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詩人和洋外教,白鹿洞書院的另一面

01

公元1595年,也就是明朝的萬曆二十三年,在江西的南昌,出現了一位特別的客人。

他是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人,大概40多歲的樣子,那個時候,在江西一帶,外國人還相當罕見,他的出現引發了當地民眾的極大興趣。

更讓人感到蹊蹺的是,這位外國人竟然能和一位年過七旬、儒士模樣的中國老者用漢語流利地交流,不時引經據典,口吐蓮花。老者還盛情邀請外國人到廬山腳下自己擔任山長的書院去講學。

四百多年前,廬山的中國書院竟然出現了洋外教,這確實讓人有一點穿越的感覺。

這個外國人,正是中外交流的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意大利人——傳教士利瑪竇。和他相談甚歡的老者,名叫章潢,是當時的名儒,他所主持的書院,則是位列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是程朱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活動的最重要場所之一,這裡曾經聲名鼎盛,被譽為“天下書院之首”;不過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白鹿洞書院給人留下的更多印象,是正統的思想和嚴謹的規範,對於現代人來說,多少有幾分近乎刻板的既視感。

其實,如果我們來回顧一下白鹿洞書院的前世今生,其間也不乏一些頗具傳奇意味的故事,還有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的佳話。

02

首先,白鹿洞的得名本身,就是頗具詩意。

早在唐德宗年間,洛陽人李渤和他的兄長李涉,就曾經在這裡隱居,那時他養了一頭白鹿。

白鹿在中國古代,一向被視為一種祥瑞的徵兆,而且又給人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

咱們的大詩人李白在《夢遊天姥吟留別》當中也曾經寫過:

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

而且,李博的這頭白鹿,又相當地溫順,可以聽從驅使,被北山村的居民視為神鹿,於是人們就把李渤稱為白鹿先生,而他們兄弟隱居的這個山坳,也被稱為白鹿洞。

順便說一句,李渤和後世的大文豪蘇東坡,還有過一段淵源。兩個人都對廬山幾十裡外的石鐘山的名字進行過考證,結論卻太不一樣。在這件事兒上感覺比較良好的蘇東坡,在那篇著名的《石鐘山記》的結尾中,還吐槽了一下前輩李渤。

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不過根據後人的詳細考證,其實李渤原本的判斷是對的,蘇東坡的不盲從精神雖然可嘉,但在嘲笑李渤見識淺陋這件事兒上,確實被華麗麗地打臉了。

繼續說隱居在白鹿洞的李渤,雖然有人認為,李渤在白鹿洞的時候,曾經建立過一座程度比較高的私塾,不過史料中並沒有關於這件事兒的確切記載,而真正在白鹿洞開始大規模辦學,已經是一百多年後的南唐時期了。

03

南唐在中國歷史上只是一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時間也很短,一共只有三代皇帝,三十九年。

給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應該就是南唐皇帝的文藝青年指數了。

除了寫下“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的南唐後主李煜,他的父親,南唐中主李璟,也是一個大文青。對於他的詞,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曾經給過很高評價,父子二人都屬於詞人當得比皇帝要好得多的代表。

和當守成之君都太不合格的兒孫相比,南唐的開國皇帝,也就是李璟的父親和李煜的祖父李昪(biàn),要更有進取心一些。在廢除吳帝楊溥,登上皇位後不久,李昪開始大舉興辦學校,培育人才。

在李昪的主持下,廬山國學成立,地位和建立在南唐首都金陵的國子監相仿,這也是白鹿洞作為重要的辦學場地的開始,從四面八方到廬山國學求學的學子,最多的時候達到好幾百人。

到了中主李璟登基後,南唐的都城從金陵遷到了南昌,廬山國學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

在知名文學家皇帝李璟和李煜的支持下,廬山國學成了南方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詩賦教育自然是廬山國學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那時的廬山國學,雖然不及此後作為理學道場時的凝重,但在風雅方面似乎更勝一籌。

04

南唐滅亡後,白鹿洞書院陷入了一段時間的低谷,公元1054年,又因為火災被毀。當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和嶽麓書院已經蜚聲國內的時候,白鹿洞書院還顯得籍籍無名,在整個北宋年間,白鹿洞書院的累計辦學時間只有區區九年而已。

公元1179年,也就是白鹿洞書院被火災損毀的125年之後,書院迎來了和它的命運聯繫最為密切的一個人,他就是剛剛被任命為南康軍知軍的朱熹。

查看了白鹿洞書院的遺址後,朱熹發現這裡山清水秀,優雅清靜,實在是一個隱居讀書,講學和著述的好地方,就上書給朝廷,申請在這裡辦學。

可惜,雖然朱熹在後世的影響巨大,但在那個時候,卻只是個人微言輕的小角色,朝廷對這件事情並不支持,既沒發給他御賜的匾額,也沒提供什麼資金的贊助,朝野當中,甚至把朱熹辦學這件事兒,當成了一件笑話。

好在朱老夫子的執著在這一過程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實在沒有朝廷的支持,咱們就自力更生。

修建院房,籌措院田,邀請教師,設課招生……在沒有多少外力支援的情況下,朱熹還是硬生生地把白鹿洞書院辦了起來。

在朱熹團隊的努力下,白鹿洞書院步入了真正的輝煌。朱熹編纂的《白鹿洞教規》,作為學校管理的典範,不僅影響了中國,此後還傳到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據說,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學校把朱子學規作為他們的校規。

正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朱熹還把他的重要論敵,鵝湖之會的對手陸九淵,也邀請到了白鹿書院講學,留下了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話。

到了朱熹的弟子李燔主持白鹿洞書院講學的時候,白鹿書院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國書院之首,對當時的眾多其他書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隨著白鹿洞書院的地位日益提高,書院編纂的教材成為全國通用的標準教材,辦學宗旨成為各種學校的指導方針,兼容幷包的風氣,逐漸被奉若圭臬的教條所取代。和書院建立之初開放包容的傳統漸行漸遠,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有些遺憾的事情。

05

朱熹去世的近400年後,也就是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江西的時候,白鹿洞書院已經經歷了無數滄桑,它在元朝的戰火中被焚燬,又經歷了明代的多次重修,剛剛從張居正新政廢毀全國書院的衝擊中恢復不久。不再有南宋時代的那種輝煌,卻也難得第重現了一些開放的風氣。

在利瑪竇的眼中,白鹿洞書院的學子們,對待他十分客氣與景仰,而且經常就人生與身後的重大問題和他進行辯論,頗有幾分擅長演講的希臘政治家梭倫的風采。

當然,利瑪竇能和白鹿洞書院的師生打成一片,也和他個人非凡的資質有關。

他在一封書信當中,還頗為自得地解釋了自己深受歡迎的幾點原因:

一是因為當地沒有見過外國人,覺得很新奇;

二是利瑪竇本人的記憶力非常好,他還用漢語寫了一本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

三是他精通中國文化,善於運用四書五經宣傳基督教的教義。

而利瑪竇在江西成為紅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成功地預測了發生在1596年的一次日食,這種“通陰陽,知昏曉”的核心技能,自然讓不少當地名流膜拜不已。

由於這些過人的素質,當時的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也對他深感欽佩,盛情邀請利瑪竇前往白鹿洞書院進行教學交流,給書院的學子們講解一些數學方面的內容。

由於當時史料的匱乏,我們無從確切得知,利瑪竇是否真的如設想一樣在白鹿洞書院開設了數學課,實際效果又如何。

不過,僅僅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東方儒家文明在400多年的這種深度交匯的可能性,已經能夠引發我們無限的遐想。

和此前介紹的幾所書院相比,白鹿洞書院的經歷,具有很多特別之處。

比如它雖然有“全國書院之首”的美譽,但在一千多年的歷史當中,卻命運多舛,損毀和衰微的時間甚至比風生水起的時間更久。

再比如,白鹿洞書院雖然是私學的性質,但卻因為程朱理學在很長時間內的主體地位,制定了諸多被奉為圭臬的準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書院初建時的那種兼容幷包的精神逐漸被湮沒。

此外,作為程朱理學的重要陣地,白鹿洞書院又能夠因為一些因緣際會,在某些特定的時期,產生出一些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火花。

所有的這一切,都讓白鹿洞書院在中國的教育史上書寫了非常獨特的一筆,值得每一個從事教育的人參悟和反思。

好的,今天的內容就是這些了,感謝大家收聽,咱們下期再見。

文章轉載自“師之app”《教林廣記》欄目,可下載安裝後註冊並訂閱最新內容。

隱士、詩人和洋外教,白鹿洞書院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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