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堪舆之说，概而言之，不过龙、穴、砂、水四法而已。
然言龙，则有祖宗、父母、枝干、主从、退卸、博换、过峡、穿田等法。
言穴，则有穴星、穴形、穴情、太极、圆晕、罗文、土宿等法。
言砂，则有前朝后坐、左龙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门华表等法。
言水，则有来源、水口、水城、明堂等法。
使不一一释明于前，则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读古人之书矣。
从理气的角度来说，若能清晰解读《天机贯旨红囊经》卷一、卷二，那么可以在实践中运用红囊经坐穴四十八局了。但风水讲求形势与理气有机配合，也就是所谓“形理兼察”；故李公在论证红囊风水的理气要旨基础，自然而然论及红囊风水对形势的基本看法——“堪舆之说，概而言之，不过龙、穴、砂、水四法而已。”虽说“而已”，但“使不一一释明于前，则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读古人之书矣。”
论形势，应当研读明·徐善继、徐善述合著《地理人子须知》。此书以后天八卦名为编序而成八集，汇集大量资料而论龙、穴、砂、水四法；其中“乾集”和“坎集”论“龙法”，“艮集”和“震集”论“穴法”，“巽集”论“砂法”，“离集”论“水法”。
清·餐霞道人姚廷銮所编撰《阴宅集要》，也引述诸多名家论著全面论述龙、穴、砂、水四法。该书“卷一”有“龙说”，“卷二”有“穴说”，“卷三”有“砂说”，“卷四”有“水说”。要清楚一点，姚公也论“龙水雌雄交媾”，但论及龙水阴阳是“龙是地气属阴，水从天气属阳”，与李公“龙阳水阴”角度不同。该书编撰于乾隆九年即1744丙辰年。
清·赵九峰著《绘图地理五诀》（另著有《阳宅三要》），则将堪舆龙、穴、砂、水四法扩充为龙、穴、砂、向五要素（五大原则）。该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丙午年，晚于《阴宅集要》有“一代人”时间（22年）。也许后来者对“四变五”会有疑惑，赵公在《地理五诀·客问九条》内有这么一条：
客曰：先生于四科中既增“向诀”矣，而又有“向有法微论”，毋乃过多乎？
予曰：“向诀”中只言水归正库（宜立向不宜立向），而过公不及之法则未论及，虽人知过宫不及俱主不发，而过一宫与过数宫其吉凶大小岂能一辙？且有同一向、同一水口而吉凶天渊者，不得不条入而缕晰也。多言之诮，予知不免而亦不辞也。
“向”是“坐穴”要素的分拆，因为“穴”有坐向上对应。但赵公将“向”列为“五要素”之首，则是其风水理论所决定的。同为大范畴“三合风水”，但《地理五诀》之三合意义与《天机贯旨红囊经》之三合意义相去甚远。
原文：
余于龙，则括之以星辰、枝干、形格、化气四种。
于穴法，则括之以正形正象、奇形怪穴二种。
于葬法，则括之以正葬、开凿堆培二种。
于砂法，则括之以结作砂、用砂、秀砂三种。
于水法，则括之以配龙水、明堂、水城三种。
四法各为专部，并不目力议论，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宝见之说疏明于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结作。其人久久得悟，自难豁然于心、了然于目；觅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组词能力和表达方式千变万化，这为堪舆先贤论著风水提供了广阔表述空间。故历代堪舆著述论及“龙穴砂水四法”文字，可谓龙飞凤舞、气象万千。论龙，“祖宗、父母、枝干、主从、退卸、博换、过峡、穿田”大小诸法，目不暇接；论穴，“穴星、穴形、穴情、太极、圆晕、罗文、土宿”法度诸多，眼花缭乱；论砂，“前朝后坐、左龙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门华表”法有多变，顾盼左右；论水，“来源、水口、水城、明堂”变法如流，前后难瞻。四法，每法都有诸多说法，繁杂之述难留脑海，初涉真山实水腾云驾雾。
李公“不啻二十年”苦读堪舆先贤各类风水著作，将“龙穴砂水四法”各种论述化繁为简，概而括之，让后学者一目了然：
龙法四种——星辰、枝干、形格、化气；
穴法二种——正形正象、奇形怪穴；
砂法三种——结作砂、用砂、秀砂；
水法三种——配龙水、明堂、水城。
李公在穴法之后列有葬法二种——正葬、开凿堆培，这不成了“五法”吗？竹下翁以为葬法与向法一样，也只是穴法的“分拆”项目，只是从动静角度分而立之；因为可认为葬法为动态而穴法为静态，当然也许是考虑葬法在穴法中的特殊作用。所以李公明确告知——“四法各为专部”。
但李公对于自己提出的“简法”，“并不目力议论”，而是“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宝见之说疏明于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结作”。李公期待，“其人久久得悟，自难豁然于心、了然于目；觅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故欲明其理者，耐心将《天机贯旨红囊经》“卷三”和“卷四”读完，相信有更大收获。
龙穴砂水释名总说
原文：
堪舆之说，概而言之，不过龙、穴、砂、水四法而已。
然言龙，则有祖宗、父母、枝干、主从、退卸、博换、过峡、穿田等法。
言穴，则有穴星、穴形、穴情、太极、圆晕、罗文、土宿等法。
言砂，则有前朝后坐、左龙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门华表等法。
言水，则有来源、水口、水城、明堂等法。
使不一一释明于前，则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读古人之书矣。
从理气的角度来说，若能清晰解读《天机贯旨红囊经》卷一、卷二，那么可以在实践中运用红囊经坐穴四十八局了。但风水讲求形势与理气有机配合，也就是所谓“形理兼察”；故李公在论证红囊风水的理气要旨基础，自然而然论及红囊风水对形势的基本看法——“堪舆之说，概而言之，不过龙、穴、砂、水四法而已。”虽说“而已”，但“使不一一释明于前，则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读古人之书矣。”
可出将相公侯大地龙穴风水图
论形势，应当研读明·徐善继、徐善述合著《地理人子须知》。此书以后天八卦名为编序而成八集，汇集大量资料而论龙、穴、砂、水四法；其中“乾集”和“坎集”论“龙法”，“艮集”和“震集”论“穴法”，“巽集”论“砂法”，“离集”论“水法”。
清·餐霞道人姚廷銮所编撰《阴宅集要》，也引述诸多名家论著全面论述龙、穴、砂、水四法。该书“卷一”有“龙说”，“卷二”有“穴说”，“卷三”有“砂说”，“卷四”有“水说”。要清楚一点，姚公也论“龙水雌雄交媾”，但论及龙水阴阳是“龙是地气属阴，水从天气属阳”，与李公“龙阳水阴”角度不同。该书编撰于乾隆九年即1744丙辰年。
清·赵九峰著《绘图地理五诀》（另著有《阳宅三要》），则将堪舆龙、穴、砂、水四法扩充为龙、穴、砂、向五要素（五大原则）。该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丙午年，晚于《阴宅集要》有“一代人”时间（22年）。也许后来者对“四变五”会有疑惑，赵公在《地理五诀·客问九条》内有这么一条：
客曰：先生于四科中既增“向诀”矣，而又有“向有法微论”，毋乃过多乎？
予曰：“向诀”中只言水归正库（宜立向不宜立向），而过公不及之法则未论及，虽人知过宫不及俱主不发，而过一宫与过数宫其吉凶大小岂能一辙？且有同一向、同一水口而吉凶天渊者，不得不条入而缕晰也。多言之诮，予知不免而亦不辞也。
“向”是“坐穴”要素的分拆，因为“穴”有坐向上对应。但赵公将“向”列为“五要素”之首，则是其风水理论所决定的。同为大范畴“三合风水”，但《地理五诀》之三合意义与《天机贯旨红囊经》之三合意义相去甚远。
原文：
余于龙，则括之以星辰、枝干、形格、化气四种。
于穴法，则括之以正形正象、奇形怪穴二种。
于葬法，则括之以正葬、开凿堆培二种。
于砂法，则括之以结作砂、用砂、秀砂三种。
于水法，则括之以配龙水、明堂、水城三种。
四法各为专部，并不目力议论，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宝见之说疏明于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结作。其人久久得悟，自难豁然于心、了然于目；觅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组词能力和表达方式千变万化，这为堪舆先贤论著风水提供了广阔表述空间。故历代堪舆著述论及“龙穴砂水四法”文字，可谓龙飞凤舞、气象万千。论龙，“祖宗、父母、枝干、主从、退卸、博换、过峡、穿田”大小诸法，目不暇接；论穴，“穴星、穴形、穴情、太极、圆晕、罗文、土宿”法度诸多，眼花缭乱；论砂，“前朝后坐、左龙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门华表”法有多变，顾盼左右；论水，“来源、水口、水城、明堂”变法如流，前后难瞻。四法，每法都有诸多说法，繁杂之述难留脑海，初涉真山实水腾云驾雾。
李公“不啻二十年”苦读堪舆先贤各类风水著作，将“龙穴砂水四法”各种论述化繁为简，概而括之，让后学者一目了然：
龙法四种——星辰、枝干、形格、化气；
穴法二种——正形正象、奇形怪穴；
砂法三种——结作砂、用砂、秀砂；
水法三种——配龙水、明堂、水城。
李公在穴法之后列有葬法二种——正葬、开凿堆培，这不成了“五法”吗？竹下翁以为葬法与向法一样，也只是穴法的“分拆”项目，只是从动静角度分而立之；因为可认为葬法为动态而穴法为静态，当然也许是考虑葬法在穴法中的特殊作用。所以李公明确告知——“四法各为专部”。
但李公对于自己提出的“简法”，“并不目力议论”，而是“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宝见之说疏明于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结作”。李公期待，“其人久久得悟，自难豁然于心、了然于目；觅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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