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清华四大导师」是哪几个人?

邪恶女女-LL


看题主应该是知道一点但是了解得又不够清晰,我来简单说一下四大导师的来龙去脉吧。

1)1925年,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张。所谓的清华四大导师严格来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2)研究院开张,自然要有人筹备一切相关事宜,比如聘请名师,曹云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好友,清华出身后来赴美留学的吴宓先生。

3)在此之前,校长曹云祥曾有意让名满天下的胡博士胡适之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长。但是被胡适先生婉拒了,不是胡适看不上清华,是胡适觉得自己的国学底子还不够不配当这个院长,而且胡适建议最好还是采用宋元时期的导师制,并且为曹云祥推荐了三位当世一流的国学大师,请曹云祥聘请他们为大师。三人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

4)吴宓登门拜访梁启超王国维下聘书,两人都欣然同意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5)在聘请章太炎的时候,性格狂傲的章太炎因为和梁启超有过节,而且看不起信奉甲骨文的王国维(章太炎认为罗振玉联合一些奸商故意骗人的,而王国维在甲骨文方面造诣很深),拒绝了清华的聘书。

6)至此,国学研究院只有两位导师,梁启超和王国维。这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彭春举荐和自己同期留美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清华任教,赵元任就成了国学研究院第三位导师。

7)张彭春有同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自然也有同学,他也举荐了自己在哈佛留学时期认识的好友陈寅恪前来清华任教,陈寅恪也欣然同意了,只是因为买书和母亲去世等原因,陈寅恪进入清华执教时间整整托了一年多,在1926年7月才进入清华。


就这样,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全部到位,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


凤妩一


当然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下面简单说一下我对于四位学者的认识。

王国维的话,大家联想到的一定是他的《人间词话》,然而这本书名气大于实际水平,哪怕是王国维他在晚年也不认同这本书。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国维在词学方面毫无价值,而是他的价值,恰恰是大众很难理解和知道的。王国维在甲骨文等方面也是颇有建树。

梁启超不仅仅是近代著名学者,更是近代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他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在今天依然有很大影响力。值得一说的是,他是较早研究“民族”概念,并且把中国国情与西方“民族”概念做对比的人。我们今天常常说的“中华民族”,最早就应该是他在文章里使用的。

赵元任,语言学方面大师级别的人物,王力、吕叔湘这些语言学家都是他的弟子。赵元任有关他模仿别人方言的故事一堆,可见其语言方面的天赋。

陈寅恪,著名的历史学方面的学者,很多人都听过陈寅恪大名,但是根本就是附庸风雅,不了解陈寅恪的学术,陈寅恪研究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佩,但是,他说的东西不代表是真理,他研究总有一个预设,好多东西是外国传入的,所以他会有崔莺莺是胡人歌女的推测,竹林七贤是比附佛教竹林精舍等等研究。



半卷






直接用图片来代替回答吧


凭歌寄意


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

四大导师都是“教授中的教授”。但在学术成就上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学术专长,所以在学术上是不能比较的,梁启超是国学大师,在国学上的造诣精深;陈寅恪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历史学家不敢望其顶背的;王国维在诗词、韵律学上的研究也是至今没有超过他的;至于赵元任更有甚者,他之后没有象他这样的语言学家出现。所以他们四个人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评价我觉得不过分。 如果从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或者说在推动社会进步上,那当然是梁启超先生。陈寅恪先生晚年不谈主义,使得他远离学术中心;王国维先生因为找不道他生活的学术土壤和思想港湾,投湖自尽;赵元任先生更是远遁他乡,离开了他赖以生活的学术基础,在美国终其一生。所以只有梁启超先生对社会是积极的,主动的。


小旭


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因为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被誉之为“清华四导师”。

四位导师精心传授国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习、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饴。同时,他们还将教育融入生活,催动青年才俊术业精进,走向专业领域的最高峰。而同事之间不设禁区的学术探讨,更显现了智者风范。他们别样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国人风骨。

王国维:忠实不欺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书》时,竟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的时候,对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则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

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更不抄袭他人言论。

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古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就说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太多的人在撒着虚荣的谎,最搞笑的是有一次上课,老师问预习了么?我说“对不起,没有”,另一同学没预习却说预习了,教授说那好,起来说说有什么感受,那同学当即哑火。相信这样的场景,广泛存在在大学高中初中小学课堂里,这些人就是不明白,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小聪明,什么是愚蠢。

梁启超:理性而深刻

  

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和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让别人只有“领受”的份。

有一天,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说着,他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同时,他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当是淸新自然,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发现他的一片“美意”。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对青年人的赞赏极专业,对后生的奖励真切诚挚,不矫揉造作,更不捕风捉影,已至无痕之境。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还能说出作品好在何处。这样的评价有内容,展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刘海粟内心里涌动着的暖意。

和梁先生的品评相比,今天许多教师的评价过于关注形式而轻视内容,过于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特别是那些打着国学幌子招摇撞骗的伪国学大师,一地鸡汤,只会泛泛而谈,毫无深度。

陈寅恪:精进务实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当下课堂里,教师的讲授受到了诸多限制,教师才情尽显的讲课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许多教师甚至不愿提“讲课”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了学生的学,遭人诟病。更有将讲课时间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这种自设上限、自缚手脚、以练代教、以学代讲的教学方式,只能使得教师的主导地位遭遇人为削弱,教学能力难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无法尽情彰显。当然,有些教师不敢讲,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学生评然心动的内容来——不照本宣科,就会露丑显拙。

赵元任:直言不讳

  

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他认为,“白话文”有自己的语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那么,赵元任所说的“能说的”白话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话:

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

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吃”说成了“雌”,将“面”说成了“灭”都一一记录下来。

赵元任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指斥”,“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不够白”。

今人常常慨问,那个时代怎么就“大家”迭出,令后人眼红耳热了呢?慨叹归慨叹,却少有人去探寻成“果”之“因”,模仿、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时事不同,境趣当有别。赵元任的直指胡适“短处”,要是发生在今天,断然不会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场,惹得一番口诛笔伐,直让两个大人物面对面“掐架”也未可知。


漫溯古今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


HLH王泓


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个人被誉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四个人都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四个人的名字也被很多人熟知。清华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清华四大导师的结局:梁启超,民国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陈寅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王国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赵元任,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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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呈蒙邀請回答上述問题。在近代民國時期(1925)年,清華學校開始筹建“國學研究院”。其中,王國维、梁启超、陳寅恪、赵元任。因爲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被誉之爲“清華四导師。四位导師精心传授國學知识,引导學生學習、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飴。同時,他们還將教育融入生活,催動青年才俊術業精進,走向专業領域的最高峰。而同事之間不設禁區的學術探討,更显现了智者風范。他们别樣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独立,又互爲映衬,巍峨蔚爲壮觀的智慧山脉,共展國人風骨。(王國维):忠实不欺。王國维的學術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國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書》時,竟説自己對《尚書》"只懂了一半"。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誤,做出“妙解"的時候,對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對不能解之語,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變"。做學問一丝不苟,對學生忠实不欺,王國维"不知爲不知”的至誠品质博得了學生的欽敬。而在日常的教學与研究中,王國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議论他人短長,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會,不妄下结论,更不抄一襲他人言论。做成高端學問,崇尚低調生活,王國维過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師生活。古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就説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説自己不知道,看似很簡单的道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大多的人在撒着虚荣的谎,最搞笑的是有一次上課,老師問预習了麽?我説"對不起,没有",另一同學没预習却説预習了,教授説那好,起来説説有什麽感受,那同學當即哑火。相信这樣的埸景,廣泛存在在大學高中初中小學課堂里,这些人就是不明白,什麽是智慧,什麽是小聪明,什麽是愚蠢。(梁启超):理性而深刻。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學問、著文主言、讲課授業之外,還經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和朋文交流時,他多談對方感興趣的話题,而不是"當仁不让"地將話語權"垄断",让别人只有"领受的份。有一天,看到劉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許道∴"这張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張《西湖南高峰》。”説着,他將画放在條桌上,退後几步,认真地品常,再次称赞劉海粟的画作"經得起反复看",然後,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將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同時,他告訴劉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張,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粱先生的"要求"下,劉海粟當埸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頭上又撇了两片叶子,下面配了小枝,枝頭上又撇了两片叶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出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經意的品評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語称赞,到後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同心毫發毕现。青年劉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當是清新自然,但我们還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發现他的一片美意"。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對青年人的赞赏极专業,對後生的奖励真切誠挚,不矫揉造作,更不捕風捉影,己至無痕之境。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還能説出作品好在何處。这樣的評價有内容,展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劉海粟内心里涌動着的暖意。和梁先生的品評相比,今天許多教師的評價過于关注形式而輕視内容,過于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特别是那些打着國學幌子招摇撞騙的伪國學大師,一地鷄湯,只會泛泛而談,毫無深度。(陳寅恪):精進务实。陳寅恪讲課時,先將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後,針對所列内容進行解释、分析、考証、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樣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陳寅恪的讲授以材料爲基准,以事实爲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會在细微處挖掘,不夸大其詞,不断章取義,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學生的眼里,他的課常常是山重水复時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腸小径處又现阳關大道,给受遮蔽的眼晴以豁然開朗、别有洞天的暢意。當下課堂里,教師的讲授受到了諸多限制,教師才情尽显的讲課埸景更是难得一見。許多教師甚至不愿提“讲課"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了學生的學,遭人诟病。更有將讲課時間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这种自設上限、自缚手脚、以练代教`以學代讲的教學方式,只能使得教師的主导地位遭遇人爲削弱,教學能力难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無法尽情彰显。當然,有些教師不敢讲,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學生評然心動的内容来一一不照本宣科,就會露丑显拙。(赵元任):直言不讳。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他認爲,“白話文"有自己的語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語",有一次,他對胡适説∴"适之啊!你的白話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後,果然發现自己的白話文"不够白。"那麽,赵元任所説的"白話文到底是什麽樣子的?請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話:大概是我王歲住在祁州的時侯I兒,我们下半天常常兒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湯面在一張條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兒,一个猫在那兒不滴兒不滴兒地吃起来了。我就説,'猫雌我的灭!"这段話不光保留了北京話里的"兒化",還把一个常州小孩將“吃"説成了“雌“,將"面"説成了“灭”都一一記录下来。赵元任的可贵之處,并不在于他的白話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适短處時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玮,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晴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話文”運動的领袖,还是“國學研究院"設計者",更爲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認作白話文使用的典范。批抨一个"领导"的“長项",勇氣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認可了赵元任的"指斥”,"發现"了自己的白話文果然“不够白"。今人常常慨問,那个時代怎麽就"大家”迭出,令後人眼红耳热了呢?慨叹归慨叹,却少有人去探寻成"果"之“因”,模仿、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時事不同,境趣當有别。赵元任的直指胡适“短處",要是發生在今天,断然不會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埸,惹得一番口诛笔伐,直让两个大人物面對面“掐架"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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