真正的版本學研究，而只是依託了這兩個已經整理過的相對穩定的本子，進行思想藝術上的比較，判斷哪一個整理後的本子具有更高的價值、更值得向讀者推薦。就這一點來說，兩個整理本是有可比性的。而且，明白了這一點，也可以消除一些甚覺莫名的猜測，以為我讚揚庚辰本，僅僅是因為庚辰本的出版經過了諸多紅學家的整理，而程乙本則否。其實程乙本整理出版，同樣有紅學家花了心血，其中的註釋，啟功先生主其事，得到過圈內的不少好評。
其三，相對於手抄本在有限圈子裡傳播，清代流行的主要是程印本，其對《紅樓夢》經典地位的奠定，功不可沒，稱程乙本為“平庸”是否苛責？
我不認為是苛責，因為有些改動，比如對尤三姐的貞潔化處理，可以評為惡俗，北京的劉曉蕾和上海的駱玉明，都嚴厲批駁過白先勇的類似觀點，只是我覺得聶紺弩的觀點最雄辯，所以引用了他觀點後，加以了進一步發揮。總之，用平庸這樣的詞，我倒認為是比較和緩的。這裡還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清代流行的固然是程印本，但確切說，還要把它大致分為程甲本和程乙本兩類。從開始的程甲本，到後來翻刻的東觀閣本、抱青閣本、藤花榭本以及俗稱的三家評本，都沒有以程乙本為底本。程乙本除了短暫出現後，是要到民國後，1927年亞東圖書館翻刻印刷，由胡適推薦，而大大流行起來的。但即便是褒揚程乙本的胡適，當他看到蘇雪林對脂鈔本文字狠狠批評時，也寫信委婉地勸告了她，勸她不可用現代的白話文標準來衡量古人，其態度還是有一定客觀性的。其次，就前八十回而言，總共文字約60多萬，程乙本改動程甲本的文字就有一萬字左右，所以程甲本雖然已經對脂鈔本作了改動（當然有些改動是跟甲辰本、夢稿本等本子共有的），但還是相對接近脂鈔本的。而程乙本對程甲本的改動，才是王佩璋等認為的“越改越壞”。雖然這種改動也糾正了一些脫漏和錯別字等，但卻造成了不少錯誤，用最近發表在古代小說網的石問之先生“程乙本《紅樓夢》存在的問題”一文中的話來說，其重大缺陷是“難以修補”的。再次，不論是清代流行的程甲本還是民國時期流行的程乙本，其跟脂鈔本重複的文字，還是佔了大部分，而不是產生了一部全新的《紅樓夢》，正是有這樣的相同的文字內容打底，才使得《紅樓夢》獲得了經典的位置，但程印本，尤其是程乙本修改程甲本帶來的平庸化乃至惡俗化後果，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我認為白先勇欣賞程乙本的改動部分，就是對平庸的致敬，這樣的評價，可謂名至實歸，並不苛責。
其四，相比脂鈔本，程印本的文字修改有一種簡潔化的趨勢，就如同《金瓶梅詞話》到崇禎本《金瓶梅》也如此，白先勇批評庚辰本而讚賞程乙本，有幾處也是從文字簡潔角度考慮，這有錯嗎？
我也承認，程乙本有多處文字比庚辰本更簡潔，有人喜歡這種簡潔，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我在文章中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因此把庚辰本視為囉嗦，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應該的。這裡的關鍵在於，兩類版本的文字差異，這是簡潔和繁複的風格差異，即便程乙本的修改有其合理性，就如學者周先慎論述其它古典小說時說的，充其量是“簡筆與繁筆”的差異，而不應成為指責另一種風格的理由，更不應該用程乙本簡化後的內容作為標準，來指責庚辰本的文字為囉嗦。前引石問之的論文，就曾批評白先勇拿程乙本中合庚辰本中石頭與神瑛侍者兩條線索為一的故事，來指責第十八回中，庚辰本描寫石頭的感嘆為囉嗦，其混淆敘述者與故事人物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因為該文對白先勇已經予以了批駁，這裡就不重複了。但類似的錯誤，白先勇自己似乎並沒有意識到。
其五，比較脂鈔本和程印本，或者比較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文字差異，一直是紅學界的一個話題，我的討論和他們有何差異？
以往的討論較多的是對不同版本各美其美各惡其惡，真正的交鋒還是比較少，或者即使有，也常常是圍繞著局部的、個別的問題展開。比如你說程乙本回目文字好，他說脂鈔本正文好；你說脂鈔本第一回好，他說程乙本第二回好；你說脂鈔本的第十六回開頭好，他說程乙本第十六回的結尾好。結果爭來爭去，卻難以形成對兩個版本價值的基本判斷。當然，像呂啟祥、劉世德那樣，各取十回樣本逐一對照，得出的結論就比較客觀，這才是一種正面交鋒的比較思路。蔡義江新評的《紅樓夢》，當然有對程乙本較為一貫的貶斥立場，但其對他人指出的脂鈔本的不足，就較少回應。我採用的方法與此不同。我只取白先勇認為程乙本好於庚辰本的例子來分析，證明所謂的程乙本更好或者庚辰本不對，不過是白先勇的誤讀誤判，仔細分析下來，結果恰恰相反。這樣就可以證明，即使是白先勇竭力讚美的程乙本文字，也是經不起細細推敲的，那麼其有意無意迴避的其它一些失誤，就更不用說了。而白先勇認為庚辰本寫錯的地方，恰恰是其不能理解的作者高明處，這樣的討論，才更具有正面交鋒的意義，也許更能引發人們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白先勇在細說《紅樓夢》時，總是毫無根據地把庚辰本不同於程乙本的文字，稱為是抄書人的添加或者改寫，似乎程乙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其隱含的一個立場，跟歐陽健等人並無邏輯可言卻鼓譟一時的“程前脂後”說非常接近，這類並無多少學術含量的無稽之談，其誤導讀者，擾亂正常學術討論，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一個時期以來，學術界瀰漫著一種不正常的氛圍，對於新面世的論文或者論著，相關的評論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對於那些觀點偏頗、硬傷不斷的，較少有人站出來加以批評，而一旦遇到批評意見，有人又會以所謂的“文化多元”這塊擋箭牌來拒絕批評。雖然我並沒有奢望，認為謬誤遇到真理，如同鬼魅遭遇陽光一樣瞬間消失。但我堅信真理是越辯越清的，也堅信通過正常的學術批評，可以昭示別人的欠缺，也能夠發現自身的不足，可以磨礪自己的思想和對現實的敏感度，所以我從不迴避學術批評，也從沒有打算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如果有些言辭讓人感到尖銳，那也不過是我用直接而不是迂迴、坦率而不是遮掩的方式表達了我對問題的看法。這種直接和坦率，也許會給人留下不夠謙遜的印象，但正如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中說的，“如果謙遜是探討的特徵，那麼，這與其說是害怕虛偽的標誌，不如說是害怕真理的標誌。謙虛是使我寸步難行的絆腳石。它是上司加於探討的一種對結論的恐懼，是一種對付真理的預防劑。”在真理面前，我們都應該表現出當仁不讓的態度，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對手的希望。
最後我以《歌德談話錄》的一句話來收尾：莎士比亞給我們的是銀盤裝著金橘。我們通過學習，拿到了他的銀盤，但是我們只能拿土豆裝進盤裡。
程乙本依託了此前版本的銀盤，卻在改動中，裝進甚至是變了味的土豆。但白先勇硬要讚美為比金橘還要好，這讓人“到底意難平”的。而一本如此乏善可陳的著作居然賣出了168元的辣價格，真是無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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