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強調，目前全國養老金累積結餘較多，可以確保按時足額髮放，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現有徵收政策不變，同時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以激發市場活力，引導社會預期向好。
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從2019年1月1日開始，社保和非稅收入劃轉稅務部門徵收。隨著這一天的逐漸臨近，企業的焦慮恐慌之情四處瀰漫，日趨嚴重。人們擔心，由於稅務部門高效而嚴格的徵管，使得此前社保繳費不規範的企業，可能要大量增加成本費用，面臨破產倒閉的危險。這種恐慌情緒或有不理性成分，但確實反映一定實情，萬萬不可忽視。
目前，我國五項社會保險的費率總和，大致佔職工工資總額的40%，其中28%左右由企業負擔，12%左右由個人負擔，各地情況略有不同。費率之高，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屈指可數的。面對此種高昂費率，有些企業承擔重壓嚴格照章繳納，但也有不少企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弄虛作假予以規避。辦法之一是千方百計少報參保人數，降低社保覆蓋面，減少企業應繳數額；辦法之二是在繳費基數的“工資”上做文章，將很多本來屬於工資的收入，排除在繳費基數之外，降低繳費義務；辦法之三是將繳費基數的單位平均工資偷樑換柱為社會平均工資，甚至完全以最低繳費基數即社會平均工資的60%繳費。經此種種投機取巧的辦法，許多企業尤其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社保實際繳費率，不到法定費率的一半甚至更低。
由於徵管體制的原因，這種規避偷逃社保繳費義務的行為，一直不能被有效防止和糾正。而從明年開始，由稅務部門全責徵收社保費，就可以有效防範此類規避行為，提高徵收效率。稅務掌握的社保費繳費基數信息比較全面，減少了中間環節和信息不對稱，而且稅務部門擁有訓練有素的專業隊伍、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和技術裝備，能將社保費納入稅收徵管，實現稅費“同徵、同管、同查”的協同效應，所以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此前徵收不實或不足的問題。這不但能夠增加社保收入，也使社保負擔更為公平，使更多的人得到社保安全網的保護。
在原則上充分肯定社保徵收機構和職責改革的同時，也應高度重視此次改革對企業經營帶來的壓力，關注企業的關切和焦慮，回應企業的訴求和願望。9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可以給企業一個基本的定心丸。
“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並不是說每一家企業的負擔都保持原狀，不會增加。如果這樣，那就沒有必要進行改革。“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的意思是說，社保費改由稅務部門徵收，首先並不謀求總體社保費收入的大幅增加，而是總體上保持與社保機構徵收時相仿的規模。但從微觀層面來說，此前存在的企業社保負擔畸輕畸重的問題，要予以糾正，這樣必然會在企業之間進行社保負擔的重新分配，讓原本應該負擔卻通過種種手段偷逃保費的企業，承擔起本該承擔的義務，而將那些本本分分、老老實實按照名義費率繳納保費因而不堪重負的企業的負擔有所減輕。通過這種一增一降，實現社保負擔的大致公平和基本合理。
在通過改革社保費徵收機構進而大幅提高社保徵收率之後，最緊迫而現實的任務就是將目前過高的社保費率降下來。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也才能讓高費率重壓下的企業輕裝前行。目前是進行降低社保費率的恰當時機，應該及時地做好這項工作。
說目前是進行降低社保費率的恰當時機是基於如下兩個理由。首先，目前全國養老金累積結餘較多。雖然近年一些省份社保發放尤其養老金髮放出現困難，但全國社保金結餘較多。2017年我國五項保險總收入累計結餘年達到7.6萬億元，基金積累在持續增加，而當年5項社保總支出4.02萬億元。就是說，即使完全不增加收入，如此結餘也可確保近兩年的支付。這種情況下，社保徵收機構的改革，並不應以大幅度提高社保收入為目的，而應該以擴大社保覆蓋面、增加社保負擔公平合理為旨歸。
其次，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帶來的徵管效率的提高，給較大幅度地降低社保費率帶來空間。近年來，雖然政府進行了數次降低社保繳費率的行動，但是成效不大。對於40%左右的總費率來說，降低一兩個百分點帶來的減負效果很小，無法樂觀。但大幅度降低繳費率可能造成保費收入的大幅下降，帶來支付風險。社保交由稅務部門徵收後帶來的徵稅率的提高，使解決這個問題的時機逐漸成熟。隨著徵收率的提高，社保費收入一定會有較大的增加。這就給較大幅度降低繳費率創造了空間，可以確保不降低社保費總收入的情況下，較大幅度地下調費率。
一旦社保費率較大幅度降低，那些按照法定費率繳費的企業，負擔將會大大降低，市場活力會得到激發，這反過來會擴大社保繳費基數，有利於創造更多的社保收入，形成良性循環。而那些原本弄虛作假以較低標準繳費的企業，雖繳費率會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負擔有所增加，但也可控制在承受範圍之內。這樣，社保收入就能夠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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