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過昆明作演講的林語堂看到這一情景，大為驚歎：“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對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此後，國民政府確立了一邊發動抗戰、一邊興辦教育的救國方針。國民政府丟掉東南沿海的工業基地和重要港口後，失去了最主要的稅收來源，財政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就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下，仍然投入鉅款到教育當中，免除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學費，甚至提供免費食宿。當時，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八年抗戰的艱苦環境下中小學生的總人數不減反增。
蔣介石的教育政策，不僅為抗戰時期中國教育的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還為戰後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復甦保存了元氣。就在前線戰爭非常緊張、財政出現崩潰前兆的1944年，國民政府仍然堅持對外派遣出國公派留學人員，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就在這一時期派遣出國。
西南聯大校門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後遷到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面對日軍沿長江的步步相逼，湖南很快成了戰鬥前沿。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遷至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5月4日正式開課，下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以及兩個專修科和一個選修班。同年，蒙自分校成立。
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等著名學府組合而成，融匯了各自的獨特經歷和教學作風，聚集了聞一多、華羅庚、吳晗、梅貽琦、吳宓、費孝通、潘光旦等著名專家、學者擔任教授，師資充裕，人才濟濟。辦學8年中，西南聯大共培養了2000餘名學生，其中包括汪曾祺、殷海光、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等後來各個領域的大師。
西南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其辦學條件正配得上這四個字。在這所世界上堪稱最簡陋的大學裡，學生們住的是土牆、草頂的茅草屋，窗子用透風的木格堵上。在這種條件下，教授們依然嚴謹治學，學生們也是“救國不忘讀書”。圖書館的座位極其稀少，學生們就去茶館看書，在那裡“泡”出了不少的論文和作品。遇到日機空襲的時候，學生們一邊“跑警報”，一邊帶上書隨時隨地閱讀，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1940年初，路過昆明作演講的林語堂看到這一情景，大為驚歎：“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
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抗戰時期教育方面的一個縮影，它與中國的歷史和命運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岳飛的《滿江紅》裡面的那句慷慨激昂抵禦外辱的名句，飽含了濃濃的愛國之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西南聯大借用《滿江紅》的曲調，填了一首激盪人心的校歌：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禎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逐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身處戰亂年代，聯大學子心中滿了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們站在時代前沿，為爭取自由、民主與和平奔走呼喊，還以實際行動參與了愛國運動，顯示出獨特的精神面貌。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危急，許多國民黨要員和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無法脫身。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孔祥熙竟派飛機搶運家人和洋狗，中外輿論一片譁然，聯大同學尤感憤恨。於是，一場自發的“倒孔運動”爆發了。
抗戰勝利前夕，雲南政府突然宣佈改組，與當地駐軍發生衝突，昆明市民驚慌不安。聯大學子和雲南各大學一起宣佈罷課，參與反內戰，呼籲和平的遊行。這就是“12•1”民主運動，最終促成了停止內戰、協商一致的局面。
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遊國恩、羅庸、許維、於冠英、
令人欣慰的是，在戰事不斷、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各高校始終堅持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校的重大事情都經過教授會討論決定，而教授會代表則由民主選舉產生。
毫不誇張地說，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就是當時整個中國的精神支柱和民族文化薪火相傳的象徵。西南聯大輾轉辦學八年，在抗日戰爭艱苦卓絕的環境下，堅持“世界胸懷”和“中華情結”，創造了永遠值得我們追尋的傳統，即尊重學術自由，培育公民意識，堅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直到今天，這一傳統依然在指引和激勵著後人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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