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俊
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山中幽居图》，是张大千76年前在兰州所作，其画面意境高远，构图严谨巧妙，落笔疏密有致，足见大千先生精深的艺术造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千先生在画面的上部题有一段长跋：“癸未初夏，颂言仁兄相晤安西，时予有榆林窟之行，信宿即别。同年十月，予在皋兰七里河嵩龄别墅，先生伉俪远道见过，又以还蜀。仆夫以戒，行李在途，不复得写数笔，将意倾去，穷虏催伏。先生于役山海关外，为国家多故，停辙故都，予时北来，握手为欢，漫为写此。此榆中兴龙山（兴隆山），先生旧所游履,王禹偁之未见明年又在何处，能无慨然耶？丙戌开岁，大千张爰并记”。钤白文“张爰之印”，朱文“大千”两印。
这段跋中提到的“七里河嵩龄别墅”即位于今兰州市七里河区吴家园，昔日曾为原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陆军中将鲁大昌的故宅，“嵩龄别墅”是其儒雅称号。1941年5月初，张大千计划去敦煌考察并临摹壁画时，曾下榻在此处。
张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yuan)，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
1941年，张大千的同乡、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到青城山看望张大千，张大千吐露想去敦煌的心思，求助于张群。张群想了想说：“我有两个旧部下，一个是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一个是兰州市市长蔡孟坚，现在他俩人在甘肃能向有关方面说上话，我拍个电报看看。”张大千听了，惊喜不已，连连道谢。
几日后，张群派人登门说：“甘肃方面来电，鲁、蔡二人说他们和马步青有交往，可以帮忙。”张大千立刻着手准备前往河西走廊。
1941年5月春夏之交,张大千带着夫人杨宛君、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离开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准备途径河西走廊前往敦煌。在兰州逗留期间,张大千兴之所至,走访了一趟塔尔寺。
张大千风尘仆仆来到塔尔寺后,受到寺院的欢迎,被安排宿在一处宽敞安静的禅院里。次日一早,张大千发现同院还住着几位藏族喇嘛,正在往几个布框上画佛画,用笔相当精细,幅幅色彩鲜亮，先生感到十分惊讶。原来这几位喇嘛是塔尔寺从佛画之乡热贡请来为寺里作画的藏族画师。一位师傅带着四个弟子，师傅叫索南丹巴,中等个头, 面庞瘦削、清癯而慈祥,说话非常轻慢。索南丹巴的弟子有夏吾才让、三治等。其中20岁左右的夏吾才让个头高高的,气宇不凡,两只眼睛机灵而光亮,他一手拿只小颜料盅,另一手握着根只有两根毛的微型叶筋笔在作画,给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张大千当时对佛画并没有多少了解,得知这是唐卡,很是好奇,尤其对佛画的用布，印度珍贵矿物颜料和两根毛的叶筋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上前细细追问请教,并观察其作画技法,近乎着迷。他发现,这些画工,不要说索南师傅,就是他的四位年轻弟子,作画的功力个个都不俗。他们作画时,静若处子,气韵松弛,心态自然,运笔相当准确轻熟,线描功力尤为出色。他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缘吗?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为国画的色彩不能保持得更久而苦苦求索,佛画工匠们特殊的绘画材料制作，几乎不褪色的珍稀颜料和独有的技法,是国画所没有的,这不正是他此行敦煌所极需要的吗?于是,张大千在游览了塔尔寺后,邀请和劝说几位喇嘛画工同去敦煌一起临摹壁画。他将此事作为塔尔寺之行的要事筹划起来。他与索南丹巴师傅进行了彻夜长谈，索南有感于张大千对佛教艺术的崇拜和虔诚,答应和四个弟子一起与他同行。
在前往敦煌的路上，张大千一行遇到很多艰难，也不乏趣事。去凉州的路上，由于带的东西很多，光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为了路途安全，蔡孟坚亲自陪同前往武威，鲁大昌还租了一辆“羊毛车”拉运。在武威城遇到前来迎接的马步青时，看到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时，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当时就不禁打趣道：“呼达，这哪是画家的行头啊?啊家河州东乡卖鸡蛋的老农么。”马步青的傲慢气势顿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铺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了马步青。诗曰：“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马步青一睹张大千墨迹，肃然起敬，再一读他写的即兴诗，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这幅墨宝被马步青视为压箱之宝，后来带至台湾。
次日，张大千和蔡孟坚前往范振绪家拜访。范振绪，字禹勤，号南皋，又号东雪老人，甘肃靖远县人，是陇上近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张大千见到时年70岁的范振绪时，以“禹丈”称呼他，因为张大千授业之师曾熙与范振绪是同榜进士。张大千涉足画坛即对范振绪崇拜不已，如今相见分外高兴。当张大千把准备前往敦煌一事告诉他时，范振绪大加称赞，最后两人相约一同前往。
张大千一行，从武威到张掖走了一天。途中经过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都遇上了大风。张大千放眼北望,黄沙漫漫,天地不分,浑然一片,甚觉壮景难得一见,在他后来的画中仍能看到这一幕的影子。
经过嘉峪关时,张大千看到,历经440多年的关城虽多有毁损,楼阁巍峨,城堞苍然,一派沧桑古韵，不禁感慨道，“这就是古代边塞诗人们笔下的嘉峪关,真是一见如故!”上车时,张大千对夫人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你怕吗?”夫人回道:“陪先生去敦煌,何言‘怕’字!”范振绪和随行的人都笑了起来。
果然,出了嘉峪关,赤日戈壁一望无际,车行几小时也看不到一处村落甚至一棵树,且阵阵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家只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过了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玉门镇,直到黄昏时分,才来到桥湾大风口,在那里他们遇上了一场8级以上的飓风。汽车在风中摇摇摆摆,几近被掀翻,行走极为艰难。司机让大家坐好,待风势稍弱的当儿,加大马力终于冲过了风口。到天黑时,他们终于到了安西县城。因为有范振绪侄儿的接待,张大千在安西多住了几日。其间,范振绪陪他游览了榆林窟,然后改乘马车到达敦煌。
1941年初至1943年初的这段时间，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共待了两年零七个月。在此期间，张大千一直临摹壁画，世人认为这是其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对敦煌艺术潜心揣摩研读，与学生精心整理临摹了270多张精美壁画。他原本清新隽秀的宋元笔法，吸收了唐魏的绚丽雄奇画法后，绘画风格自此一变，他运用壁画勾线技法画的现代小姐，被画界戏称“老摩登”，被传为美谈。
张大千在研究敦煌后曾写道：“唐自武德之后，画派彧起，风规粲然，逮及开元，将百年间浸浸乎，其入于无极矣。大中以降，风雅顿歇，笔满意无，神荒气率，盛衰变易，凄其忽诸，间有清才，稍进情采。外腴而中疏，文高而质虚，则又比之童蒙芳草，鸿在巨制，藐尔难任矣……。”
张大千在敦煌的活动也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期间于右任专程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委派常书鸿为所长，系统保护研究敦煌艺术。
1943年春天，张大千结束了漫长的敦煌工作，携带大批临摹画作及其他研究成果回到兰州。在兰州青年馆专门办了个《敦煌壁画临摹画展》，随后又在重庆、成都进行了巡回展览，此番盛举，经各大报纸报道，轰动国内外。
李永翘先生在《张大千年谱》中记载：“冬，先生在八德园内忆及祖国山水之胜，回忆起自己赴敦煌之行的苦辛和大西北的雄伟风兴，又作《甘肃享堂峡》一图，并题：‘十（八）年前自凉州至西宁，道经连城享堂峡，凿山通道，峭阻盘迂，险巘过於秦蜀栈阁，偶与儿辈说之，因写。’”
张大千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他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是天下第一造假高手；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的，一生大概创作了4万幅书画作品；同时他的作品在“亿元”时代不断创造市场奇迹。他经常说，我视绘画如性命，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画到生命最后一息。
1983年，张大千在台湾寓所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在画桌前突发脑溢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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