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天保三年造像
佛教文化自西漢時期傳入中國，與漢文化相融合，遂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南北朝時期，諸城作為膠州州治，始終是東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魏、北齊時期一度成為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是佛教文化的昌盛之地。東漢明帝永平戊午年敇封諸城境內虹霓山（現名白龍山）上虹欒寺，為山東境內最早的佛寺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城境內興建寺院，開鑿造像，蔚然成風，佛教造像進入了“黃金時期”。
自東漢至清末，諸城境內共建有近百座各類寺廟。今天，當地許多村莊地名就是因寺廟而名的，如福勝村（昌城鎮，村內原有福勝寺），青雲村（林家村鎮，村內原有青雲寺）等。
上世紀80年代末，於諸城市體育中心出土的佛教石造像震驚世界，開啟了北朝佛造像藝術研究的高潮。
出土佛教造像情況
1988年到1990年，諸城市體育中心出土了400餘件佛教石造像殘件和部分建築構件，同時還出土瓦當、滴水等建築遺物50餘件。造像分浮雕和圓雕兩類。浮雕造像中包括單尊、三尊和多尊3種形式。主要組合為佛和菩薩，身姿有坐像和立像兩種。所用材料有石灰岩、砂岩、大理石和滑石。有文字銘刻的24件，其中4件有紀年。分別為：“（東魏）武定三年土繼叔造像”“（東魏）武定四年夏侯豐珞造像”“（北齊）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北齊）天保六年造像”。
諸城出土的佛造像，無論構圖豐富、裝飾華麗的背屏式三尊像，還是威嚴祥和的圓雕佛像和端莊綽約的圓雕菩薩像，其在構思、雕刻、彩繪、貼金和細節刻畫上所體現出的鮮明地方特色和整體高水平，令國內外考古界、美術界歎為觀止，被譽為“中國最漂亮的一批佛造像”。
出土的這批滴水和獸面紋瓦當等建築遺物，同蕭梁時期南京清涼山寺院遺址和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情況相似，可確定此地原有一處寺院遺址。近期整理發現一尊北魏單軀佛立像，殘像背面頂端題名“龍興”二字，並刻李藥王、鄭鎮等36名施主姓名。可以確定這座寺廟興建於北魏晚期，中經東魏、北齊，可能毀於北周滅北齊後。
北齊《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是諸城佛教造像中的精品之一，亦是南北朝宗教藝術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說是代表了北齊乃至整個北朝時期官方雕鑿佛教造像的最高水平，體現了北齊時以諸城為中心的佛教文化的偉大成就。
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
北齊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灰巖質，通高117.5釐米，像和底座高79釐米，高浮雕坐佛，現存諸城市博物館。
造像面呈微笑，粗短頸，頸部有橫紋一道。肩甲較窄，平腹，內著僧祗支，外穿圓領下垂、右領襟敷搭左肩的佛衣，兩領側各引一帶，於胸前作結下垂。衣紋稀淺，自兩肩垂腹，作居中垂鱗狀。左臂曲肘，左手作與願印，右臂肘下殘，結跏趺坐式，右腳外露壓左腿，足心向上。衣裙下裾垂覆須彌座前，呈兩側對稱的密褶形。右肩衣紋作淺陰線刻，而左肩則用淺階梯式刻法，以體現右領敷搭左肩的加厚狀。肩膊兩側留有朱繪方格圖案，部分有貼金痕跡，須彌座兩側留有殘斷的透雕龍爪、龍尾及4尊造像足跡，證明原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的五身造佛。長方體座高44.3釐米，寬23.5釐米，長79釐米，座下石臺正面豎行陰刻發願文。佛像雖殘，仍為研究諸城乃至山東地區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與發展狀況提供了實物資料。曾於2007年赴日本美秀美術館展出。
僧濟本造像（北齊天保三年刻）拓片
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碑文釋義
550年，高洋廢掉東魏的傀儡皇帝孝靜帝而稱帝，國號齊，改元天保，史稱北齊。天保三年即為552年。北朝時期，統治者與佛教的聯繫日趨緊密，尤其是北齊文宣帝高洋，利用佛教“敷導於民”“助王政之禁律”，極力倡導佛教，在境內各地廣建佛教寺院，雕造了數量、題材眾多的佛造像，使佛教盛極一時。因此各地出土的北朝造像中，以北齊時期為最多，造像的內容題材、雕造工藝較前期更加精湛。這尊僧濟本造像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雕造完成的。
碑文計30行209字，部分字跡有殘缺。碑文中所提到的“四朔八朝”，即農曆四月初八，《魏書·釋老志》雲：“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此日為釋迦牟尼佛祖誕生之日，又名浴佛節、佛誕節、龍華會，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佛教徒一個重要的宗教節日。
碑文提到“青膠二州沙門都釋子”，“青膠二州”佐證了北齊時青州和膠州的行政關係為平級，同為州級。北魏是州郡縣三級制，根據《元和郡縣誌》雲“後魏永安二年（529年），分青州立膠州”，《魏書地形志》記載“膠州，永安二年置，治東武城”，“永安”為北魏孝莊帝年號，則此膠州為北魏所置。《北齊地理志》雲“膠州治東武城，後魏置膠州。北齊因之”。《諸城乾隆縣誌》記載，孝莊帝永安二年，置膠州於東武縣，筑北城（東武城）為州治，領郡三。三郡為東武郡、平昌郡、高密郡。北魏初期，諸城為高密郡的郡治。北魏後期、東魏、北齊、北周，諸城為膠州州治。隋開皇五年，改膠州為密州，取境之密水為名也。可見，南北朝時期諸城一直作為州郡的治所，是山東半島南部地區的一處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佛教的繁榮奠定了傳播基礎。
繼諸城市體育中心出土佛教造像後，1996年10月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亦出土了一批佛教石造像。在雕刻、彩繪、貼金工藝方面，與諸城出土的佛教造像極其相似，總體上兩地出土的石造像屬同一體系，代表了北齊高超的造像水平。其也證明了諸城地區和青州地區在佛教文化上淵源，體現出兩地佛教文化上的高度發展和相互影響。
碑文中的“沙門都”，為北朝僧官名稱。釋子，僧徒出家，徒釋迦之教，皆捨本姓而徒佛姓，故名釋子。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間，為了便於管理，便以著名僧人法果為“道人統”，建立了獨具特色的僧官系統，這也是明確載之於史籍的最早的中國僧官名稱。道人統師賢於460年卒後，曇曜繼任，並將道人統改為沙門統。僧官沙門統的事務機構初名監福曹，後又改為昭玄寺。
北魏昭玄寺的副職稱為沙門都維那，作為中央級都維那亦可稱為昭玄沙門都維那，與州、郡的都維那相區別。沙門都維那又可簡稱為沙門都，正如《大宋僧史略》所指出的：“及魏世更名僧統，以為正員；置沙門都，以分副翼，則都維那是也。”僧暹、僧頻任都維那。昭玄寺的下屬州、郡、縣官署沙門曹，在北魏已經建立起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僧官系統。《魏書·食貨志》卷110也提到州統、州都、畿郡都統、郡維那、縣維那，可見州、鎮、郡的沙門曹分別設有統、都，而縣一級也設有維那僧職。昭玄寺與州（（鎮）郡、縣沙門曹的統屬關係是很明確的。北齊的僧官制度，大體上是依循北魏成規。這一碑文記載證明北齊不僅設有沙門都，還設有管理兩州僧務的沙門僧官。
根據本尊造像中的題記和上述北魏、北齊的僧官名稱，不難發現，僧濟本是青膠二州沙門曹的僧官沙門都維那，是管理膠州、青州二州僧務的高級僧官，他曾“倀德二京，光蒞兩蕃”，應是一代高僧，惜僧史失載。北齊的“二京”指國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鄴鎮）及下都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而濟本曾傳法的“兩蕃”，則不詳其所指，極可能是指北周和南梁。
碑文中還有一些佛教詞語，如“三慧”，指聞慧、思慧、修慧，是為證入解脫境界所必須具備的3種宗教智慧。聞慧指對佛法正確的理解，思慧指對於佛法的正確思考，修慧指由禪定引發的無漏慧。三慧之學在佛教理論與實踐的修學體系中具有重要意義。聞思修三慧具足，方能找回本自具足的佛性，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三途”亦作“三塗”，即火途（地獄道）、血途（畜生道）、刀途（餓鬼道）。 “德倫”，出自三國魏曹植《學宮頌》“德倫三五，配皇作烈”，釋義為德行匹敵。“上覺”同大覺，佛教用語，指達到的最高境界。
其餘文字含義深刻，研究價值極高。如“礻雲”字為“芸”的異體字，在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道德經》乙本中出現過。“肉”字的出現，證明了北齊天保時，肉在佛教祭祀活動中是莊重的，並不被禁止。此碑文記錄了當時法事活動時以表達祈福攘災及兼表頌讚為主的內容，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造像及碑文的藝術價值
此佛教石雕造像在藝術狀態把握上恰到好處，其雕刻技法高超，線條流暢，造型複雜準確。造像採用漫圓刀法，衣紋用陰線和階梯式相結合的技法表現。體態渾圓厚重，頭部豐滿，雙目略微下視，嘴角內陷含有笑意，神情睿智慈祥，超越石頭的物質感，它把神性信仰與鮮活的現實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純樸與溫馨，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這種面相豐滿、眉目開朗，褒衣博帶，神態溫和端莊的造像，與印度、西域以及以往北方造像風格已大相徑庭。他們標誌著外來佛教藝術與中華民族傳統藝術，鮮卑審美風尚與南方漢民族的崇尚相融合，新風尚的確立。
關於造像碑記書者，沒有留下相關史料記載，但碑記文體嚴整，通篇屢用典故，用詞文雅，可作為一篇佳作來讀。此記書法端莊俊秀，結體自然，筆法謹嚴，較北魏時期的隸楷參半漸有改變。記文在同時代書法中已屬上乘，對研究北齊時期的書風有著重要價值。此碑記書法風格具備北齊銘刻書法的共同特點，即正書結體參以隸書點畫，且充分體現了北朝後期書法的時代特點，是寫經體發展到六世紀中期與二王書風相結合的產物，有極高的書法研究價值。
總的來講，《天保三年僧濟本造像》及碑記，保存完整、紀年明確，雕刻技藝高超，代表了北齊最高的佛教文化藝術成就。而且碑記的出土對校正《北齊書》及《北史》等書籍亦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孫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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