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善帅(左)和孙善师
孙善思老人在回忆两位堂兄 卢昱 摄
“泺口九烈士纪念碑”坐落在黄河南大坝西泺口险工40号坝处 卢昱 摄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
酷暑时节,临沂城西30里外的义堂镇桥西村,掩映在绿油油的庄稼地中。在村中一间简陋的平房内,78岁的老人孙善思在回忆他的两位堂兄——临沂早期共产党员孙善师、孙善帅兄弟。
在村委办公室里,两张记录孙氏兄弟革命故事的宣传图占据了大部分墙面,主人公曾经鲜活的人生轨迹在图文的延展间被诠释出来。在村民口中,孙氏兄弟为共产主义而舍命捐躯的事迹更是代代相传,散发出信仰的光芒……
出去读书长见识
桥西村在清末才成村,之所以得名,是因村东有一条唐公河,河上有一座老石桥。桥有些低矮,桥面很窄,勉强能通过一辆小轿车。如今,老石桥不远处,建起了一座又高又宽敞的新桥,但乡亲们依然眷恋着走在老石桥上的感觉。这是一条带着乡愁的农耕路,头戴草帽的大娘、肩扛锄头的老大爷、开着农用三轮车的中年大叔,在桥上穿行,构成一幅宁静的乡村画卷。
孙善师的老家,在桥西头离唐公河不到200米的地方。如今,老房子已不见踪影,被规划一新的平房所代替。村干部介绍,村子现在约400口人,新中国成立以前人口更少,顶多百十来口,房屋这一家、那一家,连不成片。
“1904年,孙善师出生在桥西村。他的爷爷是私塾老师,父亲叫孙德绍,旧制中学毕业。母亲张炳姒,朱里村人,勤劳善良,性情开朗。她为支持儿子从事革命工作,曾数次奔赴济南,以开设洗衣店为掩护,为党秘密传送信件。”临沂党史研究专家唐士文介绍道。
“我父亲那辈弟兄三个,善师他爹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二,都是老实人。我大爷长年在河北一带卖书,家里经济上还算宽裕,所以善师、善帅长大后有条件出去读书长见识,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孙善思说。
孙善师又名孙镇国,自幼随父就学。他读书勤奋,成绩优良,18岁时,考入临沂城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就读。他在求学期间,广泛涉猎,各科成绩优良,尤喜欢体育、音乐,擅长绘画,作诗编剧,堪称多才多艺。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平时总是精神饱满。一双眼睛圆而大,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清晰流利,擅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
孙善师的弟弟孙善帅,又名孙镇东,在哥哥的影响下,也发奋读书,于1924年同样考入省立第五中学,比哥哥低两级。当时的省立第五中学引领着临沂地区的思想解放潮流。
1926年秋,孙善师考入济南邓恩铭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开始,山东人民的革命情绪十分活跃。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较快发展。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影响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孙善师思想进步很快。他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认识,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年冬,经刘之言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孙善师积极投入到革命中。他的活动,引起了济南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一度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为了便于工作,他将母亲从临沂接到济南,在天桥以东、经一路北侧,开设一家洗衣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孙善师受组织的派遣,同其母离开济南,回到临沂,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
孙善师从济南回到临沂,见到了已成为军人的弟弟。1927年中学毕业后,孙善帅投笔从戎,到直鲁联军第四师方永昌部当电讯兵。当时,军阀混战殃及临沂,方永昌旅驻省立五中校内,房舍惨遭破坏。在那里,孙善帅看透了旧军队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内心十分愤懑。1928年3月,他毅然脱离了旧军队,去江苏赣榆县投奔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少白。董少白见孙善帅颇具才华,且富正义感,便向他讲述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并劝其继续求学深造,将来为祖国贡献力量。
“未来的世界,理想的乐园”
1929年3月初,孙善师到临沂县二小任教。他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但没几天,就被临沂县政府逮捕,监押狱中。在狱中,孙善师坚贞不屈。县政府查不到他的一点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不过,敌人对孙善师还是放心不下,不久又将他逮捕。经当地名流刘子寿、于霭辰等人的营救,孙善师被保释出狱,接着受聘到郯城县立一小任教。
在郯城一小,孙善师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年秋初,他公开教学生唱《国际歌》,并讲解歌词大意,使学生们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在郯城三小任教的共产党员刘之言,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孙善师调到三小。
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成立,刘之言任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支部建立后,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以教师、学生、农民为主；二是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传播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三是编辑出版《农民》《开会方法》《红色鲁南》等刊物,并翻印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资料,作为党内读物；四是在郯城南关设一小型商店,起名“摩登商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1930年春夏之交,孙善帅接到哥哥孙善师的来信,让他到郯城三小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当时县立第三小学是郯城县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场所。
孙善帅学习和生活在思想进步的环境里,有机会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思想进步很快。他与哥哥、刘之言等住在一个宿舍里,朝夕相处。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各小学都设立童子军,刘之言决定把这个组织掌握在地下党组织的手里,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孙善帅。他对孙善帅说:“老弟,你懂很多军事知识,还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教育和培养童子军,使他们成为先进的少年组织,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你一定能胜任,请你把它承担下来。”孙善帅欣然应诺。
此后,在培训童子军时,孙善帅既讲授军事知识,又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使童子军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在这期间,经刘之言介绍,孙善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弟弟在忙着复习功课、训练童子军时,哥哥孙善师则抓住各种时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他在三小任高一班主任,据他的学生高步目、徐秉秀回忆:有一次语文课,他给学生的作文命题是“未来的世界——理想的乐园”。同学们在作文中都发挥了充分的想象,描绘出种种要创造的理想乐园。不过他们的想象,大都是幼稚的、空虚的。
孙善师便将自己写的一篇抄在黑板上,作为示范。其中写道:“同学们,请你们放开大步,睁开大眼,进来尽管看个仔细吧!任你掘翻了大地,也找不到战争的种子。没有剥削,没有贫穷,老人有养老院,残废者有残废院,婴儿有育婴室,儿童有儿童乐园。”同学们被他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乐园深深吸引,几乎忘记是在上课。
“认清革命的大道”
1929年冬,在孙善师所教班级担任班长的学生,因父亲病故,无力继续求学,申请退学,师生们都感到惋惜。孙善师组织了一次隆重的送行会,会上同学代表和那个班长都发了言。那个班长说,父亲病故,今后的生活难以维持,只好去当学徒。他劝勉同学们珍惜读书的大好机会,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奋发图强。最后,孙善师朗读了他写的一首送行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清醒的太阳哪儿去了,大地上只留下一片不分明的光芒。往日的笑容哪里去了,颜面上只现着一堆愁苦郁闷。雨纷纷地下了。泪也慢慢地滴了。这大概是表示离别的情况吧!与世长辞而不悲的我,也觉得有些难过。担负着教育人才的责任,也只有忍心自问。时代的巨轮正在不停地转动,自由的波浪正在急涌奔腾,偏偏青年们的心和木偶一样,不能向着光明前进。
啊!战云弥漫了全国,鲜血流满了旷野,为革命而牺牲的人们,真不知有多么些!多么些!打破了什么感情,放松了什么关切!铲除了一切障碍,砍断了一切束缚。我们只要认清革命的大道,天地间何尝有什么生死离别!
这首诗对同学们的感染很深,几十年后,有些当年聆听这首诗的老同志,仍记忆犹新。为了迅速壮大党的队伍,孙善师通过各种群众运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及时吸收到党内来。
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的斗争无处不在。当时,公开写信进行联络是很危险的。孙善师便时时刻刻研究秘密通讯的方法,有一次,他在吃饭时无意中将手上的碘酒沾到馒头上,立即显示出蓝色。这对他的启发很大,经过研究改进,他创造了淀粉碘酒显字法,进行通讯联络。写信时,正面为一般内容,党的机密就用米汤或面粉水写在信纸的背面,收信人接信后,涂上碘酒,字就显现出来了。
1931年秋初,弟弟孙善帅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入校不久,九一八事变即发生,济南和全国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孙善帅表现积极,并经同班同学介绍参加了济南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团体,它的宗旨是组织进步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刊物,结合时局,探讨真理,开阔政治视野,提高革命思想。是年冬初,孙善帅经刘之言等介绍,和济南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批东北军士兵和学生被迫离开家乡和亲人,流落到济南。他们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政策深恶痛绝,极易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孙善帅利用这一时机,经常到济南火车站主动接触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士兵,与他们谈心,讲解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前途。
孙善帅在他们中间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在东北军和流亡学生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教育。后来,这些人大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1938年1月,不少东北学生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有的后来成为抗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而在临沂的哥哥孙善师,也没有闲着,他积极组织学生罢课,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主张。
“我们的脉搏一起跳动着”
1932年,孙善帅调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任宣传部长。这年暑假,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共青团员陈淑俊来到济南,和孙善帅取得联系后,共同进行宣传活动,写标语、撒传单,在商埠组织集会。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他们把标语贴满济南。济南当局派出军警昼夜搜捕,毫无结果。
这时,经党组织筹划,共青团济南市委建立,张北华任书记,孙善帅任宣传委员。此后,在正谊中学召开过几次会,主要是分析山东形势和如何开展抗日反蒋宣传以及对军阀韩复榘的斗争等,会后分头行动。
孙善帅经常到火车站附近的东北军士兵中开展兵运工作。为了弄清韩复榘的内部情况,孙善帅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调查。在韩复榘的部队发饷时,他主动到邮局门前,为士兵代写家书和填写汇款单。时间长了,韩复榘的士兵对他产生了好感。在闲谈之中,他了解到不少有关韩复榘的情况。
孙善帅还注意通过上层渠道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当时,济南有个共产党员叫姚第鸿,他的父亲姚以介是韩复榘的高级参议。姚以介在济南火车站设有两节专用车厢,由韩复榘派执法队守护着。
孙善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姚第鸿,把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的刻印工具如钢板、油印机等安排在姚以介的专车上,印刷好传单和文件后,由姚第鸿带出。因他是姚以介的少爷,执法队从不敢过问。这样维持了大半年后,敌人发觉了姚第鸿的活动,从姚以介的专车上搜出了刻印工具和共产党的文件。姚以介一气之下,将姚第鸿关了起来,强送他出国。
据山东早期共产党员马馥塘同志回忆:“在济南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孙善帅。那时他不过二十岁左右,赤红脸,瘦瘦的,是济南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但很有条理。他处事十分冷静,像个大姑娘。我们之间,当时关系尚未通开,为了保守秘密,彼此只能心照不宣。虽然如此,我却感到我们的脉搏是一起跳动着的。”
革命形势的发展牵动着兄弟俩的命运。1932年6月,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错误地提出“创造北方苏区”,来配合红军胜利进攻,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于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连续组织了山东各地的农村武装暴动。
1932年6月中旬,上级党组织派了一位姓刘的特派员来临沂。他在孙善师的住处,召开了鲁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特派员说:“红军开始北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必须立即起义,迎接红军。”会上,经过共同研究,通过了举行武装暴动的决议。
会后,孙善师等立即组织暴动。当时错误地估计,在郯城一带能拉起六七百人的队伍。码头镇的地主和国民党区公所有长短枪三千多支,这些枪支容易夺取,只要枪声一响,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就会迅速打开局面。
这时候,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引起临、郯两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时时伺机向共产党和进步群众下毒手。6月下旬的一天,郯城县警察队突然包围马头三小,捕去该校校长、共产党员宋幼准和学生刘念喜。接着包围了马港口,当时孙善师等正在同事马叙卿家中开会,闻讯后逃脱。
6月28日,中共徐海蚌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在邳县孟家楼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在樊家埝举行暴动。会上作了分工:孟若梦在四户组织一个大队,孙善师在涝沟组织一个大队,凌云志在樊家埝组织一个大队,作为暴动的基本队伍。
7月1日,孙善师剃了光头,穿上白布便衣,打扮成农民模样,前往三捷庄组织武装力量。途中,他们在一家饭铺用饭,饭后因没带零钱,交给店主一个银元。不等店主找回零钱,就匆匆离去。他们的行动引起店主的怀疑,店主向当地的地主武装作了报告。地主武装追捕二人,送往涝沟区公所。同年10月,因敌特收买的坏人告密,唐东华也被捕。之后,与孙善师一起被解送到济南监押。
以学校为联络机关
当孙善师被捕入狱时,在济南的弟弟孙善帅正忙着推动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反帝大同盟。同时,他还在济南面粉厂和济南省立高级中学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帮助建立了省立中学党支部。这个支部后归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
地下党员朱丹亭自从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公开职业,经孙善帅和陈淑俊等同志商量,让朱丹亭出面,筹建一所中学,以掩护党组织的活动。当时山东的教育大权被何思源一派掌握在手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张苇村也想插手教育界,他听说朱丹亭等要办学校,当即表示支持,并拨款3000元作办学经费。
1932年8月,学校挂牌招生开学,取名“济南私立振华中学”,校址在纬二路北头路西。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由张苇村任校长、朱丹亭任副校长,教职员工大都是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
当时,这个党的秘密联络机关是非常隐蔽的。只招了两个班的学生,课程全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古籍。平时不公开作革命宣传,暗中为党印刷和传送秘密文件。
每当张苇村到学校,传达室的地下党员林芳圃就按一下电铃,里面进行革命工作的同志,立即隐藏和伪装。学校开办两个月以后,忽然发生了意外。一次,朱丹亭到青岛看望哥哥回来,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两人谈得挺投机。这个军官表示想到江西苏区参加红军,朱丹亭动员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兵运工作。分手后,两人还通过信。不久,那个军官因想脱逃部队而被捕,便供出了朱丹亭。
张苇村便将朱丹亭叫到自己的公馆,拿出朱丹亭写给军官的信,质问他,最后利诱他,只要不干共产党,每月给二百个银元,还给房子和汽车。朱丹亭当面表示考虑一下,被放出后立即和孙善帅等商量应付办法。经过周密的安排,教员们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全部转移。
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虽被破坏,孙善帅却不灰心。此后,他往返于济南、鲁南之间,不断地发展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和张苇村之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2年冬季,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书记陈洪舟到上海参加团中央召开的会议,在旅馆中被捕叛变。国民党派他到山东参加捕共队,破坏山东的党团组织。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已接到中央的通知,由孙善帅代理团省特委书记,组织共青团机关迅速转移。
陈洪舟到济南很长时间,仍一无所获。1933年初,陈洪舟在商埠开了一处旅馆,投信到团省委原来的通信处,诡称自己是中央派来的,要与山东团的负责人会面。2月,团省特委机关的交通员庄少云到原通信处,见到陈洪舟的信,不和孙善帅商量,擅自去和陈洪舟接头,被特务逮捕。
“庄少云被特务逮捕后当即叛变,带领陈洪舟及特务到自己住处,交出所有文件,并供出发行员张英瑞。由于叛徒的出卖,共青团特委被破坏,孙善帅、马兰村等同志被捕,在济南的各级党组织也遭到巨大创伤。”唐士文介绍道。
死都死得英雄
孙善帅被捕后,与哥哥同仇敌忾,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入党的陶钝在孙善帅之前被捕入狱,他曾回忆道:“我见到孙善帅同志是1933年夏天,在济南的看守分所。他住的监房,和我住的在一个大院里边,只隔着一间屋。放风的时候,经常见面。他是济南高级中学的学生,年龄约有二十岁,长方脸,红润面皮,高鼻梁,大眼睛,膀宽腰细,两臂筋肉结实,中等身材,给人一种聪明、机智、坚定有力的印象。他的态度很沉稳,不随便讲话。但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富有风趣。”
孙善帅向陶钝谈及被捕后的情况:特务队捕了他押在省党部,屋子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有笔墨纸张,特务队长王天生要他写自首书。过了一天王天生来问,写了没有,他说没得写。过了两天又来问,还是没写。第三次来看到纸上有字,他们高兴了。拿过来一看,写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段唱词:“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特务们失望、气恼地把门锁死就走了。过了几天就被押解到了这里。
“他讲的时候绘影绘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表示了极端的轻蔑。”陶钝回忆道。
因为与山东国民党反动头子张苇村是临沂同乡,在监狱的同志们劝孙氏兄弟从家乡托关系,找张苇村说情营救出狱,他们对此摇摇头。孙善帅讲,哥哥孙善师当小学教员,因为在乡下宣传抗日救国被捕。家庭方面托人找张苇村,张苇村说他哥是共产党。后来查不出什么证据来,只好释放。张苇村还不放心,又捕了他哥来。
“张苇村对我们兄弟俩恨透了,一定要斩草除根。这是他的妄想。我们兄弟俩死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同志给我们报仇。”孙善帅的话语,让陶钝记忆深刻。“他虽然知道自己的案情很严重,但是他并没有一点恐惧。成天和同室的难友说说笑笑,讲故事。”
1933年8月9日,与孙氏兄弟一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彭瑞林见证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在放风的时候,突然军警进院把门关起来点名。
当最后一个点到孙善帅的名字时,孙善帅对他的哥哥孙善师说:“咱们兄弟俩一块去吧。没什么了不起!”李春亭高声说:“同志们,没什么。我们是细胞,死去一些还要生出若干呢!同志们,干下去吧!”于是院子里和房间内,共同唱起《国际歌》。看守长说:“你们安静些,没有别的,不要紧,他们是拨到第一监狱去执行刑期的,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带着。”
“过了十多天,听看守说,他们在第一监狱里宣布了死刑,是用汽车拉到泺口执行的。还听说小孙(孙善帅)身中九弹才死去。他们没有跪下,站成一个圈,呼着口号,唱着《国际歌》一个一个倒下去。我们听到这个噩耗非常悲恸和愤恨。”彭瑞林回忆道。
在济南泺口刑场,遭敌人残忍杀害的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全国总工会特派员李伟仁、共青团青岛特支书记张梦荪、前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中共鲁南特派员唐东华、中共益都县委书记郑心亭、中共青岛市委秘书王清怡、共青团山东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中共临郯县委组织委员孙善师等九人,史称“泺口九烈士”。如今,在泺口的黄河大坝上,刻有九烈士形象的纪念碑矗立着,与呼啸的黄河水一同见证着沧海桑田……
“官不论大小,入党时间不论长短,他们都是好样的!死都死得英雄!”回忆起两位堂哥和他们生死与共的同志,孙善思老人一脸敬重。
孙善思告诉记者,堂兄虽然不在了,但他们并没有被忘记。一次,孙善思在城里和一位老人闲聊,当提到自己是桥西村人时,那位老人便打听起孙善师、孙善帅来,聊了不一会儿,老人竟痛哭起来……
閱讀更多 臨沂宣傳 的文章
