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鴻俊
現藏於吉林省博物館的《山中幽居圖》，是張大千76年前在蘭州所作，其畫面意境高遠，構圖嚴謹巧妙，落筆疏密有致，足見大千先生精深的藝術造詣。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大千先生在畫面的上部題有一段長跋：“癸未初夏，頌言仁兄相晤安西，時予有榆林窟之行，信宿即別。同年十月，予在皋蘭七里河嵩齡別墅，先生伉儷遠道見過，又以還蜀。僕伕以戒，行李在途，不復得寫數筆，將意傾去，窮虜催伏。先生於役山海關外，為國家多故，停轍故都，予時北來，握手為歡，漫為寫此。此榆中興龍山（興隆山），先生舊所游履,王禹偁之未見明年又在何處，能無慨然耶？丙戌開歲，大千張爰並記”。鈐白文“張爰之印”，朱文“大千”兩印。
這段跋中提到的“七里河嵩齡別墅”即位於今蘭州市七里河區吳家園，昔日曾為原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陸軍中將魯大昌的故宅，“嵩齡別墅”是其儒雅稱號。1941年5月初，張大千計劃去敦煌考察並臨摹壁畫時，曾下榻在此處。
張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權，後改名爰(yuan)，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巴人，齋名大風堂。
1941年，張大千的同鄉、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張群到青城山看望張大千，張大千吐露想去敦煌的心思，求助於張群。張群想了想說：“我有兩個舊部下，一個是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魯大昌，一個是蘭州市市長蔡孟堅，現在他倆人在甘肅能向有關方面說上話，我拍個電報看看。”張大千聽了，驚喜不已，連連道謝。
幾日後，張群派人登門說：“甘肅方面來電，魯、蔡二人說他們和馬步青有交往，可以幫忙。”張大千立刻著手準備前往河西走廊。
1941年5月春夏之交,張大千帶著夫人楊宛君、兒子張心智、侄兒張彼得、學生肖建初和劉力上及幾個裱工,離開成都乘飛機抵達蘭州,準備途徑河西走廊前往敦煌。在蘭州逗留期間,張大千興之所至,走訪了一趟塔爾寺。
張大千風塵僕僕來到塔爾寺後,受到寺院的歡迎,被安排宿在一處寬敞安靜的禪院裡。次日一早,張大千發現同院還住著幾位藏族喇嘛,正在往幾個布框上畫佛畫,用筆相當精細,幅幅色彩鮮亮，先生感到十分驚訝。原來這幾位喇嘛是塔爾寺從佛畫之鄉熱貢請來為寺裡作畫的藏族畫師。一位師傅帶著四個弟子，師傅叫索南丹巴,中等個頭, 面龐瘦削、清癯而慈祥,說話非常輕慢。索南丹巴的弟子有夏吾才讓、三治等。其中20歲左右的夏吾才讓個頭高高的,氣宇不凡,兩隻眼睛機靈而光亮,他一手拿只小顏料盅,另一手握著根只有兩根毛的微型葉筋筆在作畫,給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張大千當時對佛畫並沒有多少了解,得知這是唐卡,很是好奇,尤其對佛畫的用布，印度珍貴礦物顏料和兩根毛的葉筋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上前細細追問請教,並觀察其作畫技法,近乎著迷。他發現,這些畫工,不要說索南師傅,就是他的四位年輕弟子,作畫的功力個個都不俗。他們作畫時,靜若處子,氣韻鬆弛,心態自然,運筆相當準確輕熟,線描功力尤為出色。他忽然意識到,這不就是緣嗎?很長時間以來,他都在為國畫的色彩不能保持得更久而苦苦求索,佛畫工匠們特殊的繪畫材料製作，幾乎不褪色的珍稀顏料和獨有的技法,是國畫所沒有的,這不正是他此行敦煌所極需要的嗎?於是,張大千在遊覽了塔爾寺後,邀請和勸說幾位喇嘛畫工同去敦煌一起臨摹壁畫。他將此事作為塔爾寺之行的要事籌劃起來。他與索南丹巴師傅進行了徹夜長談，索南有感於張大千對佛教藝術的崇拜和虔誠,答應和四個弟子一起與他同行。
在前往敦煌的路上，張大千一行遇到很多艱難，也不乏趣事。去涼州的路上，由於帶的東西很多，光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為了路途安全，蔡孟堅親自陪同前往武威，魯大昌還租了一輛“羊毛車”拉運。在武威城遇到前來迎接的馬步青時，看到大名鼎鼎的張大千原來就是這樣一位身材矮小、鬍子邋遢、穿著一件土裡土氣的駝毛大袍的小老頭時，馬步青大為驚訝與愕然，當時就不禁打趣道：“呼達，這哪是畫家的行頭啊?啊家河州東鄉賣雞蛋的老農麼。”馬步青的傲慢氣勢頓時把張大千的自尊心刺傷了，張大千二話不說，當即叫馬步青的副官取出紙墨，鋪在地上飛快寫出一首詩來送給了馬步青。詩曰：“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閒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做東鄉賣蛋人。”馬步青一睹張大千墨跡，肅然起敬，再一讀他寫的即興詩，立刻慚愧地拱手道歉。這幅墨寶被馬步青視為壓箱之寶，後來帶至臺灣。
次日，張大千和蔡孟堅前往範振緒家拜訪。範振緒，字禹勤，號南皋，又號東雪老人，甘肅靖遠縣人，是隴上近代著名學者、書畫家。張大千見到時年70歲的範振緒時，以“禹丈”稱呼他，因為張大千授業之師曾熙與範振緒是同榜進士。張大千涉足畫壇即對範振緒崇拜不已，如今相見分外高興。當張大千把準備前往敦煌一事告訴他時，範振緒大加稱讚，最後兩人相約一同前往。
張大千一行，從武威到張掖走了一天。途中經過騰格裡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南緣,都遇上了大風。張大千放眼北望,黃沙漫漫,天地不分,渾然一片,甚覺壯景難得一見,在他後來的畫中仍能看到這一幕的影子。
經過嘉峪關時,張大千看到,歷經440多年的關城雖多有毀損,樓閣巍峨,城堞蒼然,一派滄桑古韻，不禁感慨道，“這就是古代邊塞詩人們筆下的嘉峪關,真是一見如故!”上車時,張大千對夫人說:“‘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你怕嗎?”夫人回道:“陪先生去敦煌,何言‘怕’字!”範振緒和隨行的人都笑了起來。
果然,出了嘉峪關,赤日戈壁一望無際,車行幾小時也看不到一處村落甚至一棵樹,且陣陣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大家只好用衣服把頭包起來。過了只有十幾戶人家的玉門鎮,直到黃昏時分,才來到橋灣大風口,在那裡他們遇上了一場8級以上的颶風。汽車在風中搖搖擺擺,幾近被掀翻,行走極為艱難。司機讓大家坐好,待風勢稍弱的當兒,加大馬力終於衝過了風口。到天黑時,他們終於到了安西縣城。因為有範振緒侄兒的接待,張大千在安西多住了幾日。其間,範振緒陪他遊覽了榆林窟,然後改乘馬車到達敦煌。
1941年初至1943年初的這段時間，張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共待了兩年零七個月。在此期間，張大千一直臨摹壁畫，世人認為這是其個人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對敦煌藝術潛心揣摩研讀，與學生精心整理臨摹了270多張精美壁畫。他原本清新雋秀的宋元筆法，吸收了唐魏的絢麗雄奇畫法後，繪畫風格自此一變，他運用壁畫勾線技法畫的現代小姐，被畫界戲稱“老摩登”，被傳為美談。
張大千在研究敦煌後曾寫道：“唐自武德之後，畫派彧起，風規粲然，逮及開元，將百年間浸浸乎，其入於無極矣。大中以降，風雅頓歇，筆滿意無，神荒氣率，盛衰變易，悽其忽諸，間有清才，稍進情采。外腴而中疏，文高而質虛，則又比之童蒙芳草，鴻在鉅製，藐爾難任矣……。”
張大千在敦煌的活動也引起國民黨政府的重視，期間于右任專程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委派常書鴻為所長，系統保護研究敦煌藝術。
1943年春天，張大千結束了漫長的敦煌工作，攜帶大批臨摹畫作及其他研究成果回到蘭州。在蘭州青年館專門辦了個《敦煌壁畫臨摹畫展》，隨後又在重慶、成都進行了巡迴展覽，此番盛舉，經各大報紙報道，轟動國內外。
李永翹先生在《張大千年譜》中記載：“冬，先生在八德園內憶及祖國山水之勝，回憶起自己赴敦煌之行的苦辛和大西北的雄偉風興，又作《甘肅享堂峽》一圖，並題：‘十（八）年前自涼州至西寧，道經連城享堂峽，鑿山通道，峭阻盤迂，險巘過於秦蜀棧閣，偶與兒輩說之，因寫。’”
張大千是20世紀最傳奇的畫家，他是五百年來精鑑第一人，也是天下第一造假高手；他是中國畫家中作品最多的，一生大概創作了4萬幅書畫作品；同時他的作品在“億元”時代不斷創造市場奇蹟。他經常說，我視繪畫如性命，我的畫筆不會停，我會畫到生命最後一息。
1983年，張大千在臺灣寓所為大陸友人、門生題贈畫集12冊，在畫桌前突發腦溢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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