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堪輿之說，概而言之，不過龍、穴、砂、水四法而已。
然言龍，則有祖宗、父母、枝幹、主從、退卸、博換、過峽、穿田等法。
言穴，則有穴星、穴形、穴情、太極、圓暈、羅文、土宿等法。
言砂，則有前朝後坐、左龍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門華表等法。
言水，則有來源、水口、水城、明堂等法。
使不一一釋明於前，則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讀古人之書矣。
從理氣的角度來說，若能清晰解讀《天機貫旨紅囊經》卷一、卷二，那麼可以在實踐中運用紅囊經坐穴四十八局了。但風水講求形勢與理氣有機配合，也就是所謂“形理兼察”；故李公在論證紅囊風水的理氣要旨基礎，自然而然論及紅囊風水對形勢的基本看法——“堪輿之說，概而言之，不過龍、穴、砂、水四法而已。”雖說“而已”，但“使不一一釋明於前，則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讀古人之書矣。”
論形勢，應當研讀明·徐善繼、徐善述合著《地理人子須知》。此書以後天八卦名為編序而成八集，彙集大量資料而論龍、穴、砂、水四法；其中“乾集”和“坎集”論“龍法”，“艮集”和“震集”論“穴法”，“巽集”論“砂法”，“離集”論“水法”。
清·餐霞道人姚廷鑾所編撰《陰宅集要》，也引述諸多名家論著全面論述龍、穴、砂、水四法。該書“卷一”有“龍說”，“卷二”有“穴說”，“卷三”有“砂說”，“卷四”有“水說”。要清楚一點，姚公也論“龍水雌雄交媾”，但論及龍水陰陽是“龍是地氣屬陰，水從天氣屬陽”，與李公“龍陽水陰”角度不同。該書編撰於乾隆九年即1744丙辰年。
清·趙九峰著《繪圖地理五訣》（另著有《陽宅三要》），則將堪輿龍、穴、砂、水四法擴充為龍、穴、砂、向五要素（五大原則）。該書成書於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丙午年，晚於《陰宅集要》有“一代人”時間（22年）。也許後來者對“四變五”會有疑惑，趙公在《地理五訣·客問九條》內有這麼一條：
客曰：先生於四科中既增“向訣”矣，而又有“向有法微論”，毋乃過多乎？
予曰：“向訣”中只言水歸正庫（宜立向不宜立向），而過公不及之法則未論及，雖人知過宮不及俱主不發，而過一宮與過數宮其吉凶大小豈能一轍？且有同一向、同一水口而吉凶天淵者，不得不條入而縷晰也。多言之誚，予知不免而亦不辭也。
“向”是“坐穴”要素的分拆，因為“穴”有坐向上對應。但趙公將“向”列為“五要素”之首，則是其風水理論所決定的。同為大範疇“三合風水”，但《地理五訣》之三合意義與《天機貫旨紅囊經》之三合意義相去甚遠。
原文：
餘於龍，則括之以星辰、枝幹、形格、化氣四種。
於穴法，則括之以正形正象、奇形怪穴二種。
於葬法，則括之以正葬、開鑿堆培二種。
於砂法，則括之以結作砂、用砂、秀砂三種。
於水法，則括之以配龍水、明堂、水城三種。
四法各為專部，並不目力議論，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寶見之說疏明於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結作。其人久久得悟，自難豁然於心、瞭然於目；覓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漢語組詞能力和表達方式千變萬化，這為堪輿先賢論著風水提供了廣闊表述空間。故歷代堪輿著述論及“龍穴砂水四法”文字，可謂龍飛鳳舞、氣象萬千。論龍，“祖宗、父母、枝幹、主從、退卸、博換、過峽、穿田”大小諸法，目不暇接；論穴，“穴星、穴形、穴情、太極、圓暈、羅文、土宿”法度諸多，眼花繚亂；論砂，“前朝後坐、左龍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門華表”法有多變，顧盼左右；論水，“來源、水口、水城、明堂”變法如流，前後難瞻。四法，每法都有諸多說法，繁雜之述難留腦海，初涉真山實水騰雲駕霧。
李公“不啻二十年”苦讀堪輿先賢各類風水著作，將“龍穴砂水四法”各種論述化繁為簡，概而括之，讓後學者一目瞭然：
龍法四種——星辰、枝幹、形格、化氣；
穴法二種——正形正象、奇形怪穴；
砂法三種——結作砂、用砂、秀砂；
水法三種——配龍水、明堂、水城。
李公在穴法之後列有葬法二種——正葬、開鑿堆培，這不成了“五法”嗎？竹下翁以為葬法與向法一樣，也只是穴法的“分拆”項目，只是從動靜角度分而立之；因為可認為葬法為動態而穴法為靜態，當然也許是考慮葬法在穴法中的特殊作用。所以李公明確告知——“四法各為專部”。
但李公對於自己提出的“簡法”，“並不目力議論”，而是“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寶見之說疏明於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結作”。李公期待，“其人久久得悟，自難豁然於心、瞭然於目；覓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故欲明其理者，耐心將《天機貫旨紅囊經》“卷三”和“卷四”讀完，相信有更大收穫。
龍穴砂水釋名總說
原文：
堪輿之說，概而言之，不過龍、穴、砂、水四法而已。
然言龍，則有祖宗、父母、枝幹、主從、退卸、博換、過峽、穿田等法。
言穴，則有穴星、穴形、穴情、太極、圓暈、羅文、土宿等法。
言砂，則有前朝後坐、左龍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門華表等法。
言水，則有來源、水口、水城、明堂等法。
使不一一釋明於前，則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讀古人之書矣。
從理氣的角度來說，若能清晰解讀《天機貫旨紅囊經》卷一、卷二，那麼可以在實踐中運用紅囊經坐穴四十八局了。但風水講求形勢與理氣有機配合，也就是所謂“形理兼察”；故李公在論證紅囊風水的理氣要旨基礎，自然而然論及紅囊風水對形勢的基本看法——“堪輿之說，概而言之，不過龍、穴、砂、水四法而已。”雖說“而已”，但“使不一一釋明於前，則不特不能入道，且不解讀古人之書矣。”
可出將相公侯大地龍穴風水圖
論形勢，應當研讀明·徐善繼、徐善述合著《地理人子須知》。此書以後天八卦名為編序而成八集，彙集大量資料而論龍、穴、砂、水四法；其中“乾集”和“坎集”論“龍法”，“艮集”和“震集”論“穴法”，“巽集”論“砂法”，“離集”論“水法”。
清·餐霞道人姚廷鑾所編撰《陰宅集要》，也引述諸多名家論著全面論述龍、穴、砂、水四法。該書“卷一”有“龍說”，“卷二”有“穴說”，“卷三”有“砂說”，“卷四”有“水說”。要清楚一點，姚公也論“龍水雌雄交媾”，但論及龍水陰陽是“龍是地氣屬陰，水從天氣屬陽”，與李公“龍陽水陰”角度不同。該書編撰於乾隆九年即1744丙辰年。
清·趙九峰著《繪圖地理五訣》（另著有《陽宅三要》），則將堪輿龍、穴、砂、水四法擴充為龍、穴、砂、向五要素（五大原則）。該書成書於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丙午年，晚於《陰宅集要》有“一代人”時間（22年）。也許後來者對“四變五”會有疑惑，趙公在《地理五訣·客問九條》內有這麼一條：
客曰：先生於四科中既增“向訣”矣，而又有“向有法微論”，毋乃過多乎？
予曰：“向訣”中只言水歸正庫（宜立向不宜立向），而過公不及之法則未論及，雖人知過宮不及俱主不發，而過一宮與過數宮其吉凶大小豈能一轍？且有同一向、同一水口而吉凶天淵者，不得不條入而縷晰也。多言之誚，予知不免而亦不辭也。
“向”是“坐穴”要素的分拆，因為“穴”有坐向上對應。但趙公將“向”列為“五要素”之首，則是其風水理論所決定的。同為大範疇“三合風水”，但《地理五訣》之三合意義與《天機貫旨紅囊經》之三合意義相去甚遠。
原文：
餘於龍，則括之以星辰、枝幹、形格、化氣四種。
於穴法，則括之以正形正象、奇形怪穴二種。
於葬法，則括之以正葬、開鑿堆培二種。
於砂法，則括之以結作砂、用砂、秀砂三種。
於水法，則括之以配龍水、明堂、水城三種。
四法各為專部，並不目力議論，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寶見之說疏明於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結作。其人久久得悟，自難豁然於心、瞭然於目；覓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漢語組詞能力和表達方式千變萬化，這為堪輿先賢論著風水提供了廣闊表述空間。故歷代堪輿著述論及“龍穴砂水四法”文字，可謂龍飛鳳舞、氣象萬千。論龍，“祖宗、父母、枝幹、主從、退卸、博換、過峽、穿田”大小諸法，目不暇接；論穴，“穴星、穴形、穴情、太極、圓暈、羅文、土宿”法度諸多，眼花繚亂；論砂，“前朝後坐、左龍右虎、官鬼禽星曜、捍門華表”法有多變，顧盼左右；論水，“來源、水口、水城、明堂”變法如流，前後難瞻。四法，每法都有諸多說法，繁雜之述難留腦海，初涉真山實水騰雲駕霧。
李公“不啻二十年”苦讀堪輿先賢各類風水著作，將“龍穴砂水四法”各種論述化繁為簡，概而括之，讓後學者一目瞭然：
龍法四種——星辰、枝幹、形格、化氣；
穴法二種——正形正象、奇形怪穴；
砂法三種——結作砂、用砂、秀砂；
水法三種——配龍水、明堂、水城。
李公在穴法之後列有葬法二種——正葬、開鑿堆培，這不成了“五法”嗎？竹下翁以為葬法與向法一樣，也只是穴法的“分拆”項目，只是從動靜角度分而立之；因為可認為葬法為動態而穴法為靜態，當然也許是考慮葬法在穴法中的特殊作用。所以李公明確告知——“四法各為專部”。
但李公對於自己提出的“簡法”，“並不目力議論”，而是“俱取古仙最精最妙、真如寶見之說疏明於下，使人由此而了明山川之真性情、真結作”。李公期待，“其人久久得悟，自難豁然於心、瞭然於目；覓然求穴探囊取物，始信地理果有一真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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