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佬是個傳奇，這是大多數企業家對他的評價。他出獄後與妻子在哀牢山承包2千多畝荒涼山地種植橙子，此後十餘年卻成為很多民營企業家奔赴之地，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褚時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徵，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中掙扎成長的企業家們的“極限情景”。
本篇文章帶你瞭解褚佬的傳奇人生
01
褚時健出生在雲南邊境一個貧窮落後的山村裡。
家鄉是一個偏僻的村寨，可以說在行政級別上是最低的。可幸的是村後面通有一條鐵路，讓家鄉並沒有完全的閉塞。世人都懂得“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的道理，自然這條當年稱為“雲南鐵路”給這個村帶來非凡的意義，不僅改變了當地人的出行，更改變了他們的思想觀念。而褚時健年幼時，就經常在這條鐵軌上玩耍。
精密鋪設的鐵軌、外觀及質量上乘的火車，在當時代表了世界先進水平的工業產品，這也是無形中成為對褚時健最早的一種教育，那就是生活中的先進和品質。
那個年代，戰火紛紛，到處都在打仗，可是雲南這個封閉的地理優勢讓褚時健度過了一個美好歡快的童年，捕魚、游水、不好好上課，鄉村田野的氣息在童年時期就給予了他樂觀、豁達積極的心態。
但很不幸，1942年日本對滇越鐵路進行轟炸，褚時健的父親褚開遠長期從事鐵路木材生意，在這一次轟炸中不幸受重傷，回到家中休養一年即撒手人寰，臨走前只對褚時健說了一句“你是老大，家裡以後靠你了。當時似懂非懂的少年褚時健，點點頭，什麼話也說不出。
從這以後，褚時健成為家中的頂樑柱，父親走後家裡的生活越加艱難，幾兄妹加上母親都要吃飯，一下子重擔全褚時健的身上。或許就在這個時候，不得不長大。
家裡除了幾畝山地還有爺爺留下的酒坊。烤酒就成了褚時健維持生活的生計之一。“我從小就是這樣，做什麼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魚要比別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輸人”。
烤酒是不僅是件辛苦活也是個技術活，需要把控蒸酒的時間以及環境溫度，而發酵的過程是最最重要的，決定了出酒量。而褚時健在烤酒過程中就琢磨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摸索出冬天和夏天的溫度規律，別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而褚時健總是兩斤半苞谷烤出一斤酒，村裡人都知道他烤出的酒比別人多。
烤酒過程中，他還會隨時用本子把一些數字記下來，比如700斤苞谷原料，需要燒1500斤柴火，兩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錢，柴火多少錢，釀出的酒賣多少錢….每筆都會認真記好、算好。烤出的酒每次挑到集市去賣時，都會根據上一次賣酒的情況，調整下一次要帶的數量。而每次都會帶得比預計賣出量稍少一些，他的理由即是“東西少，大家喜歡搶一槍，這樣賣的快，下次別人還等我的酒”
烤酒這件事應該是褚時健少年時期回憶中美好的一頁，因為烤酒讓他明白：做事，就要把事做好，就會快樂，就會有成就感。不僅如此，還讓他對商業生產的敏感在烤酒這件事上集中體現出來，在以後的企業經營上，幾乎也能往回追溯到少年烤酒時養成的思維方式和做事特點.
就這樣，少年時期的褚時健承擔著家庭責任，忙於生計，直到表哥褚時仁的一句話點醒他“你不能在家待著了，你要去讀書。”褚時健這才恍悟，離開了村子去往了省城昆明讀書，在那個抗戰期間，褚時健在學校裡接受了大量的共產主義思想。1945年，褚時健開始固定參加各種活動，和黨組織有了正式的聯繫。
02
1949年全國各地陸陸續續都解放了，雲南卻還在打仗。
國民黨有兩個軍的人馬都在雲南，他們的任務就是所謂的“剿共匪”，其實是垂死掙扎，但國民黨又不肯放棄這個重要的邊境省份。那麼和國民黨坑爭到底的就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叫做“討伐自救軍”的隊伍，參加的人有老游擊隊員、進步學生、國民黨隊伍裡起義過來的士兵等等，而褚時健就是這支不算正規部隊裡的一名游擊隊員。
所以，也可以說褚時健是軍人出身，真正扛過槍幹過革命的軍人。在這殘酷的戰爭年代，褚時健年僅20幾歲就經歷了自己的堂哥褚時仁及一些戰友們的不幸去世，他們的死對年輕的褚時健有很大的打擊和觸動，或許親人好友的去世是對一個男人最直接而又快速的成長經歷，經歷了生死大患，人生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坎，想不明白的事。
1950年2月，雲南終於迎來解放。
解放初期的褚時健從徵糧工作做起，後來褚時健就讀了雲南省黨委學校之後就在玉溪地委機關單位度過了自己最富有激情、抱負五年時光，也是在這個時候褚時健認識了在以後的歲月裡始終不離不棄陪伴自己的妻子——馬靜芬。
成了家，工作也充滿幹勁，儘管妻子經常抱怨褚時健一心撲在工作上，對家庭沒有太上心，但是在那個年代，也屬常態。雞毛蒜皮的生活也充滿了小小幸福感，因為比起真正的大風大浪，這真的不算什麼。
1957年，風暴來臨。中國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03.
褚時健在這次風波中竟然被化為了“右派”，生活的驟然變動讓整個家庭措不及防。很快，玉溪的“右派”們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條件艱苦的玉溪元江縣紅光農場。右派的生活可想而知，失去了正常人身份和生活，就猶如刑在面，成為永遠的印記和陰影。
玉溪地區元江縣的紅光農場地處高山大峽谷谷底，是出了名的酷熱之地，常年溫度在40攝氏度上下，在20世五六十年代這種酷熱意味著荒草叢生、毒蛇害蟲肆虐、酷暑下勞作，夜晚輾轉不能寐。而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半廢棄的草屋和木屋，條件極為簡陋。褚時健正是被下放到這樣的農場進行勞改。
於他而言，身體的苦可以吃，畢竟從小在農村長大，體力勞動並不陌生。可精神的苦實在太難熬，人生壯年之時本可以一展抱負卻忽然落得此下場，這種巨大的迷茫感和對未來的無力感不是常人所能體會到的。
我們看書中的一段描述：
褚時健在紅光農場被分割到了偏僻的橋頭一隊，距離農場場部足有十幾公里。褚時健在隊裡剛跟著勞動沒幾天，就被狠狠來了個下馬威。他被安排住在四面透光透風的臨時工棚裡。儘管是冬天，但元江的高溫還是讓這裡到處蚊蟲，褚時健即便小時在農村生活過，還是一時適應不過來。終於有一天清晨，他在劇烈的難受中醒過來，發現自己全身發燒且癱軟，起身都沒有辦法，頭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他能感到有血從鼻腔裡淌出來，嘴裡有也血，他使勁把血嚥下去，否則會覺得血會淌光…..
天無絕人之路。褚時健當時危難的情況下，後來被當年一起革命時候褚時健出手搭救過的名叫羅載興的醫生救過來。從剛剛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褚時健所處的艱苦環境，可唯一慶幸與欣慰的是，半年之後，自己的妻子馬靜芬帶領大女兒來到了農場陪同他一起度過了這苦澀的歲月。
在紅光農場兩年後來又捻轉到堵嶺農場再到最後的曼蚌糖廠。可以說心似浮萍，任由飄蕩。
但曼蚌糖廠卻讓褚時健無意中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一待就是16年。
管理糖廠的生產經歷讓褚時健在當年動盪的歲月裡尋得了一絲平靜，當時正當文化大革命爆發，整整十年，工廠裡也不乏各種政治鬥爭，可就是在這種極其複雜的環境中下，褚時健身處其中的妥協、週轉、協商與解決，把糖廠的業務越做越好，產量越來越大，利潤一年比一年高。就連職工的生活吃穿用住也考慮的特別周到。
文革十年，全國上下都在鬧革命，可只有褚時健心裡明白：光喊口號是沒用，企業就是要賺錢，企業不賺錢，國家好不起來。報著這樣的心態在有限的條件下力求將糖廠業務做到最佳。
04
1979年徹底平反，終於迎來了希望！
如果說一直在糖廠幹下去可能就沒有後來的傳奇人生，年近50歲的他在1979年這裡拐了個彎。他終於又回到了曾經想要一展抱負的地方：玉溪！文革結束，各行各業百廢待興，經過政治的洗禮，中國人才寥落。整整10年國家沒有培養專業人才和科學人才，想要發展，首充其當的應該是企業要生產、要盈利，企業急需好的帶頭人。
機會來了。
在新平時期把糖廠管理得風生水起的成績有目共睹。而此時需要他的地方不止一個。
之前的機關工作找過他喊他幹回老本行，企業呆慣了的褚時健拒絕了，後來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選擇：玉溪捲菸廠的廠長，峨山的塔旬煤礦黨委書記。褚時健最終聽從了妻子的意見，選擇了玉溪捲菸廠。
1979進入菸廠，最開始兩三年抓整頓型工作，從1982年漸入佳境，發展速度上來了。褚時健是一個非常重視技術的人，花幾年精力做了技術設備改造，工廠的硬件基本具備。1986年，褚時健又將精力放在了菸葉種植上，不僅要有好機器，更重要的是原料品質。所以自己建菸葉生產基地，幾十萬畝規模，在褚時健看來中國捲菸品質要趕上西方人，首先就要在原料上趕上。
玉溪捲菸廠發展到1989年，產量超過100萬箱，利稅超過20億，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行業老大，無論是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還是原料儲備，玉溪捲菸廠都達到了一個高度。這時的褚時健已經年滿60歲，按理說完全申請退休，過幾天清閒日子。可他卻覺得“人生六十才開始”。
因為如果說1988年之前，褚時健成就一個企業，而1988年之後，他成就了一個品牌：紅塔山。
“紅塔山”在90年代達到了當時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度，最高峰時年產量近90萬箱。20年左右的時間，一個品牌就為國家創利稅800多億，成與“555”、“萬寶路”等外菸抗衡的國產品牌。外國人把它看成是中國的“萬寶路”，海外留學生風趣地說“抽起紅塔山，不忘我家鄉”。“紅塔山”在當時成了人們社交禮品中的硬通貨。
而這一切，褚時健功不可沒。
1994年，是玉溪捲菸廠發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但1995年褚時健一家陷入了另一種人生。大概盛極必衰。
05
菸草這個行業，本身就帶著原罪，加之國家又實行專賣，在這個行業賺到錢，拿到高額利潤，成就感大抵也是要打折的。
1995年三月，一封遞給中紀委的檢舉信爆發出一起投機倒把案。
5月，褚時健妻子馬靜芬的妹妹和弟弟牽扯其中，被河南警方從昆明帶走。
8月，褚時健女兒褚印群因同樣案例從珠海的家中被帶走。
此時，玉溪捲菸廠已經一片譁然。底下職工議論：不會牽扯到廠長吧？
同年9月，中秋前夕，褚時健妻子馬靜芬在家中被警方帶走。
原來，1994年中紀委就接到舉報，檢舉貴州省委書記劉正威的夫人閻建宏時任貴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貪汙並收受鉅額賄賂，中紀委一查再查，並牽出了閻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動，有一條是利用自己和丈夫職權，通過雲南菸草系統的領導在玉溪菸廠拿到1000件紅塔山香菸批條，轉手倒賣指標後得到40萬元分贓款，就是這一條罪名引起了中紀委的注意。
紅塔山當時實在是太耀眼了，一張批條價值上百萬上千萬也早有耳聞。
從1995年初，國家審計局就派出工作組進駐玉溪廠，深度查賬。大概是因為閻建宏案影響太壞，而菸草行業是出了名的利益集中地，紅塔山那幾年的財富形象實在是深入人心，中紀委此次到雲南後的調查力度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褚時健自然是風口上的人。
褚時健身邊的親人連續被警方帶走，妻子女兒都被關押在河南，這對他形成了無形的壓力與痛苦，他也在做難免的陷入了各種調查，這種日子實在不好過。1995年12月，河南傳來噩耗，女兒看守所中自殺。
晚年痛失愛女，褚時健當時在老熟人令孤安家中聽到這個消息時，當場痛哭失聲，這也是褚時健成人後第一次在人面前失控。女兒離世時只有39歲。褚時健從少年經歷父親的死，兄弟的死，母親的死，但晚年經歷了女兒的死，此時已經68歲的他第一次深刻體會到了“內心滴血”。
當時女兒一直喊他退休了，退休了，如果聽從了或許也就沒有後來的曲折與痛苦。
但事與願違。
生命中所有發生的都是命數，都是你該經歷的，沒有後悔藥，只有繼續前往。
1996年12月，褚時健在河口被控制。2年的時間在昆明接受公開審理，煎熬、痛苦、無助……..他經常想不通：曾經獲得那麼多榮譽，“十大改革風雲人物”，“全國優秀企業家”…….那麼多的中央領導對自己工作作出肯定，玉溪菸廠在自己手裡發展如此之快，成為亞洲知名企業，但誰想而知，自己卻成為階下囚，千夫所指，女兒喪命，妻子被囚。
關押時間超過一年時，他也絕望到了極點，見不到親人，沒有結果。看守所的沒有洗澡的地方，提供給褚時健休息的地方也只是一張木板床。
1991月9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錯處判決：“被告人褚時健犯貪汙罪，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褚時健的人生大戲，悲涼而沉重的落下帷幕。
06
判決之後，褚時健放棄上訴，被送往雲南省第二監獄開始服刑。無期徒刑，誰也沒想到這個結果，包括他自己：預估過幾個刑期，也從想過會是無期徒刑。
監獄方對褚時健很照顧，正式進入監獄後就安排他做了鑑於圖書室的管理員。考慮他年紀比較大，還安排了一個小夥子專門給他做飯。他知道，這不僅僅是監獄方對一個老人和曾經的國家經濟建設功臣的照顧，還有外面自己曾經下屬和朋友們的各種奔走打點。
褚時健歷經風雨幾十年，意志力在風雨裡捶打了幾十年，顯然不是一般人。僅僅幾天後，他入獄這種低落的心情就已經平復了。
“我70多歲的人了，能活幾年？不折騰了。好好把監獄日子過平靜，也就算了”
2001年，因為褚時健在獄中的表現，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形事裁定後，將他的刑期減為17年。所有人都看到了一點希望。
褚時健的病情逐漸加重，在獄中暈倒數次，醫生檢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經到了嚴重階段，如果繼續在獄中，恐怕病情只會加重。在醫生的建議下，5月15日，他離開監獄，回到玉溪家中與妻子重逢。
2003年，外保就醫的褚時健再次獲得減刑；2004年，褚時健獲准假釋。
一段刻骨往事，總算關上門扣上了鎖。
07
從走出監獄那天，褚時健就打定主意要做點事情，儘管他的“監外執行審批表”上寫著他的病情：糖尿病、原發性高血壓II級、陳舊性心肌梗死。他已經離不開胰島素，藥片也一天不落的必須吃。但他還是堅持要做點事情。
周邊的親人都非常反對他再出來做點事，統一的理由都是：“年齡”。但在褚時健看來，他要迫切找到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忙碌的生活狀態，如果閒下來，他覺得會病的更重。
做些什麼，期初他和妻子想了又想，有菸廠再度邀請他做顧問，他一口拒絕。在雲南這種地方種種花草，妻子建議，但褚時健覺得種花這種不痛不癢的生意意思也沒多大。甚至想到了去賣雲南米線，但米線攤難搞連鎖，很難標準化，也不是褚時健想要的。
最後他還是想到了在監獄時和弟弟褚時佐談過的冰糖橙種植。褚時健對土地有著天然的親切感，也有著足夠的自信。身邊的親戚朋友計劃著讓褚時健隨便搞個三五十畝打發打發時間。
但褚佬這次是要來真的了。
08
褚時健自述（種橙十年）
我腦子裡從來沒有過退休的概念。2001年從監獄出來後，周圍的親戚朋友幫我安排瞭如何休息養老的生活，但我過不來那樣的生活，我不做事不行，天生就愛忙。考慮過好幾個行業，最後還是決定種橙。一個原因是農業我一直有接觸，熟悉行業，橙子在水果裡味道營養都好，但並沒有太普及。如果我們能種出一個好的品種來，對市場來說是好事。
種橙這件事我從2002年正式開始搞時借了1000多萬元，到2007時候就全部還清了。前幾年的銷售全靠朋友幫忙，我老伴那個時候管銷售，帶著橙子到處參加展銷會，也受不了苦，好在前面幾年果樹尚幼，產量不算很大。2008年我外孫女他們從國外幫著我們，慢慢產量增長，銷量也步入正軌。
我和我老伴兒都經歷過“右派”時期農場的生活，所以到山上種橙的問題並沒有多難客服。我們最開始種橙那幾年，管理人員不好招，大學生來我這裡嫌條件艱苦，幹幾個月就走。我能理解他們，但我和我老伴兒把它作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覺得可以過。
種橙我也是從頭學起，樣樣自己翻書看，找專家問。儘管我不用自己拿鋤頭，不用親自摘果子，但是果樹每天長得怎麼樣，有什麼問題，我必須比農民還要掌握仔細，我如果說不出個一二三，就指揮不動他們，哪一行都是一樣，你要做管理工作，首先生產業務要熟悉，不然話說來都不對路。
傳統的觀點都會農作物70%靠天，我這個果園，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個認識：只要用先進的、科學的觀點來經營農業，把工業的一些制度引進農業，就不用那麼依賴老天了，把70%的依賴降到30%，人就主動了。
我一直和兒孫們強調，一個人工作、過日子都要認認真真，對產品認真，對周圍的人也要認認真真。這些年我們的果子賣得好，除了我們產品過硬，周圍人的支持也有很大關係。對得起做過的事，對得起相處過的人，我能做到這兩點，這幾十年也算沒有什麼遺憾了。
時間過得太快了，轉眼我種橙也都有13年多了，一個70多歲的老人變成了80多歲更老的老人了。我一點都不惆悵，我覺得這是我這80多年最輕鬆的階段。除了有時果子受自然氣候影響我會稍微愁一愁，基本沒什麼煩心的事。我有時去果園看看，雖然現在腿腳不太好，不太走得動了，但眼睛我還是沒得閒。我在家的時候，沒事看看書，時不時去找我兩個重孫玩一玩，心情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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